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認真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會有幾個截然不同的標準。
比如疫情至今的這段時間里，中韓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數量的對比，或是中韓兩國在人均觀影次數上的對比，以及在豆瓣電影Top50的名單里，中韓電影所占數量的對比等。
選取的對比標準不同，得出的結論自然也會有很大不同。
針對這個問題，「后浪電影」誠邀《沉默的夏天》的導演李沛然，以及《槍稿》的主筆子戈，進行了一次深入討論。
獎項和市場
先看奧斯卡。中國電影在奧斯卡上的表現，從10年前，也就是李安導演之后至今，基本上就斷代了。但韓國電影那邊，近幾年有奉俊昊的《寄生蟲》，第一部獲得最佳影片的外國電影，屬于是最高獎項——這個是很明確的一個對比。
然后歐洲三大電影節，我們可以主要看一下戛納電影節，因為戛納是國際公認的藝術電影的最高獎嘛。
我這里稍微做了一下統計：在2015年以后，中國只有兩部電影入圍戛納的主競賽單元，分別是2018年賈樟柯的《江湖兒女》，和2019年刁亦男的《南方車站的聚會》。
韓國電影就不同了，2015年之后的表現非常出色，從2016到2019連續四年，都有電影入圍主競賽，而且還是分別來自四個導演的五部作品，比如2016年樸贊郁的《小姐》，2017年分別是奉俊昊的《玉子》，和洪常秀的《之后》，2018年是李滄東的《燃燒》，2019年是奉俊昊的《寄生蟲》。
今年樸贊郁憑借《分手的決心》拿到最佳導演，宋康昊靠《掮客》拿到最佳男演員——這樣看上去，韓國電影確實出盡風頭。
總結來說就是：2015年之后，韓國一共有6部電影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而且拿到一座金棕櫚、一個最佳導演和一個最佳男演員；而中國只入圍兩部，還顆粒無收。
《南方車站的聚會》（2019）
用數據來說話，就是這么直觀，而且大家都可以查到。其實除了戛納，我們看其它的獎項其實也一樣。
比如說柏林，從2020年疫情開始到現在，中國只有一部《隱入塵煙》入圍，此外再沒有中國電影長片，在重要獎項上出現過。
也就是說，單從這些國際級別的電影節獎項上，韓國電影的拿獎數量，肯定是超過中國的。
雖然數據顯示的事實如此，但情感上還是有點難以接受。
但接不接受，這都是事實，因為數據比什么都直觀。順著影展這事兒，我還想延伸一點，就是從創作者的維度，看一下他們在電影節上的表現，以及在這之后的命運。從各自后來的遭遇，也能大致看出來一些情況。
比如奉俊昊、樸贊郁這一波導演，在韓國被稱為“386世代”：出生于1960年代、1990年代，差不多30多歲開始拍電影——跟他們相對應的中國導演，剛好是第六代，也就是婁燁、王小帥、賈樟柯這幫人。但是，你現在看這兩撥導演的現狀，其實差異非常大。
我可以舉個例子，韓國“386世代”的導演，因為經過了一個特殊的政治進程運動，他們就以那個年代為背景，拍出《殺人回憶》——
雖然是一個犯罪片，但偵破兇殺案的過程并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怎樣去還原韓國當時軍政府獨裁的時代氛圍：由于政府的高壓政策，造成民間戾氣叢生，就給極端犯罪事件制造了土壤。
所以《殺人回憶》是一部以小見大的電影：表面上是在拍兇殺案，但實際上是拍時代背景。
《殺人回憶》（2003）
這是個特別能以小見大的事情。
還有就是票房數據，尤其是中韓兩國的觀影人數，我也大致查了一下數據，我們就以2019年為切面，畢竟之后疫情對市場影響太大。
2019年，中國的人口基數是14億，韓國是5200萬——中國是韓國的26倍。那我們后邊談的數據，都以這個26倍做基礎。
2019年中國的總票房是642億，銀幕數是69000塊，全國觀影人次達到了17.27億次——這樣算下來的人均觀影次數則是1.23次。
對比來看韓國：2019年韓國的總票房是107億（這個是我換算成人民幣后的數據），但觀影總人次是2.2億，也就是人均觀影次數是4.37次。
2019年，中國的人均觀影人次是1.23，韓國則是4.37——從經濟的角度看，韓國電影同樣是超越了中國的。
電影與性格
純客觀上我們與韓國電影的比較完敗，那我們就從主觀創造力上來一決雌雄吧。
在我個人的觀影經驗里，覺得韓國電影特別生猛、有力量，帶著一種近乎野蠻和執拗的狠勁兒，總是帶有一種斗爭性，總得來說就是稍微偏狹、過激了一些。
反觀中國電影，似乎就更多樣化一些，而且整體來說給人一種疏闊的感覺，就是不會那么偏狹，相對來說更溫潤、寬厚。
《太極旗飄揚》（2004）
這個可能跟韓國的民族文化和性格有關系。你們有沒有發現啊，韓國民族性格里有“怨”和“恨”，這也可以是剛說的斗爭性的一種。在歷史上，韓國是一個非常倒霉的、經常受氣的國家。
根據統計，在歷史上，從公元元年到朝鮮建國，韓國平均每6.94年就要被侵略一次：其中高麗時代被大陸入侵125次，海上入侵292次，共471次，平均0.9年一次；朝鮮時代的519年里，大陸入侵192次，海上入侵168次，平均1.44年被侵略一次；1910到1945年，韓國又被日本占領，二戰后又南北分裂。
你看這個數據，都能感受到：韓國在歷史上確實是經常被侵略、被欺負。
長期這樣的歷史，就養成了韓國兩個民族性格：一個是享樂主義傾向，缺乏長遠計劃；另一個就是剛說的那種怨恨情結——而這種“怨恨情結”，也就是剛提到的生猛、有力量、有斗爭性的韓國電影的特點。
比如說《熔爐》，相比于事實，它更在乎的是觀眾觀影時那種怨恨的情緒，有沒有得到充分的調動：就是韓國電影一定要在情緒上把你憋堵到最大程度。
至于你剛說的中國電影有疏闊的性格，我覺得是不是可以換一個更直接更中肯的詞匯去形容，就是中庸——說白了，中國電影就是在追求一種中庸的感覺，而韓國電影則更極致、更極端。
《熔爐》（2011）
這也跟后來兩個國家的監督方式發生巨大變化有關系：
韓國電影是分級制，可表現的題材、思想，以及可以挖掘的人性的、倫理的深度和廣度，都對中國造成了實際情況上的碾壓，比我們要更廣、更深也更徹底。也就是說，其實韓國電影比中國電影更豐富、更幽微也更廣闊。
而且也不見得韓國電影就只有偏狹、極端的那一面，比如說韓國的情色電影。韓國有很多我們難以想象的情色片。
這里，我只想聊一個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的電影，就是李秉憲在2004年主演的《誰都有秘密》，這是一個喜劇愛情片，可故事要說出來，可能會讓你瞠目結舌：就是說一個男子如何誘惑一家三姐妹的故事——他跟三姐妹都有一腿，最后他娶了最小的妹妹。
《誰都有秘密》（2004）
聽起來是一個很道德墮落的電影是不是？但其實這個故事里的每一個人，都在性格和心智上獲得了成長。對很多女性觀眾來說，她們的收獲就更大了：她們覺得這個電影，教會了她們應該正視自己的欲望，應該學會去怎么去擁有愛。
韓國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電影，很涓涓細流、潤物細無聲。
韓國不只是有金基德那樣挑戰人性底線的情色電影，比如《漂流浴室》《壞小子》《春夏秋冬又一春》等。
還有很多比較溫暖的，或者說是喜劇色彩很明顯的情色電影，比如說《色即是空》系列——如果從情色片的角度看，中國電影好像也差一口氣？
中國好像沒有拿得出手的情色片……李玉導演的《蘋果》算不算？
但《蘋果》好像也沒那么美好。你看韓國同類題材的電影，都是讓人覺得美好的東西，比如《美人圖》《綠色椅子》之類。
《春夏秋冬又一春》（2003）
其實章明導演的《巫山之春》據說很棒，可惜看不到。
這可能也跟兩國觀眾對電影的態度不一樣有關系。我們這邊對待電影的態度是什么，就不過多展開了，就單說韓國。
我看過一些報道，說韓國人之所以喜歡進電影院，是因為電影就是他們的娛樂工具，一種生活方式。平時工作和生活太累太壓抑了，就去電影院發泄；有什么愿望是現實里實現不了的，也去電影院發泄發泄……諸如此類。
但在中國市場里，看電影更多還是被定義成一種消費行為，而不是已經完全融入生活方式的娛樂手段。
借鑒與學習
一個假設性提問：如果承認韓國電影已經全面超越中國，那韓國電影應該成為我們學習的對象嗎？
其實這個問題明顯落后了，因為中國電影已經在學習韓國電影：《我不是藥神》對標的韓國電影就是宋康昊主演的《辯護人》。
《我不是藥神》（2018）
首先你看兩部電影的海報，同時也是一部電影最表層的東西：主角都坐在那兒吃東西，但對著鏡頭在大笑，對吧？但這個海報上的笑，跟整部電影悲壯的氣質有些反差。
《辯護人》（2013）
其次我們再看這兩部電影的結尾。
在《辯護人》里，宋康昊扮演的民權律師遭到政府逮捕，當時釜山有很多律師同行趕到現場，自愿做他的辯護人，法官則把這些律師的名字一個個念出來——
鏡頭也就順著這些被點名后站起來的律師，一路拍過去——電影在這里的表意很明確：電影講得就是人物的覺醒；
在《我不是藥神》里，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場景，就是徐崢坐在囚車里，路兩邊全是一個個白血病人，不斷摘掉自己的口罩向徐崢那個角色致敬。
巧合的是，如果你有時間去做對比就會發現，這兩個部分連在配樂的風格、旋律、結構和形式上，都顯得那么的相似。但我不是說這個配樂是抄襲哈，我只是說這兩個東西有很強的相似性：都是同一段旋律的不同重復，在一個章節結束后又加進一個新的樂器，就這樣循環往復。
最后是最重要的點：無論《我不是藥神》還是《辯護人》，本質上都是在說一個原本上還算滋潤的小人物，遭遇了一樁人生大事，然后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等到故事最后獲得覺醒：《辯護人》是說宋康昊從一個稅務律師變成了一個民權律師，《我不是藥神》則是在說一個賣精油的，最后變成了一個賣特效藥的。
《辯護人》（2013）
其實互相學習這件事，在電影里從來都是公開的秘密。比如韓國電影，就特別喜歡1980到1990年代的香港電影，所以他們就經常在韓國電影里，去改編這些香港電影里的細節，比如《英雄本色》《喋血雙雄》等這些電影，都是韓國類型電影的模范對象。
或者換句話說更切合實際：這個情況在電影行當里一點都不稀奇，大家就是你學我、我學你，就看你自己玩得好還是不好。
一個真實發生的例子：2007年，韓國電影導演李滄東帶著他的電影《密陽》《綠洲》來北京電影學院做放映交流，當時我正好在電影學院，就當面問了他一個問題：
“現在韓國電影發展勢頭很好，請問韓國電影有什么值得我們中國電影人借鑒和學習的地方嗎？”
當時李滄東的回答讓我特別意外，他說：“盡量不要去學習韓國電影，請相信這絕不是謙虛的話。”
在李滄東眼里，中國電影一直都處于中心的位置，從來沒有被邊緣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