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韓國“真實事件改編電影”著重對韓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中被忽視的社會矛盾、階級和群體沖突、歷史遺留問題提出了討論的可能，也提出導演自己對社會議題的思考。
韓國社會發展到現階段，階級固化愈發嚴重，社會底層民眾和邊緣群體要團結一致才能抵御不公與歧視，越來越多的電影不再粉飾太平，而是將這個社會中尖銳的矛盾擺上臺面，激烈的階級斗爭和群體沖突擺置眼前。
導演通過“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剖開社會肌理，挖掘出其中的溫情與殘酷之處，讓觀眾體會電影中的特定時代背景下的人物角色的辛酸與無奈，官方獨裁的黑暗與社會不公正現象，反思自我身邊的現實生活。
揭露人性之惡
韓國“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對于人性之惡的揭示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種是關于現實環境對于人性之惡的影響與催化，動蕩陰暗的社會環境就像一個染缸，浸染在這其中的人總會或多或少的受其影響。
另一種是對人性中“平庸之惡”的詮釋與揭發，也就是當人們面對社會中的惡行，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選擇漠視的情況，這間接助長了惡性事件的發生。
關于社會環境對人性之惡的催生，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1971年曾做過一個名為“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實驗，在這項研究中，有24名心理健康的大學生在模擬的監獄中，隨機分別扮演“囚犯”或“獄警”的角色。
實驗開始一周后后，這些“獄警”大學生就開始虐待“囚犯”了，外部環境的改變會催生人性中的邪惡，如果善良無辜的人被放到既定的環境中，認為在一定的社會情境和犯罪誘因下，好人也會犯下兇殘的暴行，善惡之間的界限會變得十分模糊。
《海霧》講述了一個驚悚的關于異國偷渡的故事，擁有一艘破船的中年船長江哲洙，由于長期捕不到魚，支付不起船員工資，船很快被賣掉，面對妻子慧蘭肆無忌憚的出軌，家庭危機重重的財務，船長為了拯救自己的漁船，找到了偷渡的蛇頭老張，拿了定金，做偷渡者運送的工作，這對船長來說是唯一的出路。
而原本順利的偷渡計劃，卻因海警的突擊檢查而被打亂，為了躲避海警搜查，偷渡的乘客全部躲入廢棄的魚艙中，結果因為魚艙中的氯氣泄漏，導致這些偷渡者幾乎全部中毒身亡。
船長江哲洙面對一切突發變故都顯得十分冷靜和果斷，他用斧頭砍向死去的偷渡者尸體的時候，甚至都沒眨一下眼睛。
當漁船最終即將沉沒的時候，船長江哲洙眼神中的殘酷冷靜轉而變成無窮的絕望，他一生賴以生存的這艘船，為了它不惜舉起利刃砍向善良無辜的旁人，只是為了能夠保住它，而在影片最后卻也只能在茫茫的海霧中沉入海底。
一個人可以放棄底線和道德，可以舉起屠刀變成禽獸，或為錢財，美色，執念。也有人堅守信念，奮起反抗，也只不過為了保護愛人，維持尊嚴。
片中的漁船雖名“前進號”，但船上所載的人，在欲望的驅動之下，作出的種種暴行，卻無不令人感受到由人性向獸性的極速倒退所帶來的強烈震撼。
船上6個人之間前后關系的強烈反差充分展現了極端環境下人性黑暗面所具有的強大破壞力，在這一點上的處理上，《海霧》所體現出來的人性殘酷亦是此類韓國電影的一個醒目標簽。
這個電影中其中包含了對人性深處善惡的考驗，迷霧籠罩更是當時韓國社會環境的表象，陰暗壓抑的社會環境，恐懼下的人性之惡被催生和暴露。
除了上述的環境造就的“惡”以外，漢娜·阿倫特還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它是指在日常社會生活中，人們對于顯而易見的暴行，在力所能及的狀態下，卻不加制止的行為，這就是平庸之惡。
比如在韓國大部分“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中，面對受害者被侵害時，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的學生、教師、記者甚至警察都是平庸之惡的塑造者。
比如在《梨泰院殺人事件》中，如果快餐店的老板或者員工，在聽到受害者大學生趙宗畢的呼救選擇及時報警，而不是任由美國人皮爾森和美籍韓人亞歷克斯對趙宗畢施展暴力。
也許趙宗畢就不會死亡，并且在趙宗畢死亡后，如果保護第一案發現場，而不是為了正常營業快速清理第一案發現場的廁所，也許警方也就有足夠的證據能夠將這兩名兇手定罪，可惜他們并沒有。
當時社會現實環境是美國在朝韓戰爭之后派了許多士兵駐扎在韓國本土，韓國舉國人民都對美國人心存一定的畏懼，這種恐懼是存在于整個韓國社會中的無形之壓。
“平庸之惡”是除了殺人犯、侵犯等顯而易見的惡行之外的另一種人性之惡的表現。近年來，韓國民間頻發重大惡性事件，暴力罪犯無視生命尊嚴和道德法律的約束，擾亂正常社會秩序。
韓國真實事件改編電影通過描繪人性中極其邪惡的一面，促使觀眾反思人性中的“平庸之惡”。
批判社會之癥
從電影的社會功能來看，韓國導演一直非常重視電影作為媒體的社會責任，強調電影作為大眾傳播媒介強大的社會引導和規范作用，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必然會對韓國社會產生更加強有力的批判，將迫害底層民眾的根本原因指向社會秩序混亂、社會制度不合理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比如控訴當局。縱觀韓國前5任國家領導人的下臺都和一個因素有著重要關系，那就是獨裁統治。
在電影《華麗的假期》中就有對獨裁的形象描繪，政府為了鎮壓國內運動竟然將學生視為思想被異化的恐怖分子，直接使用機槍驅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大學生。
《辯護人》《出租車司機》等電影，同樣表現了韓國的獨裁黑暗一面，什么樣的人民就會有什么樣的政府，但是不管是哪一任政府都與韓國人民有著巨大的沖突和隔閡。
近代以來越來越多的韓國導演開始反思這其中深層次的原因，韓國的民主化道路就是在韓國民眾同國家政府的不斷斗爭中開辟的。
再如批判司法缺陷。可以說大部分的韓國“真實事件改編電影”都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諷刺和抨擊了現行司法制度，揭露了現行司法制度的的缺陷和弊端。
在《熔爐》中，侵害學生的辯方張律師，作為從退休檢察官竟然享有“前官禮遇”，這就意味著，他在從檢察官退休以后，從事律師工作，他打的第一場官司是一定會勝利的，這是韓國當時社會司法體制內的默認的“潛規則”。
還有對墮落媒體的抨擊。在電影中，韓國媒體經常像蒼蠅一樣相互追隨，為新聞和收視率做一切可能的事情。
《恐怖直播》中廣播電臺節目的主持人尹英華接到了一個叫樸魯圭民眾打入的電話，他抱怨生活的小區電費價格太高。
而尹英華卻并不關心，甚至對這件事很不耐煩，以跟電話熱線的主題不符強行中斷了電話。憤怒的樸魯圭再次打入電話，聲稱如果現在不解決他的問題，就要炸掉漢江大橋。
此時尹英華毫不在意，因為他認為對方完全只是在嚇唬他，還慫恿樸魯圭想做就做，然后電話剛剛再次掛斷，電視臺窗外的漢江大橋就發生劇烈爆炸，隨機轟然倒下。
而在發生了如此嚴重的社會安全事件之后，這家廣播電視臺想的不是盡快解決問題，找出兇手，傳播事故信息，而是為了爭取后續報道收視率，把樸魯圭的個人丑聞拋出，此時樸魯圭已經劫持了橋上的人質。
整部劇沒人關心兇手是誰，到底為什么行兇，媒體和政府僅僅是為了面子跟臺階，媒體不惜犧牲人質的性命，以讓民眾仇恨恐怖分子，這其實是在綁架民眾的情緒，引導、操控輿論。
一個被降職的主播在目睹恐怖襲擊時的反應不是因為擔心事態重大而報警，而是因為有獨家報道而試圖與恐怖分子交易，借機挽回地位，表現了媒體人的墮落。
媒體高層可以為了高收視出賣下屬，不顧群眾和下屬的生命安全；影片最后，尹英華在目睹制造了這些慘案的青年在悔悟的當下卻被擊斃，而自己也成為了政府制造的替罪羊，正直善良的妻子以身殉職，而電視鏡頭中還在編織著冠冕堂皇的漂亮話。
在現代社會媒體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在重大社會事件中，能引導輿論的方向并迅速給予反應。
現如今很多無助的普通人會借助媒體的力量得到幫助，這無疑是好事，但是對某些突發事件不顧任何后果的一味以收視率，電臺利益而作報道，卻可能對當事人和問題事件釀成災難。
這樣的媒體是丑陋的，無良的，沒有信仰的，除了令人生厭，再也不會有其他觀感。電影的故事很有戲劇性，但是折射和反應的社會現狀卻如此真實和血淋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