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本文來自于微信公眾號Yourseeker(ID：yourseeker2018)，作者：西昻翔，授權轉載發布。
本系列屬于非典型更新，基于我每周看到的海外 VC、創投媒體 newsletter 推薦我覺得不錯的優質英文文章。單條內容稍短，閱讀壓力很輕，但信息量足夠扎實。
從日常工作、學習、娛樂、鍛煉，所有你能想到的事情都可以交由某個巨頭完成(國內也有完全不弱甚至更強的同類產品)，我們討論它們，理解它們，受益于此，也受困于此。
言歸正傳，本文有以下 5 條內容：
1)Zoom 的另一種可能
2)Quibi 已老，TikTok 正年輕
3)“資本主義”的有效性從何而來?
4)約會神器 Tinder 如何看待自己的壁壘與缺陷?
5)Marc Andreessen 為何推翻自己十多年前的高效生產力指南?
1)Zoom 的另一種可能
思考 Zoom 這家公司有一段時間了。目前有部分零散觀點和證據，但還不足以串成一個完整邏輯。所以先分享一個比較認同的視角，來自 Ben Evans(他的每周 newsletter 我必讀，是目前為止最值得花時間的沒有之一)。
在 Snapchat 推出之前，已經有 Flickr、Facebook、Instagram 等多種解決方案，分享圖片的產品雖多，但 Snap 提出了一堆以前沒人真正問過的奇怪問題。
比如，為什么必須按下相機按鈕拍照而不是在 App 里直接打開相機?為什么人們要保存所有圖文消息(它和之前保存所有電話記錄有何不同)?Snap 甚至進一步提出：“為什么人們要發送圖片?潛在的社會目的是什么?”事實上，你并不是真的要向某人發送一堆像素，而是借此實現交流。
這個問題套用到 Zoom 上也一樣。它很好地解決了接入視頻電話的困難(即提供了足夠便捷易用的工具)，但實際上 Zoom 并沒有真正問過人們為什么要加入視頻電話會議。
Zoom 消解了通訊工具需要跨過網絡效應門檻的必要性，但同時，這意味著它無法構筑網絡效應壁壘。
2)Quibi 已老，TikTok 正年輕
從目前的公開數據看，Quibi “出師未捷身先死”幾成定局。最近 Ben Thompson 寫了一篇長文闡述對 Quibi 的看法，敘述邏輯還是略顯復雜。。我讀完之后寫了個 brief，供參考：
Quibi 創始人卡森伯格認為：娛樂內容的代際變遷由科技、創造力共同疊加完成。電視時代把過去的電影內容移植到了家庭場景中，使得高品質視頻得以更方便地消費。既然上一次的變革已然由電視完成，而現在人們的主力設備是手機，那么 Quibi 給自己定義的使命就是，引領這一次風潮，將同等品質的視頻內容無縫轉移到手機。
Ben 對此并不看好，他認為，手機作為消費視頻主力的新時代確實來了，但卡森伯格似乎忽略了幾點：
其一，手機不僅是視頻消費設備，還是視頻創作設備(攝像頭捕捉素材、剪輯軟件完成進一步加工)
其二，網絡的便利性和手機的超高滲透率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上傳任何內容
其三，曾經決定人們消費內容的是極少數編劇、導演、演員、策展人，而眼下，算法接過了這個角色。
在過去，影院屏幕并不那么多，人們特意去到影院的時間也不多，因此電影時代的視頻內容策略是以稀缺滿足稀缺。但電視時代尤其是手機時代的來臨，伴隨著兩個變化：
第一，內容消費場景多樣化，人們的時間不再稀缺。
第二，互聯網/科技本身是反稀缺的，它通過提供大量且冗雜的東西過度滿足消費者，然后真正好的會脫穎而出。視頻內容的生產不再稀缺。
Ben 認為，這種豐裕和稀缺的矛盾有點像 Shopify、Amazon 今天的處境。在他看來，Amazon 代表了“影院時代”，它優選最易規模化、滿足人們最大公約數需求的商品，然后送貨到家;而 Shopify 是“電視、手機時代”，它作為開放平臺不需要為用戶需求那么負責(因為這個問題是商家應該解決的)，只要成功的第三方商家一直在這里開店并交納“渠道費”即可。
因此，商家在 Shopify 上的流失率高，既是消極信號也是積極信號。消極之處是大規模商家無法持續為平臺付費，平臺收入可能不穩定;但積極之處在于，它降低了開店門檻，不對的東西被淘汰得很快，但有可能對的東西出現得也非常快。于是，最終整個生態繁榮、正向運轉的可能性是越來越大的。
TikTok 也是類似邏輯，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始終讓一小撮人生產最優質的視頻內容(長+短)，而是始終吸引最有創造力的人才來這里上傳內容，并給他們足夠大的流量讓其留下來。
即，TikTok 的策略是過度滿足，符合互聯網時代的充裕邏輯;而 Quibi 的思路是優中選優，延續了好萊塢電影時代的稀缺邏輯。
后者相比前者毫無優勢可言，因此，Quibi 和卡神老了。
Ben 最后指出，TikTok 陷入中美之爭，數據無法通用，使得它也面臨比較大的危機。而前迪士尼高管負氣出走、履新字節，其實無法切實幫助 TikTok 走出眼下的困境。
3)“資本主義”的有效性從何而來?
其實我原本給這個文章起的標題叫：管中窺豹，資本主義是如何宣揚正能量的。需要說明，這個標題并不夸張。和我們熟悉的另一種主義不同，這篇文章也在弘揚正能量，但看上去，它更值得被信賴。
原文作者一開頭的觀點就讓人眼前一亮，他說，我們對兩件事情是深信不疑的。
哪兩件事?
其一，資本主義之所以 work，是因為有一個強大動力在驅使。和平、安定時期，這個動力叫做“利潤”。而當外界環境劇烈變化，生存成了動力之源，那么它的強勁爆發將遠超人們的想象。
以美國 1930 大蕭條為例。經濟學家亞歷山大·菲爾德(Alexander Field)的結論是：“總體而言，1929 年至 1941 年，是美國經濟史上科技進步最迅速的時期之一。” 1930 年代，生產力的增速是十年前的兩倍。
究其原因，1920 年代是休閑時代，這個階段人們負擔得起放松。而 1930 年代是瘋狂解決問題的時代，因為此時人們別無選擇。
大蕭條導致了經濟崩潰，但也正是在這個階段，誕生了微波爐，防曬霜，噴氣飛機，火箭，電子顯微鏡，尼龍，影印技術，聚四氟乙烯，直升機，彩電，有機玻璃，民航，大多數塑料產品，合成橡膠，自助洗衣店以及其他無數發現。
二戰是另一個例子，那六年，同樣是歷史上各項技術發展最快的六年。二戰之初，大多數軍隊還在用冷兵器，還有騎兵。這場戰爭結束的時候，核裂變技術已經成熟。
簡而言之，最重要的創新源于恐慌引起的需求，而不是和平時期的美好愿景。
其二，動蕩通常始于自滿，最終變成過度反應。
當普通人都環顧四周且意識到處境多么糟糕的時候，事情往往不會繼續惡化下去。也許就在一年之后，他們回頭一看就會發現，當初自己多慮了。
當然，也許不只一年，也可能是更長的一段時間。但是事后看來，我們總會發現，悲觀主義曾經走得太遠了。
4)約會神器 Tinder 如何看待自己的壁壘與缺陷?
Tinder 現 CEO Elie Seidman 最近接受 The Verge 采訪，挺有料的。主題很簡單，圍繞 Tinder 用戶行為的變化談談“疫情時期的愛情”。
通篇看下來，Eile 有這樣幾個觀點挺好玩的：
其一，即便是在性觀念更加開放的北美，陌生人社交 App 也曾被污名化，2012 年 Tinder 剛在美國校園流行起來，和幾年前國內陌陌的名聲差不多。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主流文化開始認同，“恥辱感”會逐步下降;
其二，Elie 把互聯網分成了三個大類——信息互聯網、商務互聯網和社交互聯網。他認為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把線上平臺當成真實的線下場景，在類似 Tinder 的平臺閑逛(而非單純帶著某種目的);
其三，被問及如何看待 Fortnite 可能的競爭關系時，Elie 重點提到，大型多人在線游戲便于社交的原因是為用戶提供了天然、流暢的場景，而 Tinder 的優勢是，用戶年齡特征和使用習慣，這是其他任何平臺都代替不了的。這個平臺依然聚集了最多、最想認識陌生朋友的年輕人，目的性和意圖就是它作為社交平臺最強的壁壘。
5)Marc Andreessen 為何推翻自己十多年前的高效生產力指南?
十年多前，Marc Andreessen 發布了一份非常知名且反常識的生產力指南。他認為要讓人沉迷于工作很難，而當時市面上給出的大多數建議都是錯的，所以他給出了自己覺得真正有效的建議：
第一，不要給自己制定計劃。隨時開始你認為最重要或最有趣的事情
第二，只保留三個 List，Todo List，Watch List，Later List。必須要做的事放進 Todo List，需要持續跟進的事放進 Watch List，未來有興趣做或有時間再做的事情放進 Later List，如果一件事不能排進這三個 list，就當它不存在
第三，每天睡覺前準備一個卡片，列出第二天要做的 3-5 件事，然后第二天真的去做這些事
第四，結構性拖延。如何治療拖延癥?只需在你極力抗拒做當下這件正事的時候，很自然地遵從這個想法，轉頭去做另一件你當下不那么排斥、但依然重要的事即可
(這份生產力指南本身較長，鑒于本條內容主要不是談它，鏈接放在文末，如有興趣可以深入閱讀。)
有意思的是，最近 Marc Andreessen 又出來接受采訪了。訪談時間是今年 5 月，挺新鮮的。而這一次，他推翻了 2007 年舊指南的大多數看法。
最讓人大跌眼鏡的就是，曾經最討厭計劃日程的他，現在無比遵守日程安排。我們甚至可以一睹他最近的 calendar：
當然，此次訪談最有價值的并不是這張表，也不是獲悉 Marc 成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人。而是去探究背后原因，他為何發生了這樣的轉變?
我覺得此次專訪中他把原因講得很清楚了。再加上全程討論的問題都很抓人，Marc 給出回答也挺真誠，我確定它是最近出現的一篇非常值得細細看完的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