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有理，才能動人。《底線》并不固執于一種敘事結構，而是以“大案套小案”的總原則，嘗試各種敘事方式，達到最靈動的敘事效果。對于很多人而言，第一次全景式了解了我國新時代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
《底線》的出現，筆者愿稱之為“新時代法治劇的破冰之作”。本文，筆者聚焦《底線》的“三難三破”進行評述。
第一難：專業之難
拍攝法治劇，擺在面前的第一道難關，就是專業之難。法官，可謂是百業之中難度系數最高的職業之一。以法官為題材的法治電視劇涉及大量法規、法條，法律知識復雜，甚至會影響大眾認知。所以，對于創作而言，法治劇既要求主創有非常深度的投入，吃透法律法規；又要求有非常精準的把握，不能出錯出亂。在此基礎上，還要做得易懂、好看，兼顧專業性和藝術性。
若非有極強的社會使命感，正常人的反應是，太麻煩了，何必吃力還未必討好呢？市場上大有創作起來輕輕松松又容易成功的題材。但是法院是一個非常有必要出作品、出精品的領域。我們要實現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而法治建設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只有全體人民信仰法治、厲行法治，國家和社會生活才能真正實現在法治軌道上運行。電視劇作為當今受眾面最廣的文藝形式，能喚醒全社會共同參與法治建設，在普及法治精神、提升法治意識、健全法治素養上，都能起到重要作用。
那么，在高必要性和高難度性的沖突下，《底線》為何敢率先破局？很重要的一個底氣，就是他們組成了一個最能攻堅這個難題的戰隊：一是在法律的專業性上，有最高人民法院深度參與。從《底線》的策劃階段開始，最高人民法院便全程參與，提供調研配合、采風創作，整個拍攝期間都有專業法官全程陪同，及時指出什么地方可能存疑。所以說，《底線》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品控下出品的法治劇”。二是在影視劇的藝術性上，有瀟湘電影集團的精品護航。瀟影集團是中國七大國有電影集團之一，64年來曾多次獲得各種獎項。近年來，更是在“新主流影視劇”上連續發力，推出了一系列優質作品。在專業性與藝術性的聯合之下，《底線》項目組在籌拍階段便組織了采風團隊赴長沙、衡陽、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廣州等60余家法院和調解組織實地調研，系統性地了解了法院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機制，采訪一線法院工作者200余名，并建立起人物原型檔案；收集各類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超過500余件，并建立案件素材庫。歷時3年，修改20稿，《底線》的劇本終于打磨成功。
第二難：破題之難
恰是因為第一難讓此類題材無人探索，因此也就沒有類型化的參考。作為探索者，怎么破題，就成了第二難。
但是，《底線》卻把這個“破題之難”轉化為了“破題之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法治進步體現在法院的各項工作中。而這其中，立案庭具有很鮮明的代表性。因為它是最能體現新時代法治理念中“一站式建設”“訴源治理”等先進理念之所在。立案庭是法院向人民群眾敞開的大門，它有些類似醫院門診大廳的分診臺，但又承擔更多功能，不僅能夠進行立案分流，還能進行訴前調解。如果調解得當，問題得以解決，既是對司法成本的節約，也是對百姓解紛成本的節約。這部作品，恰恰就以立案庭作為破題之眼。故事背景以立案庭為主，民事庭、刑事庭并行，兼有知產庭、速裁團隊等，全景式展現新時代法庭面貌。那么，除了切中法治熱點，它還巧在何處？
一方面，定位精巧。要做好破題，就要想好定位。《底線》的破題，著眼于兩個維度的定位。一個維度，是在劇集領域的定位。因為法治題材的作品實在有限，定位就要放在更大的涉案題材之中，縱觀國內要么就是調色非常陰郁的“類型劇風格”，要么就是飽和度非常高的“偶像劇風格”，而這兩者，都是非現實的。而《底線》要做的，則是現實主義風格。另一個維度，是在觀眾認知的定位。此前，法治相關內容，都是讓人感覺非常嚴肅、非常遙遠的。而《底線》要做的，則是有煙火氣的、沒距離感的。因此，在兩個維度交疊之下，有著“現實主義煙火氣”的立案庭，就成了最佳破題口。所以在這樣的定位下，《底線》不論是在類型的定位上，還是在大眾的認知上，都有顛覆之感，從中能看到社會百態，看到人間煙火。
另一方面，人設討巧。在這樣的定位下，法官也有了“新人設”。他們不是刻板冰冷的，而是煙火人間的。靳東飾演的立案庭庭長方遠是最典型的人物。第一集就用一場戲，精準刻畫了他的人設。立案庭的法官助理周亦安（成毅飾）是實踐派，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年輕干部葉芯（蔡文靜飾）是理論派，正巧方遠撞見實踐派的周亦安與理論派的葉芯因為如何恰當處理糾紛發生爭執，方遠表面上是在指責周亦安，實際上只是打圓場。但在后來，葉芯才知道方遠是星城區人民法院的“定海神針”，正是因為有他，立案大廳才能正常有序運轉。方遠這樣的人物，就特別真實，也特別討喜。他不是教條主義的人物，而是靈活的、變通的，看似有些“油滑”，實則只是“外圓內方”，看似有些“混不吝”，實則“拎得清主次”。而這樣的人設，正是源于現實。
創作者們在采風階段所接觸到的立案庭的法官們，跟大部分人想象中不一樣，但這才是真實的立案庭法官，因為他們要面對各色各樣、各行各業的人。如果他們不是像劇中的方遠一樣，就不能處理這樣的事。
第三難：精彩之難
只是復刻現實、還原現實，還不足以成為佳作，它還必須精彩。法官的職責是審判，坐在法庭上聽雙方陳述，沒有太多的動作，也沒有太大的懸念，且不能與當事人有過多的接觸，需要居中裁判。那么，在種種制約之下，這一題材如何破局呢？
一是缺乏動作，那就做足文戲。在敘事上苦下功夫，在前后修改共計20稿、超過1128個小時反復打磨劇本之后，終于呈現出最終這版全景式、多視角、多案并行的優秀文本。全景式，就是呈現包括立案庭、民事庭、刑事庭的中國法院群像，甚至還涵蓋了更大范圍的司法共同體，包括了各類律師，包括了人民調解員，構成了中國司法共同體的大群像。多視角，就是呈現了原告方、被告方、法官的三方視角，所以，原告與被告都會從他們的視角回溯各自的經歷、表達各自的立場。甚至在不同的法官眼中，也會出現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立場，比如雷星宇案，一位法官認為是故意殺人，一位法官認為是防衛過當，因為不同的法官對于司法解釋、證據有自己的認知，帶有自己的個體經驗、自己的主觀判斷。多案并行，就是以前期采風建立的強大案例庫為支撐，把“案件敘事”盡力做到最好。既有以案件為主題，構成彼此互文，比如同時將幾種不同情況的離婚案、不同立場的性騷擾案，多線交織在一起，由此會讓觀眾看到同類型案件的全視角展現，也會感到現實生活的復雜多元；也有以案件為調劑，增添作品色彩，比如第一集里弄丟了欠條的小案，第四集里服裝店長短腿的爭端，就在“雷星宇案”與“駱優優案”等大案間，起到了很好的調劑作用。
整部《底線》共有40個案件，并不拘泥于一種格式、一種長短，有的放大去做，有的點到為止，并不固執于一種敘事結構，而是以“大案套小案”的總原則，嘗試各種敘事方式，達到最靈動的敘事效果。
二是缺乏懸念，那就做足情感。相較于公安、檢察，法院題材雖然弱于懸念，但是強于情感。法院，是情、理、法最集中的爆發之地、最沖突的糾葛之地，所以，放大它的情感濃度，就成了能否把《底線》做得精彩的重點。通過采風，創作者們更能感受到，法官這個職業，其實就像醫生治病，只是他治療的是社會病。當事人到法院，是尋求“病根”的去除、創傷的平復。所以，在一本本的卷宗里，是一場場當事人的悲歡離合。比如在“駱優優案”里，就是情與法在理上的撕扯，尤其落在母親這個角色上，這種內外沖突更加劇烈。在案件的前期，即使她意識到或許女兒的死也有她的個人原因，但是她還是不依不饒地堅持認為錯都在對方；但是，直到法院判決下號啕大哭地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我不會逼她的。”所以，《底線》做的不只是“講理的法”，更是“通人的情”。
有情有理，才能動人。正是在這樣的“三難三破”之下，透過《底線》，很多人第一次這么全景式了解了我國新時代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它更加人性，有了“送法上門”的新嘗試，這在后續劇情中將有體現；有了“人民調解員”的新角色，他們從人民群眾中選拔出來，站在人民的角度，以最樸素的觀點，給予法院參考；也更加公開，而這樣公開透明的司法實踐，這樣與時俱進的新媒體思維，是中國特有的。無論是立案庭的訴源治理，還是庭審直播的公開透明，在世界范圍的司法實踐中，都是大膽而先進的。我們既要看到司法成果，更要建立司法自信。如此這般，法治劇這樣攻堅克難，也才不是枉然。
（文章轉自人民法制報，作者：淺度 本文系《傳媒1號》原創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