聲明:本文來自于微信公眾號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騰訊傳媒，授權轉載發布。
在所有聽起來比較無聊的事情里面，法律可能是最有的聊的話題之一。
提到法律，首先進入腦海的可能是那些嚴謹的條文，或是滿滿的敬畏感。但之所以說法律有的聊，是因為其作為一種社會規則，作為一種工具，可以被用來規范和解釋日常發生的諸多或驚心動魄的、或狗血奇葩的事情。
法律不是萬能的，但人人都需要懂一些法律。
40歲的安翔律師在騰訊新聞上聊了1年多的法律了，從各類極端殺人事件到家長里短的矛盾糾紛，從法律通識的普及到具體案例的分析，都是他的知識覆蓋熱區。
在普法視頻的鏡頭里，一米九的安翔總是穿著筆挺的西裝，娓娓道來，給人一種律師特有的安全感。離開鏡頭，他有時會出現在自己內容的評論區，跟懷著好奇心的網友隔空對話。
十多年來，安翔做過公務員，參與過法律援助事業，如今正在北京經營一家律師事務所。
與此同時，他也積極參與到面向大眾的普法活動中，于2020年成為騰訊新聞的知識官。而在自媒體和短視頻還沒有這么興盛的時候，他就時常以法律嘉賓的身份在央視、北京電視臺等媒體的法制類節目進行普法。
安翔認為，成為一個普法創作者的意義不僅是聲譽的提高，更在于通過媒體發聲，幫助社會更好發展。
那么，律師作為地球上最善辯的職業人群之一，是怎樣創作知識型內容的呢?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發布與騰訊新聞知識官、北京德翔律師事務所主任安翔的對話內容，一起了解有溫度、有態度的專業律師是如何做好普法內容的。
安翔律師的普法視頻。圖片來源:騰訊視頻
以下為安翔律師的口述內容整理。
我就是想干點事
1999年，我進入首師大學法律。說實話在學校的時候成績很一般，充分地享受了大學的生活，踢球、打籃球、登山各種運動，還有社團，都去了。認真學習法律其實應該是在工作當中。
畢業之后我就到了西城區司法局，2003年10月1日咱們國家開始實行《法律援助條例》，我覺得我這個人還是比較有正義感的，所以在發現這么一個直接維護公平正義的渠道，當時就非常激動，一點都沒有夸張，真的是激動，覺得這更加符合我自己干法律的初衷。
我去找領導申請說能不能去法律援助中心，因為法律援助中心是事業單位，而我是政府的公務員。一般只有人希望從事業單位到公務員，沒有人愿意從公務員去事業單位。而我就是后者，一個奇葩。
法律援助就是給經濟困難的人提供免費的法律幫助，我跟領導說，不行你就把我變成事業編都沒有關系，我就是想干點事。
后來領導也挺感動，就真的把我安排到了法律援助中心，而且還保留了我的公務員身份。最開始的工作就是在法律援助中心一線去接待咨詢，幾個月之后開始承辦一些法律援助類的案件。
從2004年1月份一直干到了2011年。在這個過程中辦了很多的案件，有很多管法律援助的人逐漸知道，西城市司法局有一個叫安翔的，業務還不錯。
到了2014年，我辭職下海去開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去做社會上的專職律師。
這和原來的工作性質就不一樣了，以前拿納稅人的工資，干固定的事，不用操別的心，只需要把業務干好。但是作為一個律師事務所，就要解決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同時也得處理好律師到底怎么執業的問題。
這一點上有很多的選擇，我要選擇一條什么樣的路?這就是我當時開律所給自己提的第一個問題。
對得起這個世界就好了
最后我的選擇是，我既要讓律所能夠有生命力和發展力地運行下去，讓更多的律師進到我的律所，讓大家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時我也會引導律所的整個方向，向著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方向去走。這既包括在收費案件當中有所為，有所不為，也包括在公益案件當中干干凈凈。
可能一個人在某個時間段因為不講德行的行為，會有很高的獲益，但是如果這個行業的人都去這么做，就完蛋了。
起碼到現在，我不認為我需要這么做。很多人因為正義感，因為有所為有所不為，他才更加信任你。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律師沒有底線，他對對方可以不擇手段，那這樣的合作伙伴是值得信任的嗎?
有些東西還是要有邊界、有底線的，各個行業其實都是。每一個行業的人如果都是出于追求短視的利益，不顧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最終的結果就是這個行業的壁壘就變成了互相傷害的資本。
所以到現在為止，那些違背法律、欺負對方當事人的案件我不辦;有些當事人認識我，拿著錢來的，我不接。不一定需要每個律師都像我這樣選擇，我自己做出了我的選擇，我對得起這個世界就好了。
還有余力的時候，我會引導大家去做更多公益案件。當以一個機構承接社會責任的時候，就有更大的能量。
我自己開辦律師事務所已經到第七年了，從人員和業務量的增長、收入的增加到對公益的堅持上一直都是良好運行的狀態。我覺得跟律所的定位——既希望它能夠改善大家的生活，也能夠讓大家有一個奉獻熱情、履行社會職責的平臺——是有關系的。
要允許律師給“壞人”辯護
保持職業道德，這是職業要求，但是同時你作為一個人，你的本色是有必要去保持的，不能隨波逐流。
如果我跟你說我給“奸淫幼女”的案件做過無罪辯護，你會不會立刻就覺得面前是一個禽獸?
作為正常人肯定會有這種反應，但作為律師，到現在為止有一些社會案件我還會去公開說，大家要允許律師給“壞人”辯護。因為判決本身就是要認定這個“壞人”是不是真的壞人，如果連這個程序都省了，那對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
當然，代理了這么多的案子，律師也是有可能陷入人身危險的，雖然以我這個身材，直接威脅我的人不多，倒是有對方當事人看見我害怕的（哈哈）。
有一次處理一個土地承包權的糾紛，跟對方進行談判，對方有點黑社會性質，一個老大帶著一大堆馬仔，非要逼著我們去簽訂一個“不平等條約”。當事人肯定是很恐懼了，我給當事人打氣，說從法律上來講對方沒有道理，原來的協議對當事人的保護是非常充分的，所以對方才逼著要改變合同。
談到最后對方發現我們不吃這一套，一個小馬仔站起來了，說你們幾個今天要不簽，就給你們拿車拉走。我就看著他，說給我們拉哪兒去?拉郊區埋了?你算算，這件事一共幾十萬的糾紛，你把我們5個人埋了合算嗎?
這么聊完以后，大哥一看軟硬不吃，又馬上開始握住我的手親切地說，安律師，你得幫幫我們，我們也不容易。
更多的情況則是有些當事人出言不遜的，這就屬于“小把戲”了。
官司打多了，也有職業病
做律師，經常打官司，或者是看到社會比較負面的東西，每天面臨的是壞人壞事，好人好事基本上不找你。特別是有的時候很容易把當事人的事情當自己的事情對待，所以某些時刻我也會陷入到負面情緒里。
前段時間處理一個離婚糾紛，夫妻本應是同林鳥，結果離婚時都不是各自飛了，是要各自射毒箭了，這個讓我覺得還是很傷感的。
有的時候感嘆人世間的、人心當中的惡，會有一些失望和失落，甚至在短時間內會有一點無力，無力不是在法律上。
法律上，事實、證據都處理好，辯論的口才我也不輸別人，這是工作，但是你不可能沒有感知、沒有感覺的工作。當你靜下來讓你的感受在心里和頭腦中自然流淌，這時候就會有一種悲傷的色彩。
我覺得職業病的問題還是跟每個人的修行有關系，一個職業肯定會帶來這個職業的色彩，甚至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你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會有很多好的東西，也可能帶來負面的東西，所以要時刻清醒地審視自己。
不要把你工作當中所看到的世界視為整個世界，也不要把你看到的這種概率視為真正客觀上的概率。
律師為啥要搞知識創作?
在前面，我講了很多作為律師的故事和價值觀，那么我為什么會選擇在做律師的同時，成為一個面向社會的普法創作者呢?
一方面這確實對我的事業有好處，它會帶來社會知名度。這種實際效果我一點都不害怕去承認，而且我非常樂于去承認，我認為這是一個律師具備一定能力的時候，讓大家了解你是一個好律師的必然過程。
有一些人在花錢買流量，但是我還是有自己的標準的，我是不花錢買流量的。不管是最早的時候在微博，到后來我去電視臺做嘉賓，再到現在跟騰訊新聞的合作，包括平時一些大的媒體的采訪，沒有花錢買來的，基本上都是口口相傳。
另外從一個理想的角度來說，我能通過媒體發聲，讓自己的見解能對這個社會的發展有所幫助，這是我切實感受到的東西。
以2018年的高鐵霸座事件為例，我應該是最早在采訪中表示要拘留。
當時有一個人在高鐵上半躺半坐著耍無賴，很多網友都說，這樣的行為難道不違法嗎?不應該受到法律的懲處嗎?
當媒體記者采訪我時，我說所有的鐵路部門都配備了鐵警，鐵路警察也有執法權，甚至有執法的職責，必須依法執行。這個過程當中我也舉了《治安管理處罰法》對于擾亂公共秩序應當采取拘留、罰款這樣的條款。
我相信這樣的回答對于鐵路部門原來的執法理念應當會有一個大的影響，那件事情的結果也是對當事人進行了直接拘留，從此之后幾乎所有無端的霸座行為都采取了直接拘留的處理方式。
所以，霸座看似是眾多作惡行為當中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對于人們在內心當中建立公平意識還是有很大影響的。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遇到殺人放火這種大事，但是能不能在身邊感受到公平正義、感受到法律的作用，這其實影響了人們對于法律的信任感。
如果大家都相信法律，都相信正義是能夠伸張的，那么大家自然會更多行善。如果都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尸骸，誰還去干好事?
“高鐵霸座”這件事情讓我感受到，原來一個法律知識可以對社會產生這么大的效果，所以希望通過媒體和平臺發出自己的聲音，幫助大家避開一些對法律的誤讀。
輸出內容時，表達態度是必須的
有網友說安翔最大的特色是會鮮明地表達自己的判斷，而且還比較精準。
對于我而言，表達態度是必須的，作為一個輸出內容的人，如果沒有自己的觀點和態度，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我只對法律負責，不對讓所有人愛聽負責。我不追求所有人跟我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當我提出觀點后，第一次人家會想，“嘿，這個律師站著說話不腰疼”，第二次、第三次，會有更多贊同的人出現。這個變化是有一個過程的，要豁達一點接受它。
至于解讀的精準，可能跟我一開始在法律援助中心做了很多年的一線法律咨詢有關系，法律咨詢要想做好是最難的，需要對即興發揮有所要求。
我覺得一個律師要有一定的社會經驗和比較全面的視角，還有深入思考的習慣，這樣就不會特別沖動、單薄地去看待一個問題了，而且也不會僅限于你自己日常所使用的法律去看待問題。
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去年發生的鮑毓明案，當事女孩剛過14歲，當時的情況是超過14歲沒有違背婦女意志就不算強奸。還有一個是，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實施的極端暴力犯罪，依據刑法來講，14周歲以下沒法定罪。
當時我在騰訊新聞寫了一個短內容，說這兩個14歲的標準已經成為了急需要探討和解決的問題了。
安翔律師在騰訊新聞發表對于14歲標準的觀點。圖片來源:騰訊新聞APP
2021年，“兩個14歲”的標準都調整了。一個是對14到16周歲負有照護職責的人有單獨的針對發生性行為的處罰條款。另外就是12到14周歲，如果行為惡劣程度致他人受傷或者是死亡，也要追究其刑事責任。
我認為我所做的普法內容和對事件的法律解析評論，或許不能直接改變什么，但起到了發聲的作用，我相信它們會產生影響力。
想做普法的律師，而非懂法的媒體人
也有網友問，社會事件中可以普法的點其實大同小異，作為一個創作者，是否會產生疲勞感呢?
其實我至今沒有這種感覺，因為法律包羅萬象，可說的點還是非常多的。而且法律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不斷在變化，不斷有新問題，不斷會有新方法。作為法律人，看著你講過的問題大家沒有明白，實際上也愿意再去講，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會覺得厭倦。
公眾學法律常識的重要性其實不需要我再太多贅述了，社會生活權利維護的底線就是法律，行為底線也是法律，你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必須做什么，以及不能怎么做，你是不可能好好生活的。
社會的發展決定了不管是從宣傳推廣的角度，還是從用法律思維影響社會的角度，都是要跟上媒體發展的步伐。我在傳統媒體，受眾以中老年為主，現在跟騰訊新聞合作，則中青年受眾更多一些，他們都是我的普法對象。
我也很喜歡錄視頻這種方式，這是我個性化的東西，我能夠應對自如，也恰好符合了大家當下的信息收集習慣。大家更立體地接受到更豐富的信息了，這有什么不好呢?
當然了，有些平臺過于快餐了，連把一件事講明白的時間都沒有，一定是掛一漏萬的，會喪失法律知識本身的嚴謹性，甚至會給大家帶來誤導，這個就不可接受了。
讓大家都養成一種能夠沉下來認真獲取信息的習慣是對的，不是越快的就一定越好，尤其法律這件事情。
說到視頻，也有人問，近兩年像羅翔這樣的普法內容創作者特別火，我會期待成為像他那樣的網紅普法者嗎?
我不期待成為網紅普法者，這可能對整個工作生活會產生特別大的影響，有些是正面的，有些可能是負面的。
比如現在以我的知名度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有時候被人認出來都會覺得有一些不知所措，真變成羅翔那樣有名的人，疫情結束也得戴上口罩，很頭疼。
我希望人家了解的是這個律師有溫度、有態度、有專業度，而不是只靠媒體效果、流量去生存。
我也希望能做一個別人知曉的好律師，而不是一個懂法律的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