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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今年54歲，
人稱中國流行搖滾教父，
跟許巍、張楚，并稱“西安三杰”。
今年8月，他參加《披荊斬棘》第二季，
一曲《私奔》，喚起了一波人的青春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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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在披荊斬棘的第一次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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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第一次亮相，演唱《私奔》
過去他因一襲長發和高顏值，
獲得“搖滾圈木村拓哉”的綽號，
節目播出后，“鄭鈞年輕真的很帥”登上熱搜。
印象中的高冷搖滾男神不見了，
我們看到他的另一面：
在宿舍里戴著貓耳朵頭箍，敷面膜，
“拿起話筒很酷，丟下話筒很逗”。
有粉絲還戲稱他是“喜劇搖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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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前，他正在房間里看一部叫《在西部的一百萬種死法》的荒誕西部片
今年9月中旬，他在排練間隙，
接受了我們的采訪。
如今的鄭鈞，剪掉了一頭不羈的長發，
不抽煙、不喝酒、吃素食、練瑜伽。
他神情輕松，相當佛系，
“我算是個‘朋克和尚’，
我的人生之旅就是一個自我治愈的過程。
這幾年，每一天覺得都像在天堂里生活著。”
自述：鄭鈞
：陳星
責編：倪楚嬌
參加披荊斬棘，也沒有想證明點什么，掙點錢是真的。我們家庭文化可能有點太散漫了，想給孩子做個榜樣，證明一下爸爸也比較努力。
第一首歌唱《私奔》，是疫情期間，大家都想跑出去找個地兒呆著，這首歌可能唱出了大家的心聲。
問我想不想贏？我沒有競賽的壓力，想贏也沒有用，確實是有時候我是希望我的隊友能高興。對于我不能控制的事，我基本上就屬于無所謂。我能控制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把一首歌改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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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表面功夫”隊員，日常很松弛
我們的隊名叫“表面功夫”，是有點反諷的。我跟信、郝云、馬頔，第一次就一見如故在一起，比較投緣，就是大男孩的這種性格，嘻嘻哈哈開玩笑，不想活太嚴肅，放松一點，別活得太緊張了。
參加這個節目，最大的體會就是原來說“卷”就是這個意思，在期間我終于體會到在大廠上班的感覺是什么樣，音樂人的搬磚生活，也不過如此。
節目的總導演說，我們對你期望很高，你是鄭鈞，你是寫過《赤裸裸》的人，如果你都放棄了，我們怎么辦？我當時覺得挺感動，好吧，我就又造起來。
我自己都吃驚，我長這么大，從來沒有這么勤奮做一件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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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信一個宿舍，一人一個床墊
早上醒來，喝杯咖啡后化妝，連滾帶爬的。有時候早餐也來不及吃，胡亂吃一口，背著吉他就上車，去排練房。有時候收工晚了，哥幾個叫外賣，吃烤串，喝酒聊天，拉弄到一兩點，就睡覺。
我是比較幸運的，分配到兩個人的寢室。我跟信哥一人一個床墊，完全像回到大學宿舍的感覺，我記得我的大學寢室也是不太見陽光，朝北的，黑咕隆咚的挺好。我跟信哥睡覺之前會胡聊，聊一些家長里短的，或者一些鏡頭前不能播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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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在披荊斬棘中和大家打成一片
突然大家回到了都沒有家庭，沒有孩子的環境，開玩笑也像大學時候男生之間那種沒心沒肺的，很親切，很溫馨，也很讓人興奮和刺激。
老王（王菲）給我錄了一段打call的音頻。真實的情況是我自己真的沒有找她，是節目組和我的團隊，背著我去找的王菲，所以我還罵了他們，為了這個事跟他們急了。我跟老王是很多年的朋友，我特別不愿意麻煩自己朋友做這些事。但老王給我鼓勵，我還是很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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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參加節目很累，但有種在天堂夢游的感覺”
每天收工太晚，家人早就睡了，和他們視頻不了，只能抽空發個微信，告訴他們“我還活著”。 我兒子他在綜藝里看到我的時候，他就覺得好玩在里邊，挺驕傲、挺開心的，我們倆關系好像還更好一些。他比較認同我。
我太太很贊同我參加綜藝，她跟我說，你不能老待在你的舒適區里，要去試一些新的東西，比如你去參加一下這種節目，在這種狀態中掙扎一下，感受一下真實的生活。
雖然參加節目很累，但有種在天堂里夢游的感覺，有種激情澎湃的拼搏的感覺，挺年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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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搖滾樂剛傳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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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出頭的鄭鈞
我做歌手，完全是個戲劇性的故事。有時候我覺得就像有個人在寫劇本，有只命運之手在推著我。
我父母都是非常傳統的人，我的父親是個農學院的工程師，非常正直善良，我母親是大學老師，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她是典型的賢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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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和哥哥、母親
7歲那年，我父親患病去世，母親一個人用56塊工資養活兩個兒子。我哥哥很早熟，從11、12歲開始，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對我很嚴苛。當時，不聽話就要挨揍。
我從小就有一個很強烈的反叛意識跟玩世不恭的這種勁在。我初中、高中就經常打架，高考的時候還復讀了一年。
差不多80年代末，當時我們那批年輕人就認為一切都有可能，似乎你可以成為任何樣的人，似乎是突然醒過來的感覺，充滿生機。我也有一種強烈沖動，想要干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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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念大學的鄭鈞
當時我在杭州電子工業學院讀大學，我學的電子、外貿、機械。一位外教老師在課上放了搖滾樂，當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我說這世界上有這樣一種東西？
搖滾樂它太像我自己了，我的潛意識跟我的性格就跟它完全一致的。我跟被雷擊似的，直接燃燒的那種感覺，我就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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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佑、崔健、唐朝都算是神級人物
我真正遇到最強烈的談戀愛的感覺，其實不是跟任何人，是跟搖滾樂。在當時，羅大佑、齊秦、王杰，完全就神級那樣的人物。崔健、唐朝、黑豹，我當時覺得這都是在另外一個星球上的人。
我說我要成為一個 rock star，寫歌、出唱片?，F在想想，似乎是神經病，但是當時我真的覺得可以。
所有周圍的人說：“你瘋了！”當時只有我第一個女朋友，鼓勵我說，你唱得真好聽，你有一天一定會當個歌手的。我買了一本《和聲學》和一把紅棉吉他，開始自學音樂，還組了一支叫“火藥”的樂隊，在學校的晚會上演出，流竄在杭州各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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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臺班子演出的鄭鈞
我的親戚遇到我媽媽，和我媽一聊我的現狀，大家都叫我放棄這幻想，干點正事，完成學業，好好找個工作，不要干這些。
那個時代最美好的就是人有勇氣。我為此放棄了大學的學業，退了學回家后，每天寫歌彈琴，像著了魔一樣。在西安的兩年里，我還去過草臺班子演出。當時就是因為班子里有一臺1萬多的吉他，每次演出完就供著，我就沖著那臺吉他，才加入班子的。
我完全不知道路在哪，在娛樂圈我們誰也不認識，北京的唱片公司在哪邊，都不知道。那時候也沒有互聯網，信息是阻斷的。
后來我去了北京，我流浪睡在街頭，把所有的東西全部都當賭注全壓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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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錄唱片的鄭鈞
當時我身上沒有錢，在北京就睡街心公園。后來在四哥的幫助下，在北京西單租了個平房。我還記得那個平房在西單，是個釘子戶房子，一片全拆了，那個房子在瓦礫之中，但有水管、廁所，甚至還有電話。
終于要見香港唱片公司的老板了，我當時衣衫襤褸的，在北京的四星級大酒店，叫松鶴酒店，我去到房間里，看了一圈，蔡國慶也在。
后來唱片公司對我的音樂很滿意，決定跟我簽約，跟我約在人民大會堂見面。我準時到了，老板一頁一頁給我讀合同，但一個字沒聽進去。一下子預支了3000塊的版稅，拿著3000塊錢，我一路騎單車回西單，抱頭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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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張專輯《第三只眼》，橫掃了中國50多家電臺榜首
1994年，我出了第一張專輯《赤裸裸》，多火真的不好說，反正挺火的。每天去公司的時候都是一箱一箱的信，從全國各地寄過來。
我是最早簽給海外五大唱片公司的藝人，簽給香港寶麗金，就是后來的環球，所以經常去香港，各種宣傳跑通告。
我當時就覺得特別奇怪，我說為什么你們歌手都要干這些事，買手店買衣服，服裝造型“咔咔”拍照，從早到晚，每天忙。九幾年，那時候內地誰有這樣，就沒人這么干。
那時候沒有任何操作，沒有人會買熱搜，一切是野蠻的自然生長，也沒有什么爭名奪利的，完全沒有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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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霆鋒、馮德倫、鄭鈞，在北京同臺演出
當年去南京做宣傳的時候，所有當時最火的DJ輪番請我吃飯，每天我做完節目收工之后，一起出去逛街吃飯玩，特別單純，特別純粹，談的全是音樂，和特別文藝、理想化的東西，那時候特別快樂。
里面的《灰姑娘》，最早我們公司都沒有選上這首歌，說這歌調太低了，太慢了。最后是電臺DJ自己喜歡，就在電臺里播播播，給他播到排行榜第一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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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MV
像《回到拉薩》、《無為》這樣的歌，完全是靈感制作；《赤裸裸》那首歌，是寫給搖滾樂的情歌；里面有一首《商業社會》，現在唱這首歌的時候我特別感觸，我說我是個預言家，現在才是真正的商品社會時代，買和賣變成了我們生活中主要的內容。
那時候大家的娛樂沒有那么分散，出來一個作品或出來一個歌手的時候，所有人都會聽，所以很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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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均不過百元月薪的90年代，鄭鈞一張唱片的版稅就能夠達到七八十萬
到了《第三只眼》的專輯，差不多當時賣了50萬張，能算到前幾位的銷量。通貨膨脹來算，那個時代10塊錢現在100塊，現在正經的賣實體的500萬張，應該算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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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鄭鈞已經開始用電腦制作音樂
當時我的制作人是個臺灣地下音樂人，那時候我在全中國沒有見過人用電腦做音樂。1996年，他拿著一個蘋果286級別的電腦在做采樣，我第一次見，我都傻了。
我說我也去買個電腦。當時北京有一家蘋果專賣店，一個蘋果電腦大概五、六萬很貴。他們說，你要用這個蘋果電腦干嘛，因為別人買電腦都是做廣告公司做設計用的，你用它干嘛？我說我要做音樂。
我倆編曲的時候有很多新的想法，嘗試一些民族色彩的東西跟搖滾樂和電子的結合在一起，比如《路漫漫》的前奏就用了秦腔，像《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用了佤族的長腔。
《第三只眼》那張唱片確實有點實驗性質的。有一次我去日本演出，當時日本音樂人，他們也很吃驚，居然有中國民族音樂和搖滾樂的結合。 后來也有很多做音樂的人跟我說，說鈞哥，那張的編曲、創作對我影響特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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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的歌曲已經成為經典之作
現在，除非是要演出唱這些歌，我才會重新聽我寫的歌。平常我很少聽，甚至不好意思聽自己的歌。
我有一個觀點是，歌本身是有命運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就像一個小孩一樣，來到這個世界上，只是誰把它帶到這個世界而已。
像《灰姑娘》、《私奔》這樣的歌，雖然是我寫的，但是它們后來的火跟我一點關系都沒有。它能成為那樣的一個經典的東西，你攔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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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早期以一襲長發為標志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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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鄭鈞是頂流，各種媒體采訪
94年、95年開始到零幾年，有名有錢了，開始進入名利場，聲色犬馬，夜夜笙歌開始。 我才二十幾歲，跟老狼、曉松，那時候真的算頂流，人人都圍著你轉。
那個年代，大家都沒錢，工資只有幾百塊錢。我賣唱片有點錢，但沒有結婚，也沒有家庭負擔，就沒有要存錢買房子，什么都沒有。所以跟朋友們去玩，全部造掉。
我們那時候屬于有錢就去捧場，三里屯恨不得就我們給它養起來的。三里屯第一家酒吧Swing開業的時候，我跟高曉松就去了。我還記得我們晚上喝了酒不走，老板沒辦法，穿著個軍大衣就在旁邊凳子上睡著了。
在北京最火的迪廳，每天晚上開大包房?，F在想起來，其實算是報復性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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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去到哪里，都有粉絲簇擁
那段時間身體也特別差，根本不運動，沒有任何養生的概念，經常左手抱著酒瓶子，右手拿支筆就寫歌。越睡不著覺，就越沮喪，越沮喪就越創作，越剎不住車，又越睡不著覺，惡性循環。
每天這樣生活，內心其實有點失望。傳說中的搖滾明星就是要這樣生活嗎？難道這就是目的地嗎？那幾年，我最火的時候，也是最不開心的時候。之前一直在爬山，覺得山頂上風景特別美，拼盡一切努力爬到這里，但一切原來就這樣，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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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 Cobain 27歲時吞槍自殺
搖滾樂手有一個27歲魔咒。吉他之神Jimi Hendrix，涅槃樂隊的Kurt Cobain等等，在27歲，在他們最巔峰的時候，最火的時候，名利雙收了，可能也是他們最困惑、最痛苦的時候。
這些天才級的創作人，音樂只是他們表達自己的思想，他們都是非常真誠的人，他們的整個創作之旅都是在尋找一個人生意義跟答案的過程。
如果沒有一個排解的方法或者一個出口的話，人會選擇非常極端的方式來結束痛苦的。所以他們有些選擇了自殺，有些因為某些原因英年早逝。
包括我自己，在27歲的時候，也是我自毀意識最強，或者說最困惑的時候。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是有很嚴重的抑郁癥或者焦慮癥，最嚴重的時候，對水、空氣都過敏。
只是那個年代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談論什么是抑郁癥或焦慮癥，只覺得你就是無病呻吟，你干嘛呢，喝頓大酒就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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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堅持了10幾年的瑜伽，他曾在布達拉宮前做過瑜伽
如果后來沒有尋找到治愈我的方式，沒有這十幾年的禪修、瑜伽，我想我也撐不下去，我肯定自殺。
后來我寫過小說，拍過電影，做CEO，還有開發app……其實都是在玩，我覺得人生這個游戲里，有很多角色，如果我只打這一個角色的話，每一關打死再來一遍，還打這角色的話，太無趣了。
人生的最寶貴的不是說你有錢和有名，而是你有機會去嘗試不同的事情，各種相遇、相愛，各種成功、失敗，都很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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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自覺近幾年性格變溫和了
我是一個天蝎座，自我特別強大。
我內心住著分裂的兩個人，有一個叛逆狂熱的小朋克，也有一個與世無爭，喜歡隱居的一個老僧。年輕的時候小朋克冒出來的時候比較多，現在老僧冒出來比較多，有時候他倆一起出現的就比較分裂。
最近，我一直特別想找一個山洞，去那邊住上一個月，體會一下真正的閉關的感覺是什么樣的。我覺得能在山洞住，那都是屬于身心狀態都非常強大的才行，我特別仰慕能夠做到的人。
有時候也會想一想不現實的東西，我想去火星，但買船票的錢確實不夠，錢夠的話，我也想跟馬斯克他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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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一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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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鄭鈞和妻子劉蕓迎來了結婚九周年紀念日
我現在的日常，就是做好自己該做的，每天起來打坐瑜伽，接送孩子上學，把孩子教育好，把長輩父輩贍養好，跟蕓姐高高興興的。
我跟蕓姐一個動一個靜，我演壞人，她演好人，就是嚴父慈母。蕓姐是個責任心很強的人，家里很多事都是她來，裝修、吃什么、喝什么，買東西，日用都是她來負責，我就負責配合。
沒參加綜藝之前，我是每天一部電影的。每天也聽各種音樂。
我的家里到處都擺著吉他，我就隨時能抓緊地彈奏。到處都擺著藍牙音箱，連我洗澡的時候也會聽歌，因為音樂對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種精神食糧，沒有這個的話，我的人生實在太無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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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在近兩年出了2張原創專輯
近5年的我就出了兩張專輯，《聽上去不錯》和《兩只口罩》，挺高產的。這些歌都是在疫情期間寫的，回頭看這幾年，它是一段我們人生中非常難忘的經歷。
第一張《聽上去不錯》是關于我自己的，概念更多的專輯。我在寫歌的時候，習慣獨處，因為獨處的時候人是有智慧的，群居的時候，人是欠缺智慧的。
里面的《雍和宮的月亮》，比較符合我的狀態，喜歡安靜Inner peace的，像我喜歡宅在家里邊，自己跟自己，與明月相處，甚至有點不食人間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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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鄭鈞參加“我是唱作人”節目
第二張是我參加“我是唱作人”的時候寫的歌，做了一個錄音室版本。我把這個專輯起名叫《兩只口罩》，封面是我畫了一幅畫，拿兩只口罩支撐出一個愛心的樣子，和相擁在一起。
有一首叫《ai ma huo》的，是一個靈感之作，可遇不可求的神來之筆。其實很早的時候，我曾經想寫一首跟藏區有關系的愛情歌曲，寫了第一句就寫不下去了。我改了一個思路，我寫一個跟信仰有關系的。因為我這些年在學禪修的東西，就把我學過的一段佛經，藏語的，梵語的，把它加進試一下，有點命運的意思。
還有一首《青春的葬禮》，是有一次我過生日的時候，高曉松他們都來了，大家喝了酒，哭哭啼啼的，在回憶過去。原來我們20多歲在一起玩的景象都沒了，現在一聊起來都是孩子老婆怎么樣，和各種生活不容易，像向青春告別的一個葬禮一樣，我們的青春就到此結束了。
我就把年輕時候的種種畫面寫在里邊。年輕的時候，有人跟你愛得死去活來，你要為她發誓刀山火海，最后你始亂終棄了，一定會辜負別人跟自己。我們那個時代，或比我們更早一點時代的人聽這首歌，會有感覺，因為他們的青春就是這么過來的。
有一首歌叫原來名叫《happy Ending》，現在改名叫《斯德哥爾摩》。我覺得其實大家在凡間，都像病人一樣，都在折磨自己，內耗。
就像我自己，年輕的時候因為天天寫歌創作，生活不規律，神經衰弱很嚴重，就去看各種醫生，中醫、西醫各種偏方，就不行?，F在自我治愈了，就把這種經歷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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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綜藝弄完，我要好好享受生活”
我曾經規劃過人生，后來都失敗了，我發現規劃不靠譜。人生就是一個很神奇的旅程，你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么。
我覺得我的人生之旅就是一個自我治愈的過程。
這幾年我覺得非常高興，特別開心，我每一天覺得都像在天堂里生活著。沒有什么任何焦慮、擔心、糾結的時候，開心是很簡單的事?，F在每天出門，都會感恩。
等今年這些綜藝弄完之后，我要好好陪陪孩子，享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