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于中國居民消費是否處于升級狀態的討論持續不斷。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劉向東與學生米壯通過對比2009年和2016年的消費數據,揭示出一個令人意外的現象:盡管整體消費趨勢向上,但仍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在2016年表現出消費降級特征,即將更多收入用于滿足基本需求,而非改善型消費。
2016年,“消費升級”的概念風靡一時,電商平臺積極引入全球商品,品牌商推出高端產品線,政策層面亦強調提高供給質量。然而,兩年后,“消費降級”成為年度熱詞,拼多多等平臺憑借低價策略迅速崛起,活躍買家和GMV大幅增長。
到2024年,低價競爭已席卷各行業,電商平臺全年以價格戰為主,服務業亦受影響,部分一線城市餐飲業利潤大幅下滑。低價現象不僅引起政策層關注,公眾也開始擔憂其對企業利潤和勞動者收入的影響。
劉向東認為,低價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供給能力升級、消費代際更迭帶來的“質價比”追求,以及收入下降導致的真正消費降級。他強調,前一種低價是消費行為迭代的結果,無需過度擔憂;后一種低價則需警惕,需通過宏觀政策介入解決。
劉向東指出,電商平臺通過新商業模式和技術手段降低商品和無形服務成本,持續掀起價格戰。然而,這種成本降低并不以犧牲質量為前提,平臺提供的低價產品仍符合消費者對質量的預期。他強調,“質價比”是一個比例,消費者會根據質量下降的幅度和價格下降的幅度做出選擇。
在探討低價現象的成因時,劉向東提出了“相對的低價”和“絕對的低價”兩種敘事。前者是消費代際更迭的體現,推動優質產能迭代,釋放新的消費空間;后者則是由收入下降導致的,加劇了“低價—低質”的負向循環。
劉向東認為,要走出低價共振的困境,需分類施策。一方面,要順應消費行為規律,鼓勵發展型、享受型消費,減少政策限制;另一方面,要通過增加工作機會、提高收入來擴大消費。他強調,收入是制約消費的關鍵因素,只有收入提升,消費者才會為高質量產品買單。
劉向東比喻中國人的消費就像上臺階,有些人停留在同一層欣賞風景,有些人則因爬不動而需要休息。他相信,隨著收入和資產價格恢復正常,中國人對產品品質的追求將重新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