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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麥肯錫又出了一份重磅宏觀經濟報告。
從標題開始就是滿滿的信息量——《快進中國：新冠疫情如何加快五大經濟趨勢》。不是暫停，不是逆轉，居然是快進?
直到認真看完報告，才搞清這個“快進”的深意。麥肯錫不愧是麥肯錫，他們并沒有停留在對宏觀經濟的表象分析上，如果以GDP增速看，新冠疫情的陰影下，顯然全球沒有哪個經濟體能談得上快進。
隨著疫情的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一再調低 2020 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 2 月還是樂觀的+3.3%， 4 月直接調到-3%，在這個全球90%的國家地區都將進入GDP負增長的悲觀預期中，中國好歹還被認為有望實現1.2%的正增長。雖然是矮子堆里拔高個，但這絕對稱不上是快進。
那麥肯錫說的“快進”到底是什么呢?
原來，他們在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持續跟進和研究中發現：
疫情讓五個原本就存在的趨勢出現了加速，通過揭示這些影響宏觀經濟深層次的“快進”，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也更加清晰。
1.數字化
經濟領域的數字化，其實約等于電商化。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1- 2 月份，電子商務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例為21.5%。麥肯錫的報告顯示，今天這一比例已經快速上升至接近25%。這進一步拉大了中國數字經濟(電商)與其他國家的差距。
之所以電商占比能在短短幾個月間提升這么快，與過去被認為很難電商化的板塊也開始觸電有關。
最典型的例子是線上問診和線上賣房的爆發。 618 期間，京東和蘇寧都正式上線房產板塊，直播賣房開始成為可能。報告顯示，這兩個板塊都是在一兩個月間經歷了幾十倍的爆發式增長。
除了BC2 零售的電商化加速，B2B的電商化也不容小覷。
居家辦公需求火了釘釘、企業微信，虛擬拜訪客戶的需求火了銷售易、紛享銷客等銷售管理軟件。而且可以想見，在5G的推動下，這些遠程數字化辦公和互動工具會進一步加快普及。
這里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背景信息。盡管遭遇新冠疫情，但中國電信企業 2020 年的5G發展目標保持不變。在大盤總體放緩的情況下，為什么5G目標保持不變?就是因為數字化的加速彌補了放緩的部分。
2.全球依存度降低
麥肯錫的跟蹤研究表明，過去 10 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更多已轉向國內——消費市場的快速擴張、供應鏈的本地化程度加深以及對創新的高度重視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因此，中國在人力、資本和技術方面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相對依存度有所降低。這里面也隱含著機會，即國內市場、技術和資本的重要性提升。
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從過去以貿易和投資為主，變成以消費為主。有統計數據為證：中國貿易順差占GDP百分比從 2007 年的8.7%降至 2018 年的0.8%;而消費對中國GDP增長貢獻率已高達60%-70%。
與此同時，世界對中國的依存度卻在過去 10 年穩步上升。
雖然美國商會 2019 年對在華跨國企業高管進行的調查顯示，近40%受訪企業考慮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地區，如東南亞的新興市場。2/ 3 的受訪企業稱，中美貿易摩擦導致的關稅問題是他們考慮的主要原因。
但麥肯錫的報告認為，一方面中國政府最近宣布了許多鼓勵外資繼續在華投資的政策舉措，另一方面，很少有國家/地區擁有像中國這樣成熟且高度規模化的制造業生態系統，要找到替代者并不是這么容易。因此，中國可能仍是全球重要的增長引擎。
麥肯錫報告也指出，目前中國唯一的“軟肋”是科技價值鏈的某些環節仍需依賴其他國家和地區。中國的知識產權進口額是出口額的約6 倍。所以，中國政府出臺了各種政策來降低對海外的技術依賴，在一些情況下，催生了不同的科技生態系統。
3.競爭加劇
第三個“加速”與我們的感受更貼近，即企業的兩極分化和競爭加劇。
麥肯錫的跟蹤研究發現，中國企業一直有明顯的頭部效應。這種頭部效應有多嚴重呢?頭部10%的企業獲得了大約90%的總經濟利潤。在世界其他地區這一比例約為70%。
而且，中國頭部企業占據絕對領先優勢，其資本回報率達14.6%，是市場平均水平(6.8%)的兩倍。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頭部以下，腰部缺失，大量尾部企業生存困難。
麥肯錫的報告顯示，從第 40 個百分位開始，中國企業創造的經濟利潤價值開始下降。這意味著，除了前30%的企業能實現盈利，有高達70%的企業表現不佳甚至大幅虧損。
但是，不要以為做到頭部就高枕無憂。中國的頭部企業始終戰戰兢兢，因為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被人擠下去。
麥肯錫的報告顯示，在排名前20%的中國企業中，只有36%的企業能夠持續領先 10 年，而北美這一比例為53%。這也是媒體圈流行“下半場體”的原因，沒有誰的地位穩固無虞，隨時有對手殺入拖你進入下半場。
而疫情的爆發，讓中國企業的兩極分化更加明顯。
只有敏捷性和數字化方面表現突出的頭部企業才能及時抓住商機，奪取市場份額。比如，疫情高峰期，加盟外包模式的物流公司全面停滯，自營模式的京東和順豐卻獲得了翻倍增長的訂單。全國多數工廠被迫停工時，富士康反應迅速，調整生產線轉產口罩，幾乎沒有因疫情停產造成損失。
這與疫情期間北京大學對中小企業進行的調查結果也相吻合。那個調查顯示，約20%的中小企業現金流撐不過一個月，60%的中小企業撐不過一個季度。
4.消費者日漸成熟
第四個“加速”來自理性消費，年輕一代的沖動消費、提前消費被叫停。
過去麥肯錫在市場調研中曾經發現過一個特別敢花錢的人群，他們20- 30 歲，生活在中國的二線及以下城市，工作穩定輕松，空閑時間多，麥肯錫稱之為“年輕購物達人”。這些人在 2018 年經濟遇冷大家普遍縮減開支時，逆勢大膽消費，貢獻了 2018 年消費支出增長的60%。
但麥肯錫的跟蹤調研發現，即使是這群從不擔心收入的人(因為父母有能力承擔他們的開支，包括支持他們買房)，也在這次疫情中發生了深刻的改變。
下面這張流傳甚廣的圖或許道出了一部分原因。疫情前，一些年輕人可以依賴父母，想買就買，還能趾高氣昂地教別人做人。誰成想疫情讓老爸的工廠倒閉，嬌生慣養的公子哥也不得不一夜長大。
調查顯示，在2019 年底至今年 3 月期間，以年輕消費者為主的消費貸款減少了22%。超過60%的年輕消費者有意制定消費計劃，減少沖動消費。出生于 1995 年至 1999 年的消費者尤其如此，其中有3/ 4 表達了這種意愿。
還有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來自消費投訴。
廣東省一季度消費投訴量同比上升近四成，達9. 8 萬件，表明消費者對低劣產品和服務的容忍度下降。麥肯錫認為，疫情讓中國消費者變得更謹慎、更理性，傾向于花更少的錢購買更高品質的產品。這時候花出去的每一分錢都經過思量。
5.私營企業和社會組織嶄露頭角
對比 03 年非典疫情，麥肯錫發現 03 年政府和國企是經濟復蘇的主要推動者;這次新冠疫情，雖然國企依然扮演關鍵角色，但私營企業、尤其是頂尖科技企業，也為抗疫和復工復產貢獻了巨大力量。
典型的例子是各地“健康碼”，科技企業為幫助防控疫情首創健康碼追蹤體系，幫助市民自我報告和追蹤感染情況，迅速在全國推廣應用，為一線防疫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互聯網科技，沒有“健康碼”，我們要如何在有序復工的同時科學的精準防控?
另外，中國社會組織數量在 2009 年至 2019 年間增長了一倍，基金會和其他慈善組織的影響力也逐漸擴大。疫情期間，這些組織在整合捐款和物資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麥肯錫的報告指出，私營部門不僅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還承擔起越來越重要的社會角色。政策層面的討論表明，新冠疫情有可能加速推進備受關注的土地、金融和勞動力市場結構化改革，為私營部門發展開拓更廣闊的空間。
這五個“加速”，穿過GDP數字的表象，為我們揭示了中國經濟從國際戰略，到體制改革，乃至行業發展、企業競爭、消費心理等多層次的發展動能。
畢竟，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悲觀的1.2%的GDP增長預期，還是中國經濟學人相對樂觀的3.7%，一個最終的數字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方向，也無法告訴我們機會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