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上限決定了消費上限，而消費的高低，又直接關系到國內互聯網企業的利潤，以及它們愿意在研發創新上投入多少。
互聯網浪潮，可以說是進入21世紀以來，改變國內商業體系的最大技術變革，從20世紀末開始，一批國內互聯網公司成立，它們運用硅谷的技術和商業模式，成功改造了我國的消費零售生態。
但在收入和利潤的影響下，從研發的角度來看，它們還不夠“高科技”。
和美國今天的科技行業七巨頭相比，我國高科技公司，尤其是互聯網行業，仍然有不少的差距。
在美國科技行業，一開始是微軟靠著電腦操作系統稱霸市場，然后是蘋果重新定義了手機，之后是亞馬遜開創了電商時代，然后是谷歌搜索、Facebook社交，現在則加入了英偉達和特斯拉，一個是芯片第一股，一個則是新能源汽車第一股。
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都做到了各自的第一。
微軟是操作系統的第一，并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獲利頗豐；而蘋果則是智能手機當之無愧的利潤之王，盡管市占率不是第一，但利潤率同樣碾壓同行。
亞馬遜和谷歌則是電商和搜索領域的絕對王者，而全球社交巨頭則由Facebook牢牢把控，最后就是芯片第一和新能源汽車（特斯拉是市值最高）的第一。
這七大巨頭，是美股科技公司中市值最高、市場份額最大的科技公司，也是領導美國股市長期走牛的龍頭。
與之對應的，是國內的騰訊、阿里、京東、百度、字節跳動、拼多多和比亞迪等等。
除了微軟和英偉達是絕對的王者之外，在每一個賽道都有同樣的國內科技公司在競爭，但美國的科技公司，在這方面的確也某種程度上領先。
比如電商賽道，美國只有亞馬遜一家獨大，因此也占據著更多的資源和利潤；國內則有阿里、京東、拼多多三足鼎立，甚至還要加上抖音電商四大天王。
和美國相比，國內的科技公司所要面臨的競爭環境顯然更為激烈，這種產業組織結構上的差異，也導致國內的競爭程度遠大于美國市場，對企業來說，這種競爭直接導致的后果就是利潤率，當利潤沒有那么高的時候，研發費用自然也低。
在經濟學上，這也是一個典型的縱向差異化模型。位于相對低端的企業主動拉開和先進企業的差距，從而獲得低端細分市場，這也比直接去和先進廠商拼技術搶市場要理性得多。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高科技公司最終做的都是消費的生意，而消費市場的大小，也直接決定著高科技公司在研發投入上的強度。
例如，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僅僅只有39%，而美國這個數字是69%，在絕對的數字面前，美國科技公司的營收更高，利潤更大，自然也就有更多的錢愿意投入到研發里。
從數據上來看，亞馬遜的營收是國內三家電商同行阿里、京東、拼多多之和的1.83倍，但在1.83倍的營收之下，亞馬遜的研發費用卻是這三家電商平臺之和的7.12倍。
在同樣的營收之下，亞馬遜的研發費用要顯著高于國內同行，究其原因，除了企業利潤率的問題之外，剩下的就是價值觀文化之間的問題了。
比電商差距更大的是搜索引擎。谷歌年度營收是百度的16倍，研發費用則是13.13倍，看起來似乎不多，但這個差距在過去十年時間里擴大了30%至60%，這也體現在百度的市值上。
而表現最好的，反而是騰訊。
同樣是社交巨頭，Facebook年營收是騰訊的1.55倍，研發費用則是4.2倍；這個差距在過去十年時間里大約縮小了10%。
只有手機和汽車是一個例外。
2019至2020年間，華為逼近了蘋果。從年度營收額上看，當時的蘋果是華為的2.1倍，凈利潤則是6倍。但華為的研發費用反而是蘋果的1.1倍，這意味著華為在研發上的投入非常之高。
如果用研發費用除以凈利潤的比例作為研發強度指標對比的話，那么蘋果僅僅只有華為的15%，而這，大概也是華為被美國打壓的根本原因，華為的確足夠強。
在汽車行業，比亞迪營收是特斯拉的90%，但研發費用卻是特斯拉的140%。
一些行業的特性，也決定了該公司的研發強度。
例如在手機、汽車這類制造業實體科技公司里，我國科技公司的研發強度并不比美國同類公司弱，甚至還要比他們更高。
但在社交、搜索、電商領域，研發差異依然較大。
而這，大抵上也反映了不同公司的預期心理。電商、社交、搜索，看起來的確不那么需要太高的研發強度，且這些領域競爭激烈，在數家同類公司的競爭下，公司的優先級顯然也更愿意去關注當下年度業績，而不是長期的研發投入。
總體來看，我國的互聯網企業仍然算高科技公司，盡管在一些領域研發偏弱，但這也并非是公司的問題。
在消費降級的今天，居民消費占比偏低，企業營收、利潤、競爭都在加劇的大背景下，企業不得不用更多精力去關注當下的業績，從而忽視了長期的研發投入。
更重要的是，當消費不足、信心偏弱的時候，企業對未來的預判，可能也不足以支撐他們每年較高的研發投入。
從這個角度講，只有拉高收入、刺激更多家庭消費，才是國內科技公司更多投資未來的核心。
end.
作者：羅sir，關心經濟、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