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紅流量明星來考一個事業編崗位，雖然這個事業編屬于國家話劇院，但也避免不了讓人狐疑。僅靠自身的流量和演技就早已經身居名利的最頂峰，何必還要來爭一個小小的編制呢？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還要先看看編制為什么讓人又恨又愛，究竟是誰在恨，誰在愛？而這種“宇宙的盡頭是編制”的荒誕景況又如何能夠得到改變？
國家話劇院的招錄信息一出，有吃瓜群眾就質疑易烊千璽的報考資格、為何省略考試環節、是否存在蘿卜招聘等等。但總體上，這些都屬于程序性的質疑。國家話劇院也給出了說明，不存在蘿卜招聘等嫌疑。
事情本來就可以平息，畢竟易烊千璽是否獲得這個編制，跟普通人也沒啥關系，大家繼續吃瓜看他的電視劇就好了。
然而，真正點起廣大群眾怒火的事情發生了。7月8日，《中國新聞周刊》文化部主任楊時旸用官方公號發了自己的署名文章，《易烊千璽憑什么不能考編？又為什么要考編？》。其中一句就“熱烈地”嘲諷了出身普通但努力改變命運的所謂“小鎮做題家”們：
“這些小鎮做題家每天上培訓班，做真題卷，也仍然考不中那個能為他們帶來安全感的編制內職務。”僅僅這一句話，就把現實中的各種不公平揭示得鮮血淋漓。
然而，楊主任畢竟還是不太了解自己所針對的群體，因為絕大部分小鎮做題家或鄉村做題家根本沒有錢去“每天上培訓班”，他們不過像華坪女中的學生們那樣，在村鎮的初高中里、在老師的百般嚴厲下拼命刷題，試圖改變自己二代農民工或小鎮邊緣人的既有命運。
楊主任的筆端沾的不是墨水，而是底層青年的血與汗，他嘲諷的不是底層青年的能力，而是他們向上攀爬的不屈的心。
然而，現實就正如楊主任所說的，鮮血淋漓但真實無比。這個現實就是，無論小鎮和鄉村青年再勤奮，再不屈，他們中也只有極少的一部分才能改變既有的命運。因為有些事情已經在命運中注定，更多事情已經在概率中注定。
相比于這一龐大的群體數量，楊主任所說的“編制內職務”在總量上是少得可憐的。這就使得，無論這些青年如何地拼搏，如何地內卷，能獲得編制的幸運兒只能是極少數，而絕大部分只會被拋擲在沒有“安全感”的虛空地帶。
雖然他們的心還在不屈地向上攀爬，但他們的身體卻已經不由自主地落入其父輩所謀生的地方，這就是命運與概率早已經注定的事。
然而，讓我們再問一句，為什么楊主任會認為，只有“編制內職務”才能帶來安全感，而在此之外的青年們就沒有或不能有“安全感”呢？
青年群體尤其是青年學生拼命考公考編考國企，努力進入體制內，是近十多年的浩大潮流。甚至有關部門都來“善意地”提醒，有志青年們有著廣闊的用武之地，不要總想著進入體制，免得消磨了自己的青春和能力。
然而，在二十多年前，大家都以進入外企、當白領、穿職業裝在CBD上班為榮，沒有人以端著大茶杯、穿著灰夾克、扎著幾乎及胸的褲腰帶為榮。
經濟增速減緩、人口紅利殆盡、中美貿易戰，再疊加持續三年多的新冠疫情，時代變化得如此之快，情況糟糕得如此之快，快到了沒有人會預想到的地步。之前很多人說，2019年是之前十年中最差的一年；現在很多人說，2019年是未來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在把一代青年甩出夢想軌道的時候，時代真的連一聲招呼都不打，讓你猝不及防，也讓你防不勝防。
就這樣，大環境變了，在時代的風風雨雨之中，廣大青年們更需要有個東西罩在自己頭頂，即使會遮蔽一些陽光，但能夠為自己遮風擋雨；即使不能再感受到內心里孤勇者的沖動，但能夠保障小日子的安安穩穩。
沒有人能夠把自己拔出所處的時代，每個人都只能在新的環境中尋求安身立命，即使不求大富大貴，但也求平安穩妥。甚至即使已經大富大貴，最后還是不得不尋求平安穩妥，就像易烊千璽這樣的當紅頂流明星，也要盡量考個事業編一樣。
楊主任筆下的真實有些殘忍，但又不得不承認，這非常地真實，也非常地殘忍。
問題是，如果說小鎮做題家以進入編制為人生目標，來謀得生存的安穩，那么當紅頂流明星早已解決了生存問題，為何也要來爭搶一杯羹呢？編制究竟有什么好處，有什么魔力，讓人在恨之余又不得不愛呢？
30多年前，體制內人士都紛紛拋棄編制，投身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去搏擊風浪，賺得盆滿缽滿。可謂是，拋棄編制得自由。而30年后，幾乎所有人都追逐編制，似乎是，擁有編制得自由。
正如楊主任所說的，進入了編制，就有了安全感。這個安全感首先就來自于，只要你不主動違法犯罪，基本上不會失業，即使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也只是提拔受阻或降級使用，很難達到開除公職的地步。在這一點上，公務員比高校教師更有安全感。
在失業率高企的時代，這更成為最大的安全感來源。最近，國家統計局發布統計數據，6月份16-24歲的城鎮青年失業率為19.3%，并且給出了一個新名詞“摩擦性失業”，即因季節性或技術性原因引起的失業。而如果考慮到今年高校畢業生數量達到1076萬的歷史新高，實際的失業率將更加難看。
基本上不會失業就意味著，無論年終獎是否會降薪，至少編制內的每月工資收入會保持不縮水，而且到點發工資，很少拖欠。與企業中的35歲被淘汰下崗和農民工的被拖欠工資，這已經是天壤之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