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ko 10月15日消息】上周的聯合國大會公布了一項新的計劃，成員國接收難民的人數將翻倍，援助規模也將擴大。但是在政要們對這項不置可否的方案高談闊論時，聯合國首位創意總監佳加博·奧羅拉（Gabo Arora）正在默默向代表們介紹著一種新的媒介技術，而這項技術，正在悄然改變著這個已有71年悠久歷史的國際組織做決定的方式。
當筆者在聯合國大會首日探訪奧羅拉團隊時，他們正在聯合國總部富麗堂皇的大廳一角，向各方代表介紹虛擬現實 （VR） 眼鏡。來自全世界的代表 - 荷蘭，尼日利亞，約旦 – 都裝上了一個名叫 UNVR 的手機程序。
在人群后方有一個全尺寸雙向視頻聊天屏幕，奧羅拉稱之為 “傳送門” – 這是由 Shared Studios 研發維護的30塊屏幕之一 – 這塊屏幕讓人們可以和難民直接進行實時對話。
為了能感受在場代表們觀后心情，筆者分別體驗了兩個設備。通過 “傳送門” ，一位名叫穆斯塔法（Mustafa）的伊拉克少年給筆者展示了一段他上周跟一個布魯克林嘻哈團體學到的舞蹈。
然后通過 VR 眼鏡筆者觀看了 “湖面之上”（Beyond the Lake） ，這部影片講述了一名叫做納西米娜·發內斯（Nahimana Fainesi）的母親被迫從布隆迪內戰中逃離，她的孩子和姑媽躲在一起。
盡管她歷盡千辛萬苦逃到了剛果共和國的難民營，但她從未停止對孩子的思念以及對重聚的渴望。奧羅拉的助手告訴筆者，很多人摘掉虛擬現實眼鏡時都眼含熱淚。
奧羅拉稱自己是一個 “失敗的電影制作人”，出身于90年代的紐約東村，相比藝術方面，他在社會活動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他通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的倡導宣傳工作進入聯合國，但是在2014年結識 Within 公司創始人克里斯·米爾克（Chris Milk）后就迷上了虛擬現實。
他們聯合制作了《錫德拉灣上的云》 （Clouds Over Sidra），并在去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放映。2016年的代表大會讓奧羅拉第一次進入了聯合國總部，這是他應得的機會。
在短短兩年內，奧羅拉倡導的 VR 技術被證明是聯合國的一項有力工具。
事實證明慈善機構通過與 VR 的結合可以籌集大量資金。
影片 “The Source” （源頭）在大都會博物館的一次宴會中上映后，慈善水資源基金會 Charity： Water 在去年總共籌集到了兩百四十萬美元。
通過《錫德拉灣上的云》的放映，UNICEF 的街頭捐款率也翻了一倍。
2015年3月，在科威特舉行的聯合國人道主義認捐大會籌集到了38億美元，這是秘書長潘基文預估數字的幾乎兩倍。
《錫德拉灣上的云》拍攝幕后。由UNICEF約旦提供，Toby Fricker 拍攝
毫無疑問，VR 對于聯合國這樣依靠捐贈的組織非常有用。
盡管一些技術人士可能覺得 VR 只是一部博取同情的機器，一項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表明這種描述其實是較為準確的。
研究者在虛擬交互實驗室中對談判中某一方讓步的幾率進行了研究，其中覆蓋842名參與對象，“對于對方的觀點有過切身體驗的一方會對雙方關系持有更為積極的態度，并且會做出較大的妥協。”
宣傳手冊，YouTube 視頻，以及真實的數字統計 – 證據表明 – 在籌款集資時都不如 VR 有效。
奧羅拉當前的項目想要把這股力量注入到政治中。2015年，他和米爾克在世界經濟論壇上展示了《錫德拉灣上的云》。
之后在同年的聯合國大會上，他就得到了媒體中心的一個位置向代表介紹 VR 技術。其中有一些人已經在使用這項技術來說服其他成員。
My Mother’s Wing劇照，由UNVR提供
虛擬現實最理想的受眾就是國際政要，奧羅拉說，因為他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被他們自身的勢力所影響了。
當他們探訪難民營的時候，當地官員會做足面子工程，那些難民在面對這些掌控他們命運的大人物面前會變得不知所措。
相反，受訪者在虛擬現實的鏡頭面前的表現則非常自然，伊拉克記者拉旺·薩義德（Rawand Saeed）如是說。
我們從眼前的“傳送門”設備談到了制作 VR 電影的理念。
“對筆者來說這是全新的體驗，特別是對于受訪者的影響力。筆者會悄悄把攝像機放在房間里，讓受訪者在非常放松的情況下與筆者對話。
薩義德說，他最近給位于圣地亞哥的 Akibimi Productions 工作室制作了一部關于伊拉克辛賈爾地區的影片。
當被問到是否認為虛擬現實比其他媒介更有效時，他迫不及待地說：“當然了，虛擬現實給一些現有問題帶來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因為它展示了人們的真實生活。他們比一般的視頻和照片給人帶來更強的代入感。”
如果聯合國的 UNVR 可以生根發芽，這種電影制作的方式將比新難民計劃有更深入的影響。
聯合國秘書長在科威特大會上觀看UNVR的影片，David Gough拍攝
約旦的阿卜杜拉國王，在自己的國家內接收了一百四十萬難民 – 比整個歐盟國家加起來還要多 – 向協議的力度發出的質疑。“難民危機需要的不僅是一個承諾協議，更是后續工作，”
英國衛報報道了他對聯合國的這番提醒。
聯合國人權觀察副主任菲利普·波咯皮（Philippe Bolopion）同樣認為協議沒有有效地解決難民的需求。
“文件草案足夠解決問題嗎？不能，這毫無疑問，”他向紐約時報表示。
“但這也并不代表高峰會議是毫無意義的，這正是重新規劃的好時機。”
虛擬現實技術在這個規劃過程中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尼日利亞外交部長杰菲利·昂葉馬（Geoffrey Onyeama）觀看了 “My Mother‘s Wing” – 影片講述了一位加沙的母親如何面對自己孩子的夭折 – 并表示“全世界的領導人們都應該看一看這個，因為真的很震撼。” 奧羅拉補充道，“奧尼亞馬先生看完了整部影片，現在他想用VR來講述博科圣地給尼日利亞帶來的災難。”
奧羅拉想把聯合國變成一個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展示自己生活的地方。他目前正在研發一個使用成本很低的虛擬現實電影制作工具，讓所有成員國的藝術家都可以使用。
“VR 界的馬丁·斯科塞斯可能來自任何地方，甚至烏干達，” 奧羅拉激動地說。
如果他的計劃成功，UNVR 可以掀起一陣全球虛擬現實電影的風暴，讓藝術家們有機會將各自的危機直接呈現給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