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上，只有兩部韓影。
一部是李滄東導演的經典老片《綠洲》（2002），另一部是由申秀媛導演、李姃垠主演的新作《致敬》（2022），于“女性之聲”單元展映。
講述了一位陷入人生低谷的中年女導演，為了尋找韓國第一代女導演在1962年拍攝的《女判事》中被剪輯的片段，而展開了“時間之旅”。
影片主題揭示了無論是在60年代，還是2022年的今天，韓國女性導演都面臨的相似困境。
以《寄生蟲》、《少年法庭》、《我們的藍調》等大熱作品，不斷累積著人生角色的李姃垠演員，從黃金配角晉升到擔任女主角。造型上看，片中的女主智婉幾乎是申秀媛導演本人的復刻。
智婉除了電影導演的身份，也承擔著妻子和母親的重任，尤其是已經長大的兒子（湯俊相飾）躺在媽媽背上的出場方式，簡潔明了地體現出人物的“負擔感”。
比起兒子，丈夫更加讓人感到疲倦。不做家務、喝醉回家也不會自己倒水喝，只會抱怨智婉工作忙碌而忽略家庭，訴說著自己孤獨的男人······
潦草掛在客廳的幾件衣服、冰箱里吃完卻沒洗的泡菜盒、窗戶上遲遲未修理的裂痕······像在“家庭旅館”一樣無心經營、得過且過的生活，充滿了疲憊感，也許某天會在臺風的侵襲下整個碎掉。
家庭是這樣，如果事業風生水起至少還能說值得，但很可惜，智婉的第三部電影無人問津，觀眾寥寥幾人，和電影題目一樣，電影的存在感本身就是“幽靈”。
也許正是生活化的樸素紀錄，讓影片前半段看起來節奏緩慢，就和生活本身一樣無趣又無奈。直到1962年的那位女導演的“影子”與智婉相對而立。
影子為意象指涉相似的命運，雖不算很有新意，但是在這部電影中，影子的運用是恰當且舒服的。
女導演的影子初現，詭異的畫面令人背脊發涼，但比起恐懼，智婉看來更多是一種好奇和吸引，就像她會想著在車里燒炭自殺的女性，也有可能是她的鄰居。
影子連接起不同年代的兩位女導演——
追尋著虛無縹緲的“影子”尋找過去的痕跡，但或許某個瞬間，過去的痕跡也會回過頭來看著我，原來我們的處境并沒有不同。
《女判事》中描繪的韓國第一位女法官原型，傳言最后是被丈夫毒死的；拍了《女判事》的女導演因為審查制度而剪掉許多情節，膠片被人做成帽子裝飾，放映員也絲毫不記得這部電影的存在······
在偏見與危機中艱難生存的女性，與無人問津的女性導演的命運，就像影子一樣重合，來到了智婉面前。
與其說智婉是為了修復電影的工作而東奔西跑，不如說，因為她也是影子，是女性電影人的縮影，她尋找的是“她們”對電影的熱愛與執著。即使別人都無關心，但是她自己知道那些的意義。
諷刺的是，無論是電影中對審查制度的回溯與檢討，還是對缺失的無聲對白不解的情節，都意外地在現實中的北影節得到了呼應。
前者不必多說，后者諷刺的點是，電影中因為《女判官》缺失了一段聲音，智婉光看口型不懂主人公的對白是什么；而現實北影節放映的一場，中間有一整段戲（切除子宮出院時智婉對丈夫的調侃）沒有字幕翻譯，不也是一種語言的缺失\空白導致的不解嗎？
潦草的翻譯和中段缺失的字幕，相框式嵌入的結構，不僅包含著智婉、女導演和女法官這3層人物世界，也在現實的電影院中得到完整的第4層回扣，是如今女性電影的真實處境。
整體看來，這是一部非常溫柔地致敬女性電影人的情懷之作。
沒有強烈的戲劇沖突、華麗的技巧，也沒有煽情和反轉結局。但有深意的是，智婉摘掉子宮的情節，結合那段沒被翻譯出的對白，可以感覺到，女性導演很無奈的處境——
有時，不得不通過“去性別化”，才可能打破性別標簽，消除社會性別規范，比如智婉遭遇過的性別歧視——“大媽就該待在家里，拍什么電影？”
當智婉和過去的女性身份告別，她反而變得輕松和堅定了，當找到被做成帽子裝飾的膠片，智婉在破影院里對著天花板漏出的光線一段段查看時，我能感受到一種純粹的力量，是在電影結束后久久不能散去的“幽靈”般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