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三部曲進行到了《我和我的父輩》這一系列后，一部分觀眾們便開始出現(xiàn)審美疲勞了。這倒不是因為影片本身的敘事方式讓人產(chǎn)生厭倦，而是因為大家對于正向講述故事的感知性在降低。身處和平年代太久了之后，對于那些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故事就不會有太多的共鳴了。這就是《我和我的父輩》所面臨的大環(huán)境，讓新一代的觀眾去感觸老一代的故事，且是真實發(fā)生的歷史，這很難，喜歡歷史，銘記歷史的會覺得本片輕描淡寫，剩下的那部分觀眾則是覺得本片刻意煽情，在這之間，很難兩全。
《我和我的父輩》講述的是四個不同時代的關于父親的故事，抗戰(zhàn)時期的父親，新中國建設時期的父親，改革開放時期的父親以及當代的父親。這四個不同的父親的形象最終為我們觀眾勾勒出來了一幅幅生動的畫卷，跟隨著畫卷往前，可以看到的是新中國從呱呱墜地到長大成人的整個歷史過程，這就是《我和我的父輩》帶給觀眾的意義所在。
客觀的去評斷，《我和我的父輩》中最讓觀眾感覺到喜歡的莫過于徐崢的《鴨先知》，當然，人們喜歡喜劇的心情是這個時代的脈搏，大家都愿意笑，能讓大家笑的創(chuàng)作者自然會得到觀眾的青睞，徐崢明白這個道理，因此，鴨先知用一種輕快的喜劇的形式為觀眾講述了一個身處時代潮流中的比較敏銳的父親的故事，這是《鴨先知》這部影片可以獲得觀眾緣的基礎。
在這之上，《鴨先知》講述的時代不過是四十年前，這個時代對于很多觀眾來說都是可以感同身受的，片中的“父親”所經(jīng)歷的這個時代正是很多觀眾在小時候能接觸到的，因此，這個父親給人的感覺是親近的，而這種親近卻并不來源于片中的這個父親的形象設計，而來源于時間設計。要單論形象的話，片中的這個父親并不承擔給最廣大民眾做“父親”的作用，因為這不過是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的小眾。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時代距離現(xiàn)在更近，因此，這個“父親”才會被更多人接受。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沈騰馬麗的《少年行》描繪的就是當代，但為什么趕不上《鴨先知》呢？原因也很簡單，他描繪的是一小部分人，而這小部分人也是之前被大家所嫌棄的“后浪”的群體，這個群體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但無法代表這個時代的大多數(shù)，因為普通人很難達到。
當然，這并不是對于《少年行》這部分故事的批評，誠然，這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時代需要這樣的故事被講述，講述時代的故事可以有很多面，創(chuàng)作者選取任何一面都是可行的，然而觀眾卻并不會以創(chuàng)作者的意志為轉移的，批評客觀存在，但這并不影響創(chuàng)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畢竟，我們都想要一個美好的未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去做片中的美好的未來的夢的。
相比較之下，章子怡的《詩》就有點中規(guī)中矩了，因為時代的局限性，因此，講述故事的時候是可以不必去刻意討論故事的代表性的，那個年代，那樣一群代言人足以讓國民深深的尊重，他們的生活沒有人會去質疑也沒有人會去評頭論足，他們是真正代表那個年代的夢想家，即使他們不是普通人，即使他們有著普通人觸不可及的代表性，但沒有一個普通人認為這些人是可有可無的。因此《詩》比較順暢的基礎還是時代。
相比較而言《乘風》即使是吳京加持，也就并不討喜了。首先是因為那個年代距離現(xiàn)在太久了，很多人對于歷史的認知僅僅停留在教科書上，而多年以來，影視劇創(chuàng)作者對于歷史的無限解構也淡化了民眾對于正確歷史事實的認識。本該由我們大書特書的歷史被很多打著歷史劇的神劇或者神片逐漸的淡化，當歷史淪為了博君一笑的段子，我們該怎么指望民眾們對于歷史有一個很好的認知？
吳京選取的這一故事，形式大于內涵，但這并不是觀眾們討厭的原因，如果我們的大多數(shù)抗戰(zhàn)影片都這么拍，顯然是合適的，納粹德國的故事猶太人講了幾十年，這并不會讓觀眾們感覺到厭煩，相反，觀眾們逐漸的還形成了一種認知，這種認知潛移默化的影響了猶太人以及納粹德國在大眾心中的形象，提及猶太人必然楚楚可憐，提及納粹德國必然義憤填膺等等。
觀眾的情緒是需要長時間的培養(yǎng)的，然而我們提到抗日戰(zhàn)爭會想起什么呢？抗日神劇，褲襠藏雷。這些故事本身的槽點并不是核心，而這些槽點匯聚起來了之后，我們自己的歷史便被一些別有用心的利益集團徹底的否定了。當我們秉持著這樣的態(tài)度去看《乘風》這部正常的歷史電影，自然會覺得乏善可陳。
總有些電影需要去擔當記錄時代的重任，原因不在于電影本身，而在于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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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