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趙南柱所著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的正式出版，在韓國掀起軒然大波。
該小說獲得了韓國總統文在寅和國民MC劉在石的推薦，甚至文總統在公開場合稱：“希望10年后的今天，我們可以不再讓1992年生的金智英陷于絕望”。
短時間內，這本小說累計銷量就突破了100萬本，成為2017年韓國年度書籍，有媒體評論道：“僅僅一本書，就把韓國年輕人撕裂了”。
與高熱度、高銷量相反的是，它兩極化的口碑。
韓國少女時代前成員崔秀英和red velvet成員裴珠泫因在節目中提到自己正在看這本書，就被男粉絲剪碎、焚燒照片并寄給她們本人，以示威脅。
鄭裕美確定出演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編的電影后，在網絡上收到了數之不盡的謾罵與惡評。
更有極端的男性粉絲，到青瓦臺總統府請愿，要求封殺這部電影。
電影上映后，在韓國的電影評分網站Naver上，男性觀眾都給出了1.61的低分，女性觀眾的評分則是9.44。
《82年生的金智英》究竟是怎樣的一部電影，讓整個韓國吵得不可開交。
原因在于四個字——性別歧視，以及這部電影太過平淡卻又太過真實的劇情。
女性看完后覺得是感同身受，但男性認為那是無病呻吟，有被迫害妄想癥，還存在對男性的偏見。
性騷擾。
什么是性騷擾？
偷拍、跟隨、開黃腔、占便宜等，這些都是言語和行為上的性騷擾。
金智英中學時去補習班，在公交上被男同學跟蹤騷擾，害怕的她借別人的電話給父親發短信讓他來車站接她。
只是父女倆見面后，本該是一番安慰的情節出現，然而父親非但沒有為她寬心，反而責備她裙子穿的太短才會被人注意，老是對人微笑才會讓人跟蹤。
他能說出這樣的話，是因為金智英讓自己成了“風景”，而看“風景”的人卻心懷不軌。
金智英不解，為什么明明自己是受害者，卻要遭受批評。
到了職場，這種騷擾更甚。
有人在公司所在樓層的廁所安裝了針孔攝像頭，只要是女性職工在那里上廁所都會被拍下隱秘的畫面。
可是，公司的男同事明明知道有人這么做卻沒有舉報，反而互相之間交流，并在私底下討論誰的姿勢更嫵媚。
他們不是偷拍的兇手，他們只是一個個熱衷于圍觀熱鬧的旁觀者，可他們卻是最可憎之人。
他們把傷害當狂歡，肆意傳播，他們不關心事情背后的來龍去脈，只想著起哄，看到更有趣、露骨的情節，從而拍手叫好。
最后，女同事們都知道了這件事，只是在一陣欣喜過后，所有人又成了神情黯然的樣子。
因為去指證，又意味著隱私和傷疤被再次揭開。
在職場中，男性應該怎么做？
用清晰的肢體語言來讓女性降低恐懼，這是男性在職場能做的最起碼的讓女性感到自在的事，也是對女性的一種尊重。
當然，女權不等同于女性優越主義，很多人誤解女權，認為女權就是女人壓倒男人、統治男人，所以持反對態度。
實際上，女權真正的含義是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
電影中只提到女性在職場中被性騷擾，其實在現實中，男性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如前英國的“國叔”，BBC主持人吉米薩維爾，在他職業生涯中曾性侵了至少450人，其中就有很多男性。
多年后，那些被性侵的男孩已長大成人，但是有些患上了抑郁癥，有些得了厭食癥，有些直接選擇自殺。
他們變得敏感、多疑，對所有人或事物都保持著一段距離，對自己的遭遇難以啟齒，一個人獨自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
所以鬼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人心壞了，即使再有學問也是一副臭皮囊。
職場上除了騷擾，還有歧視。
金智英大學畢業后，在一家大型傳媒公司就職，她工作勤勉，深受上司喜愛，可晉升統統與她無關。
她不甘心自己這么努力為什么得不到認可，于是向她的上司詢問，上司先是肯定了她的工作，然后對她說：
“公司要組建一個長達五年的小組，但女職員要結婚、休產假，很難長久，所以公司即使選擇能力不太強的男員工，也不會考慮女職員。”
金智英據理力爭，承諾自己會像上司一樣，就算結婚生子，也有自信好好工作，眼神中充滿了堅定。
但是上司并不認為她能做到，因為她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產后一個月就來工作，把孩子交給自己的媽媽照顧，雖然自己爬到了管理層的位置，卻放棄了成為好老婆、好女兒、好媽媽的機會。
就連公司的領導都調侃道：“成為女強人又有什么好的，孩子就得待在媽媽身邊，要不然最后肯定走歪路，事業有成又如何，孩子毀了什么都完了。”
雖然這些話有很重的歧視意味，但也是血淋淋的現實，畢竟錯過了孩子的成長，再也沒有補救的機會。
《變形計》中就有很多對夫妻因為忙于工作疏于照看自己的孩子，導致他們叛逆，誤入歧途的事不勝枚舉。
可是，反過來，站在女性的角度上，她們在職場上確實遇到了很多的不公平。
如招聘時會看重是否談戀愛，有沒有結婚，生沒生孩子；入職后，因女性的關系，不能陪客戶，不能出差，沒有多少精力在工作上，便與晉升無緣。
婚后生活。
金智英最終沒有成為像她上司一樣的人，按部就班的被催婚、催生，然后結婚、懷孕、生子。
辭職后，成為了家庭主婦，全力在家照顧孩子，過著尿片橫飛的日子，羨慕舊同事還能再為事業打拼。
她的日常就是圍著孩子、老公轉，沒有一點額外的自由，總想著等孩子長大了就好了，可是孩子大了，自己是否還能適應殘酷的職場規則。
不開心了回娘家，得一個人帶著孩子的大包小包；小孩在地鐵上拉屎了，她必須立馬下車到廁所為她換尿片。
韓國還好一點，他們的公共福利設施還算完善，可在中國，如果遇到金智英這樣的情況，只能把孩子放在廁所的洗手池上。
因為中國的地鐵廁所沒有專門為小孩換尿布的隔板，公交車沒有可以讓兒童車便于上去的斜板。
除此之外，她還要面對別人的誤解。
有了一點空閑的時間，可以帶著孩子出門喝杯咖啡，卻被路人認為她是在享清福，自己不用出門賺錢，花著老公的錢瀟灑，十足的媽蟲。
受了委屈回家向丈夫大賢（孔劉飾演）吐槽，大賢覺得她應該是累了，在家看孩子好好休息幾天。
然而，看孩子又怎么可能是休息。
夢想與現實。
金智英因為孩子，失去了工作、夢想、愛好，她不想對生活做不得已的妥協，也不想自己此生碌碌無為卻還說平凡可貴。
她想出去工作，想去實現自己上學時期的夢想，當一名記者，然而現實又是殘酷的。
3歲以下的孩子沒有托兒所，小孩子又沒有照顧自己的能力，所以身為媽媽一刻也不能離開，孩子生病、哭鬧、不開心，都得看著。
解決的辦法也有，一是雇保姆，這樣便意味著要更加拼命的賺錢，還得擔心保姆對孩子好不好；
二是讓自己的母親來幫忙照顧，但是如此做又得使她再經歷一次把我們養大成人的辛苦。
兩難之際，大賢決定請育兒假，以此來解放金智英，讓她可以出去工作。
但是問題又來了，如果大賢請了育兒假，一年之后，公司肯定不會再用他，他的前途可能因此而暗淡，會喪失掉社會人脈，交際圈變得狹窄。
為此金智英只能不得已的接受自己依然在家帶孩子的現狀。
現實中很多女性婚后生孩子后，會選擇做微商，一來有事可做，還能賺錢，二來能夠留在家里看孩子，時間充裕。
其實，換位思考，她們這么做也是無奈之舉。
漸漸地金智英有了疲憊，這種累不僅在身體上，還在精神上。
在看似平淡的重重壓力之下，金智英病了，有的時候，她會變成另外一個人，以另外一個人的口吻說出另外一個人的話。
而她的病，也是所有女性的病。
金智英在電影中有三次犯病，分別以母親、外婆、朋友三人之口說出了女人被裹挾的一生。
第一次是以她母親的語氣，道出身為兒媳的不容易。
過節去了婆婆家，只有她一個人忙里忙外，丈夫和公公以及大姑子一家都在說說笑笑，沒有想幫她的意思。
這時她變成了自己的母親，向親家母說出，“我也想在節日看到自己的女兒，既然你的女兒來了，也該讓我的女兒走了，我也心疼我的女兒。”
第二次是以她去世學姐的語氣，道出身為妻子的不容易。
有了孩子，丈夫忙于工作，經常早出晚歸，家中剩下的只有她和孩子，朋友也都在工作，沒有時間，寂寞與孤獨時常襲來。
所以她渴望有人陪她說說話，有情緒有人在旁開導，感覺到累時有人能夠幫幫她……
第三次是以她外婆的語氣，道出身為母親的不容易。
金智英的母親是她們五個兄弟姐妹中學習最好的，夢想是當一名老師，但是因為家庭拮據，只能外出打工供養哥哥弟弟們上學。
嫁人后，把自己的孩子撫養長大，操勞了一生，在女兒生病后，提出要幫女兒看孩子，讓智英出去工作。
金智英不忍心看到母親再犧牲自己的生活和時間，才說出了那番心疼母親的話。
其實，這個社會女性不易，男性同樣沒有好到哪去。
與女性約會，必須由男性掏錢，做任何事都要照顧女性，到了適婚年齡，面臨工作、買房、買車等尖銳的問題。
然而最真實的是，這些在電影中都有涉及的問題，對于普通家庭來說，目前都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生而為人，不要輕易地去否定或抬高一個人或群體，做到平等對待很難，但不要妄下定論。
也許你的一句隨口就能毀掉或拯救一個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