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德文版自傳體小說《鋼琴家》出版問世。出這本自傳小說的既不是什么文學巨匠，也不是什么政治名人。但卻是一個足以顛覆人們慣常認知的組合。
小說的主體部分來自波蘭籍猶太鋼琴家什皮爾曼的回憶錄，而另一部分內容則來自一位曾經的Nazi軍官霍桑菲爾德戰時日記。
更奇特的是，出版這本書時這個猶太家庭和這個德國軍官家庭不是以仇敵的身份而是以世交好友的身份共同參與這本書的編撰。
可是在以往的印象中，猶太人不是視Nazi為寇仇嗎？為何這個波蘭籍猶太鋼琴家會與這個Nazi軍官結下深厚友誼呢？這或許就是這個故事吸引導演波蘭斯基之處。
來自波蘭的著名導演波蘭斯基，同樣也是一名猶太大屠殺幸存者。
2002年，同名電影《鋼琴師》上映，不僅票房滿倉，還橫掃了當年奧斯卡獎中最佳導演，最佳主角獎等四個重要獎項。
由于一些原因，這部被人已經吹上天的電影樂意君卻直到現在才有耐心來看。而這一看才發現，果然有些經典需要有一定閱歷才懂得。而這一懂得感慨就比較長，希望各位讀這篇文章時像看這部電影一樣，有點耐心。
祛魅的猶太受難者，幸存者并非都是英雄
在拍攝這部《鋼琴師》之前，其實波蘭斯基曾與另一部二戰大屠殺題材的經典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擦肩而過。
斯皮爾伯格接到《辛德勒的名單》的劇本時本來想邀請波蘭斯基執導。或許斯皮爾伯格覺得作為同樣出身于猶太人，同樣經歷過二戰嚴酷的人來說，應該天然地會對這類題材產生一種共鳴，甚至是一種道德責任感。
沒想到，波蘭斯基卻在看完劇本后卻謝絕了斯皮爾伯格的邀請，最后斯皮爾伯格才不得不親自上陣。
波蘭斯基拒絕的理由倒不是因為他就是從猶太區大清洗中僥幸逃脫的人，覺得這段時光太不堪回首。而是他覺得《辛德勒的名單》中的故事性和戲劇性太強，主人公的虛構成分太多。準確地說，這里體現的恰恰是斯皮爾伯格和波蘭斯基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觀。
在斯皮爾伯格心中，雖然世界充滿了各種危險和不人道，但他依然抱著一種大男孩的理想主義，幻想有一天一個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將橫空出世，拯救世界于水火。
不管是《奪寶奇兵》中勇闖古墓的印第安納·瓊斯，還是《拯救大兵瑞恩》中只身犯險完成營救任務的米勒上尉，《頭號玩家》中那個拯救世界的少年韋德，其實都帶有極為濃烈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即便是《辛德勒的名單》中的辛德勒，作為德國人能在那樣嚴峻的環境下得以保持善良本心不動搖，傾盡所有憑一己之力拯救了幾百猶太人免遭集中營的煉獄之苦，也有極為濃烈的一腔孤勇的個人英雄氣質。
但對波蘭斯基來說，他更喜歡用一種冷靜、陰暗、充滿不確定性和猶豫彷徨的巨大不安來塑造人物，帶來一種絕望、孤獨、末世的氣氛，從而引發觀眾對人性的深刻思索。
《鋼琴師》原著故事之所以吸引波蘭斯基，正是因為它是非虛構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和所經歷的事都是真實存在過的， 沒有掩飾、沒有夸張、也沒有過于臉譜化和類型化，都是“客觀到近乎冷酷和精確地步”的描寫。這種真實感更符合波蘭斯基心中的二戰回憶。
如果和《辛德勒的名單》對照，你就會發現波蘭斯基的《鋼琴師》太缺乏情緒高潮和象征意象了，拍得更像是一個私人紀錄片。
鏡頭只是忠實地跟蹤著鋼琴家的足跡，讓觀眾看著在華沙的猶太人是怎樣一點點地被Nazi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吞沒絞殺，而鋼琴家又是如何像喪家之犬一樣在惶惶不安、東躲西藏中茍延殘喘到波蘭解放的。
在這個過程中，鋼琴家作為你主人公只是我們片中的一雙眼睛，除了運氣比別人好點，生存意志比其他人強點，幾乎看不到他在這個過程中做出任何英雄壯舉。
鋼琴家更像是被時代大潮席卷下的一片浮萍，憑著生存本能到處漂泊。即便是看著一樁又一樁的暴行在自己眼前發生，他除了忍住哭泣聲的悲傷和巨大的驚惶不安，幾乎就像一個旁觀者一樣束手無策。到最后，甚至連悲傷都變得奢侈，情感麻木到只剩動物生存本能。
雖然在猶太隔離區主人公也曾想秘密參與過猶太人的起義準備活動，但他還是在起義的前夕逃離了隔離區，沒有參加起義，而是在自己的避難所通過一扇小窗目睹了起義的過程。
不管了是看著昔日密謀起義的同伴被俘虜虐殺，還是看到波蘭人偷襲了黨衛軍司令部和醫院，他都只是大氣不敢出地蜷縮在自己的避難屋中，盡量讓周圍的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
可以說，按照經典地好萊塢電影敘事理論，《鋼琴師》中的主人公實在是太乏味，太消極了，看得令人覺得特別沒勁。但波蘭斯基正是這種反常規的電影主角設計，讓電影在其他方面給人帶來了更多認知上的顛覆。
更復雜的群像面孔，有罪惡，也有良知
大多數的二戰電影，尤其是反映猶太人大屠殺的電影，往往會將Nazi軍官塑造成一群衣冠禽獸。他們穿著最帥的軍服，擁有英俊的樣貌，卻做著最令人發指的殘忍行為。
或者像法國喜劇《虎口脫險》中那樣，把Nazi軍官塑造成一個個小丑般的形象，無情地嘲弄他們的愚蠢和蠻橫。
而與之相對的是受苦受難的猶太人，他們做人低調，謙虛謹慎，善良單純，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被無情地絞殺。而在這兩類人之間則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往往對在身邊發生的事都漠不關心，態度曖昧而模糊。
但在電影《鋼琴師》中，波蘭斯基卻完全打破了那種千篇一律的人物形象。影片中的每一個人物都具有強烈的個體差異。
比如同樣是Nazi軍官。固然有那些十分仇視猶太人，并喜歡當街凌辱猶太人，拿隨機殺人取樂的人，但也有愿意在力所能及地范圍內給予猶太人更寬容，更人道對待的軍官。
比如那個允許猶太工人每天離開隔離區去領取3公斤土豆和黑面包的軍官，那個即便發現鋼琴家夾帶了小麥進來也只是罵罵咧咧兩句、沒有深究的軍官，其實就已經完全脫離了那種類型化的面孔，將每個人的行為都富有個體差異。
當然，該片的人性高光時刻更少不了與鋼琴家原型成為至交的德國軍官霍桑菲爾德。這名德國軍官不僅相貌英俊，而且對鋼琴家始終保持著彬彬有禮的平等態度。在發現鋼琴家藏匿閣樓后，不僅為他做掩護，還給他提供穩定食物，甚至在走之前還將自己的軍大衣留給衣衫襤褸的鋼琴家御寒。
相反，我們也在片中看到了猶太人的劣根性。
他們對外界的危險總充滿著僥幸心理，過于順從侵略者對他們的不公正待遇，以為只要自己滿足Nazi當局為他們劃定的一切規則，就不會遭到殺害。而他們最好的反抗和逃生時機就在這樣的等待僥幸中白白流逝，直到他們發現Nazi無論如何都不會放過他們性命時，已經餓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當華沙50萬猶太人被驅趕聚集到一起時，大家不僅沒有組織起來反抗，而是在隔離區做起了各種黑市交易。有錢的人依然在餐館酒館中昏然度日。投機者則在混亂中做著權錢交易。他們甚至自己組織起警察隊伍，幫助Nazi管理隔離區的治安，在Nazi隨意虐殺同胞時充當看守，輔助他們將自己的同胞驅趕上一輛輛通向集中營的死亡列車。
但即便是在這種“猶奸”中間，也偶有良心發現者。比如將鋼琴家從死亡列車上悄悄拽下來的猶太警察。
他原本就是鋼琴家的好友。盡管他當猶太警察找到鋼琴家一家人的唾棄，鋼琴家本人也嚴詞拒絕了他邀請其加入警察隊伍確保自身安全的建議，但他卻沒有因此對鋼琴家心懷怨恨。相反他總在鋼琴家需要幫助時給予關鍵的幫助。
一次是幫鋼琴家救出了弟弟，而這個弟弟差點便能死在Nazi在隔離區的隨機殺戮中。另一次則是在車站，趁人不備把鋼琴家從死亡列車的邊緣拉回來，并回頭囑咐鋼琴家“用走的，千萬別跑”。正是這關鍵的一拉和一聲囑咐，才讓鋼琴家免于送往集中營的苦難。盡管這個猶太警察總會問鋼琴家“你有錢嗎？”“你如何回饋我？”但實際上卻總是十分盡心地在幫鋼琴家度過危難。
與之相反，倒是后來被指派來幫助鋼琴家藏匿的那個波蘭地下組織的成員，對鋼琴家的生死反而是一種滿不在乎的態度。
他以時局緊張，缺資金來搪塞鋼琴家，掩蓋自己失職遺忘了他的存在的事實，甚至大言不慚地接受了鋼琴家的表來換取食物。而那次因他的遺忘，差點兒讓鋼琴家餓死在避難所。當他給鋼琴家帶食物來時，則完全忘了反復交代過他的飲食禁忌，結果明明是給鋼琴家帶的食物，他自己卻吃了一半。搞得鋼琴家不得不去吃發了芽的土豆，差點了食物中毒而亡。
可以說這部《鋼琴師》的偉大指出正是在于這種從個體經驗出發，觀察到的一個個獨立個人。讓我們看到，即便身處夾縫之中，每個人的選擇也是千差萬別。
不管是德國人、波蘭人還是猶太人，不管他們的善惡也從來不由其身份和人種決定。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選擇做不做以及如何做。既然每一類人都不是鐵板一塊，都會有個體差異，那么所謂的仇恨也不能無差別地泛化到某一類人，而需要具體人具體分析。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原著中的鋼琴家在戰后會選擇去解救被關進俄軍集中營的霍桑菲爾德，并在他身故后，和這個德國軍官家庭成了至交好友的原因。
因為若沒有這位德國軍官的善意和良知，鋼琴家不會活著迎來解放。可這位解救過多個猶太人的德國軍官自己卻死在了蘇聯的集中營中。這讓幸存下來的鋼琴家不禁有種兔死狐悲之感。
讓鋼琴家能活下來的不是一個人的善意，而是眾多人的點滴幫助
雖然整體上，《鋼琴家》的基調是末世的、惶恐的、冷靜得近乎麻木的，許多主人公獨自一人的場景連BGM都沒有，但是在過程中仍給人帶來一種人性的溫暖。這種溫暖固然不像那種英雄主義好萊塢大片那樣洶涌澎湃，但卻像是從山間石縫中一絲絲透出來的山泉一般，雖然微小，但卻在電影結束時聚成江河隨著肖邦的鋼琴曲流淌。
不得不說，在那樣嚴酷的環境中，主人公能活下來本身就是一個奇跡。而創造這個奇跡的不是什么蓋世英雄，也并非來自一個人的巨大善意，而是來自很多人的點滴善意。
在《鋼琴師》中，給主人公活下去的機會其實都是一些普通人給的。他們當中有鋼琴家昔日的同事，喜歡他演奏的粉絲，也有諸如猶太警察、餐館老板和猶太工頭這樣關系不大的人。這些人中有人只是給慌忙逃竄的鋼琴家開了一扇門，提供了一餐飽飯，有的只是舉手之勞，給主人公分享了自己的藏身之處，躲避Nazi的搜捕，有些只是在自己籌備起義時順便給鋼琴家提供了一個逃跑的機會。
總之，他們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鋼琴師做了些舉手之勞的事。一旦他們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他們也會為了保全自己而逃命。然后將鋼琴師拋入孤獨無依的境地，直到他撐到遇見下一份善意。
但就是這樣接力賽般一段一段的小善意給了鋼琴師生的機會，鑄就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僥幸，成為大屠殺的幸存者。
在影片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幫助過鋼琴師的人與Nazi正面剛的情節，有些人在幫忙時表現得還頗為不道德，但波蘭斯基正通過這樣的方式展現了世間真正強大的力量——每個人的良知與善意。
固然歷史塑造了許多不世出的大英雄，拯救萬民于水火，帶來開天辟地的改變和成就。但是作為普通人在面對災難和人性的幽暗時也并非無能為力，無事可做。
與其期盼一個大英雄橫空出世拯救蒼生，不如我們每個人都奉獻一點善意，施以一次援手，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善舉。
一次善舉或許只能給陷入困境的人一點點希望，但很多人的善舉匯聚起來卻能幫人撥轉命運的輪盤向生的方向傾斜一些，從而最終鑄就一個生命的奇跡。就像一首老歌里所唱的那樣：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這或許才是《鋼琴師》真正偉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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