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的社會語境和思想藝術的滋養下，本來各具特色的“第六代”導演卻有著共同的敘事選擇——私語敘事。他們執著于對生命初始狀態的還原、對成長焦慮的書寫、對邊緣個體的關照，個人經歷與主觀感受成為他們電影創作的出發點，青春私語、邊緣私語、都市私語成為了他們電影敘事中的重要內容。
通過對第六代導演早期作品的梳理，我們會發現他們在進行私語敘事大致會有三種選擇傾向：第一種是通過電影表達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們通常游離于主流的意識形態之外，傾向描述被遮蔽和壓抑的邊緣感受。
比如張元導演的《東宮西宮》為觀眾講述的則是被主流意識形態排斥在外的同性戀個體的情感遭遇。這一類導演在電影創作中更愿意從個體經驗出發，對普通人的生活經歷和邊緣個體的生存焦慮投以更多的關注；第二種私語敘事選擇則傾向于去表達新生活，開拓商業市場，利用先鋒化的手法去迎合市場的需求，促使情感體驗向情感消費的方向轉化，如張揚的《愛情麻辣燙》、施潤玖的《美麗新世界》。
這些電影在開拓電影市場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第三種私語敘事選擇是傾向于對電影藝術的探索，具有電影先鋒意味。
這一類導演在創作電影之前觀看了大量的電影大師的作品，努力在本土生活經驗與先鋒手法之間尋求平衡，但仍然停留在水平較低的模仿階段，以致于從他們的電影中可以看到多位電影大師的痕跡，比如王全安的《月蝕》等。
盡管“第六代”導演個性迥異并有著不同的藝術追求，但是他們對于私語敘事的選擇卻有著驚人的一致。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是什么原因讓第六代導演在有著強大公共敘事的傳統下做出了不一樣的敘事選擇。
首先社會語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第六代”導演成長于1980年代，這個時間段恰逢中國社會面臨各種各樣的變遷。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都發生了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因為改革所帶來一系列如工人下崗無法再就業、貧富差距逐漸拉大、資源配置不合理導致分配不公平、社會階級逐漸固化等社會問題。
社會的變遷和經濟的改革讓敏感的第六代導演改變了對電影的傳統觀念，他們及時調整了自己想要表達的思想主題和文化內涵，不再在虛擬的歷史中挖掘精神資源，他們認為電影的目的應該記錄真實，反映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況，因此他們固執地用攝影機記錄著社會底層和弱勢人群，記錄著改革對他們生活產生的影響，冷靜客觀地觀察著他們在社會中的生活軌跡。
在這種創作傾向下，“第六代”導演的作品被深深地烙上那個時代的印記——彷徨、迷茫、不知所措、無力抗爭。
其次，電影行業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電影語境上來說，“第五代”導演與“第六代”導演相比，“第五代”導演無疑是幸運的。“第五代”導演與“第六代”導演不同，他們是文革之后第一批受過專業電影學院訓練的電影人，他們一畢業之后就立刻有機會進入一些電影廠進而可以執導電影的拍攝。
除此之外，當時的電影體制與“第六代”導演成長時期的電影體制不同，在計劃經濟時代“第五代”導演進行電影創作是沒有票房壓力的，他們不需要去考慮市場的因素，因為當時只要在拍攝計劃之內的影片，不管票房如何市場如何，最后都會被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以70萬元進行收購。
到了19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取代了計劃經濟體制，國內的電影體制也隨之進行調整。迫于市場的壓力，國家沒有辦法再給電影拍攝施以優惠，各大電影廠也只能自負盈虧通過票房來收取成本。
彼時，在1980年代就已經在國內外聲名鵲起的“第五代”導演因為擁有非常巨大的資本號召力，他們在九十年代接連拍攝了《霸王別姬》、《菊豆》、《紅粉》等影片。
他們在中國電影市場上揮灑自如，完全體會不到“第六代”導演無片可拍的尷尬。“第五代”導演在電影市場上形成的巨大壓制和難以解決的資金問題給“第六代”導演的生存空間形成一種擠壓之勢。
在這種情況下，“第六代”導演開始走出體制自尋出路，王小帥就是典型的例子。“第六代”導演王小帥從電影學院畢業之后就投身于福建電影制片廠，試圖走“第五代”導演的路徑來實現自己的電影夢想，然而在制片廠努力了三年之后，身份依然是場記，根本沒有拍攝電影的機會，自己寫的劇本也是屢屢被退。
無奈之下，王小帥毅然決然的選擇了“北漂”，嘗試在體制之外籌措資金進行獨立拍片。這就是當時“第六代”導演所面臨的電影環境，他們是被體制拒絕，被秩序隔離的獨行者。
經濟體制的轉型和大眾文化的興起促使他們走了一條與“第五代”導演大相徑庭的道路，后來成功之后的王小帥這樣說：“我們是石頭縫里的一棵草，縫里還有泥土，所以長出來了。”
此外，“第六代”導演的私語敘事還與當時的文化形勢有關。“第六代”導演成長于20世紀80年代，彼時正是中國思想文化飛速涌動的階段，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文化思潮方面也在義無反顧地狂飆突進。
“第六代”導演在這樣特殊的歷史內一直扮演的“文化精英”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領域的啟蒙者，但其所倡導的思想意識卻無法占據主流的政治話語空間，這其實對他們的文化心理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大眾文化逐漸興盛并對第六代導演所占據的精英陣地形成了一種蠶食之勢，港臺歌曲、電影、小說等娛樂文化逐漸成為了普通民眾的精神棲息之地。因此，以“第六代”導演為代表的精英文化逐漸被排擠到社會的邊緣地位，他們只能站在自己狹小的精英陣地抒發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