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陽的一天從早晨 6 點開始。起床，吃飯， 7 點到達北京市惠誠律師律師事務所。如果沒有外出開庭的安排，就在單位寫法律文書；如果有開庭任務，他需要換乘多種交通工具在省市之間穿梭、奔波，常常是用一個面包一瓶礦泉水草草打發了午飯。碰上急件，他會把一份法律意見書寫到第二天凌晨 4 點。
像他這樣的律師在北京有 37351 名。根據 2021 年 7 月北京市律師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0 年底，北京擁有 2887 家律師事務所，每萬人擁有律師數達到 17 名——是司法部在《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綱要(2018~ 2022 年)》中提出的“全國每萬人擁有律師數量”目標的 4 倍。
如果說楊朝陽和其余三萬七千多名律師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的“雙重身份”。在快手上，他是有著一千多萬粉絲的“網紅博主”。當他打開手機，無數條私信從中國廣袤大地的隱秘角落向他涌來，家庭婚姻、財產分配、勞動爭議、民間借貸，交通事故等等，每條提問都指向一個個亟需解答的生存難題，牽扯出一段段人生故事。
“我是朝陽律師。”商貿中心寫字樓里的白領和城鄉結合部的菜販同時收到了更新提醒，一個一到兩分鐘的視頻，將財富、地域筑起的智識壁壘推倒。簡短、清晰、明了，這是楊朝陽在線上建構的法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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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朝陽今年 34 歲了，但很多委托人都說他看起來像 40 歲。楊朝陽對此的認知是“這非常好”，因為律師太年輕了只會讓當事人覺得經驗不行、閱歷不行，一個看上去執業十五年的律師肯定要比十年好。
事實上，成為律師并不是楊朝陽的職業第一選擇。在高中時代，他想做的是治病救人的醫生，法律專業是父母為他做出的選擇。
“當時我對法律根本就不懂”。進入大學以后，楊朝陽背了幾年的法條，日子過得很枯燥，畢業時他通過了司法考試，隨后水到渠成地選擇了律師這一職業。 2011 年， 24 歲的他開始了為期一年的實習，跟著合伙人做刑事案件方面的法律工作。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是位年輕的小伙子，以轉賣二手車為業。一次由于客觀原因發車受阻，客戶沒收到車，在北京報案稱其詐騙，小伙子隨后被公安抓捕。
“這個案件處在詐騙和非詐騙的中間地帶，完全有可能被認定為詐騙，”十年過去，楊朝陽記憶猶新，“但通過我們的努力，最后檢察院對他不起訴，因為認定他詐騙的事實不成立，不構成詐騙罪。”
小伙子被無罪釋放，他和母親來向楊朝陽道謝時，楊朝陽由衷地為母子倆感到高興。這件事也成了他律師生涯的真正起點，給了他從未有過的榮譽感和成就感。此時，他一方面發現做這行非常有挑戰性，每天都要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案件。另一方面他也感覺到，法律資源的分配極其不平衡，法律知識普及仍然不充分，在生活中還有大量需要法律幫助的人，尤其是在農村及三、四線城市，卻囿于地域律師資源的匱乏，往往面臨求助無門、訴苦無路的情景。這一切都讓他下定決心要做一個“為當事人負責任、能對當事人有所幫助的律師”。
曾經有個說法是“律師五年是個坎兒”，是指實習律師轉正職的最初幾年，收入不高、工作辛苦，付出與收入常常不成正比。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都堅持不下去，不少人轉行去公司做法務，但楊朝陽憑著興趣和熱愛“挺過來”了。除此之外，陪伴他捱過這段積累期的還有他新開發的“副業”：在快手上做普法視頻，講解法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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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短視頻剛剛興起，楊朝陽也是在這時無意接觸到了快手。在覺得“好玩”的同時，律師的職業敏感性讓他捕捉到一個信息：當時平臺上娛樂性內容較多，法律板塊則是一片空白。“這么好的一個平臺，為什么不通過它給大家普法，給大家答疑解惑呢？這樣的話應該能夠幫助更多的人。”于是，他嘗試著錄了第一個視頻。
作品是很用心編制的，效果卻并不理想。“我個人認為那個視頻非常好，覺得應該會受到粉絲的喜愛。結果發上去之后沒有什么動靜，后來一看，播放量也很低”。
他靜下來反思了一下，認為是選題的專業性和學術性太強了，作品要贏得觀眾的喜愛，要先把法律的姿態從高閣中降下來，做“接地氣”的、能夠貼合大多數人生活實際的內容。于是，長難句嵌套的句式不要了，過時的、老舊的、偏門古怪的案例不要了，楊朝陽將法律的觀點和生活中的小案例、口語化的表述結合在一起。漸漸地，視頻選題變成了“民間借貸借條怎么寫，欠條怎么打”“怎么起訴要錢”“老賴有什么受到限制的地方”和“生活中哪些行為構成犯罪”。
改變取得了成效，楊朝陽的視頻上了熱門，。那時楊朝陽沒想過自己真的能“火”，閑下來看看手機，“粉絲不多，但那個小數字在慢慢上漲”，心里特別高興。
因為是快手法律板塊的“拓荒者”，同類型內容創作者寥寥，楊朝陽的粉絲積累得非常快。最開始的幾年他建了四、五個粉絲微信群，每個群的上限容量是 500 人，全部都加滿了。每天到家之后楊朝陽不干別的事，“就往那一坐，拿起手機，給大家解答法律問題”，全部是免費咨詢。往往是一刻不停地解答到夜里 11 點，“實在不行了，累了，就吃口飯”。這樣堅持了一段時間，他覺得太疲憊費神，沒辦法繼續維持下去，不得不把答疑的頻率降低。
但即使這樣，一年里，通過直播和私信，楊朝陽回答的法律問題也有至少 3000 多個。
提問內容千奇百怪，令楊朝陽訝異的是，有不少粉絲會向他咨詢同一個問題：“怎么才能在線下找到律師？”他發現，提問者大多居住在農村或者三、四線城市，整個地區范圍內只有一到兩家律師事務所，總共十幾個律師，“有些地方甚至只有不到十個律師”。
而更多的時候，當事人連“求助律師”的意識都十分淡薄，楊朝陽對曾經接手過的一個案件印象深刻。被告人是一對老實的農村夫妻，子女在外打拼掙了錢，給父母在村里建新房，鄰居家卻有了意見，要求老兩口建房不能留后門、留后窗，在房子封頂時前來鬧事。老人被逼無奈，在沒有仔細查看的情況下在鄰居給的紙條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隨后對方聲稱，老兩口曾立字據承諾不留后門后窗但已然違約，以字條為據，把老兩口告上了法庭。
楊朝陽接手時案件已經是二審。一審時老兩口沒有委托律師，只是簡單查了資料就認為這個案件自己能贏，在庭審過程中，老兩口在對方弄丟紙條、僅出示紙條復印件的情況下，沒有要求核對原件就直接認可了簽署紙條的事實，雖然隨后強調自己是“被逼著簽的”，但案件無可避免地滑向不利的方向，由此敗訴。
楊朝陽了解情況后非常惋惜，“他們對于法院要審查什么事實、哪些屬于關鍵內容，都不了解。說了很多跟案件審理關系不大的話，但都沒起到太大作用”。在沒看清內容的情況下就簽署了紙條，紙條的內容有諸多“小坑”，相當于鄰居下了個套，但老人家并沒有識別出來；前去應訴但沒有委托律師，在對方律師的引導下錯誤地表述了事實；沒有及時舉出有利證據、直接承認了一些無據事實；此外，有大量證據證明房子是子女出資建造的，對方的起訴對象壓根就錯了，但老人并未指出……
在二審時楊朝陽和同事竭盡全力，最終也沒能改變一審敗訴的結果。他覺得這樣的事情“客觀上看是很不公平的”，因為“不懂法”造成的悲劇，楊朝陽在從業的十年間接觸得不少，每一次碰到都還是覺得，“太可惜了，太難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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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短視頻的時間久了，楊朝陽也感受到了一點當“網紅”的好處。最直觀的表現是，現在出門，已經有人會認出他了。
那是 2018 年，他去天津武清辦理一個刑事案件，一下車在飯店大堂里，很快就被同去吃飯的粉絲認出，一群人蜂擁而至。“你好朝陽律師，我是你的粉絲特別喜歡你，你的每個作品我都會點贊”，一群人在酒店門口合了張影。楊朝陽自我調侃，怎么就成了名人了，“跟明星似的”。委托人在旁邊目睹了這一幕，說楊律師你還挺厲害的，沒想到粉絲會認出你來。此時是他在快手直播的第三年，已經積攢了一百萬粉絲。
又是三年過去，如今快手平臺的法律板塊早已不再是當初的荒原。名字中帶著“律師”字樣的注冊用戶越來越多，憑借內容上微妙的領域細分，不少內容創作者積累起了數量可觀的粉絲群。楊朝陽的同事也有不少注冊了快手賬號，日常大家走在一起，大家還會開玩笑的調侃，“楊律師在快手那是屬于頭部的。”
也有不少受到過幫助的人成為了他的忠實粉絲，看到有人夸“朝陽律師你好帥”，他也會高興一陣。但他更喜歡的是粉絲告訴他，你更新的視頻確實實實在在幫到我了，按照你的方法去做，確實得到了一個比較好的結果。有的粉絲在咨詢過后給他郵寄了十箱蘋果，這事讓他念念不忘，因為蘋果是正宗山東煙臺產的，“特別甜，特別好吃”。
負面的聲音也有，有人惡意揣測，說律師工作這么忙，竟然還有時間普法，估計是個假律師，是來網絡上騙人的。對這種留言，楊朝陽看得很淡，當律師這么多年，他見慣了事物背陰的一面。
無限延展的社交網絡正在試著打破一切界限，也創造出全新的連結方式。但因為最終的落點是“人”，線上和線下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差異。絕大多數時間里，一線城市和農村地區居民的情感強度難分高下，經歷的曲折程度也并無太多不同。焦慮、苦悶、糾紛、爭執、誤解、事故被機器編碼，轉換成文字，被網線傳輸到他眼前。他的安慰、建議、同情、善意乘著法律的小舟，駛向千里之外的另一塊屏幕。他每每告誡自己，“這個世界太亂了，一定要秉持一顆初心堅持做自己，做一個好的專業的律師”。
談及未來，楊朝陽說自己還是想要把視頻做的更多樣一點，比如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從比較有意思的切入點還原整個案件，把視頻做成一集一集連續劇的形式，或者舉辦“模擬法庭”，把整個法庭的庭審呈現出來。
現在回頭看在快手直播的這些年，他的感受是法律圈子的線上生態正在不斷變好，他感謝這個互聯網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