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音樂界，尤其搖滾這個區域，《滾石雜志》一直被奉為搖滾音樂的圣經。
如果哪個歌手在雜志上被提及，哪怕一言半語，都是至高的肯定。
2021年初，“滾石”中文版創刊號封面，有兩位歌手入選。
王源和張楚 滾石中文版創刊號封面
一個火車廂背景，窗外蒼莽原野，王源與一位彈吉他的老男人對視。
老男人叫做張楚，一死一魔一仙的“魔巖三杰”里，“死”了的那位。
他會“死”，是西安這座城市給他的“詛咒”。
深厚歷史積淀，蒼遠地貌背景的西安，與人文氣息濃重的詩人張楚，本應該是一場天作之合。
但是，張楚并不愛這座城。
1976年，8歲的張楚隨家人喬遷西安。
對他來說，這是“湘江北去”的巨大生活顛覆。
張楚的骨子屬于南方，喜歡詩歌、讀泰戈爾，有一些唯美，也有一些溫柔的力量。
他厭惡從田園碎花來到漫漫黃沙。
恰好那個時候，張楚從姐姐那里接到了人生第一把吉他。
于是張楚聽「美國之音」里吉他嘶吼，從嘈雜節奏里，追求一個喜歡的旋律。
這樣的追求讓他神魂顛倒，在10歲那年悄悄離家出走，去尋找詩和遠方。
可人總歸要向餓肚子妥協，張楚只能平淡回家、完成學業，考上陜西機械學院。
大學的空氣，重新賦予理想的因子，第二年張楚參加「校園歌手大賽」，創作《太陽車》拿到第二名。
彈唱的張楚，在那個傳統的時代顯得很另類。
因為一首《西出陽關》。
城市的金屬森林，城墻外的大漠孤煙，張楚眼里的西安，是一副黑色雕版畫。
張楚用嗓子里怪異聲調，表達對這個黑色的理解，一種近似于“妖”的音樂就此而生。
1987年，19歲的張楚輟學，沒有眷戀，頭也不回，來到音樂夢想之地北京，落腳在北大，混跡于中戲和北影。
“怪才”引起了音樂界的震動，幾所大學如春秋霸主，收養秦國而來“大才子”。
據說當時有白發老教授煮上一筐雞蛋，到處詢問張楚的住處。
白衣飄飄的高曉松不服氣，抱著吉他找張楚“茬琴”，幾曲下來拱手甘拜下風。
本以為會在皇城根下解脫，可張楚悲哀地發現自己還是不快樂，想著對西安的家的思念，在地下室一字一句寫下《姐姐》。
1991年，滾石高層張培仁來北京建立魔巖，旗下創立了第一個中國搖滾樂品牌「中國火」。
《姐姐》小樣轉輾到了張培仁手里。
還沒聽完，張培仁就連夜跑到北影地下室，幾天后搞來張楚加入了魔巖。
那首放現在都算“出格”的歌，被魔巖推薦到1993 年CCTV的“東方時空”。
登陸央視不算張楚輝煌的注解，1994年的香港紅磡演唱會才是。
那一年，張楚的專輯封面上寫著：“空氣里有一種富裕的氣氛，每個人似乎都站在一場洪流之中，等待著來自欲望的沖擊。”
海魂衫的何勇，吹著笛子的竇唯永遠定格，是迄今為止中國搖滾最耀眼光斑。
何勇
竇唯
張楚坐著唱《上蒼保佑吃飽飯的人民》，吉他手曹鈞跑調了，臺下熱浪推著他不敢停，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彈。
張楚唱到一半，對著觀眾說：“實在對不起大家，我重新再唱這首歌。”
一束追光燈打來，那是中國搖滾史上最坦誠的畫面。
那一場唱完，張楚與何勇、竇唯并稱“魔巖三杰”，引爆了樂壇。
26歲，年少盛名，對張楚來說太突然。
一邊是歌迷洶涌、另一面是商人手里“一百萬”鈔票，張楚在富裕的氣氛和欲望的沖擊下，體無完膚。
1994到 1997，張楚花了三年才推出《造飛機的工廠》。
夢游般的喃喃自語，讓自己坍塌成一個黑洞。
張楚跟女朋友說：“我想去找一個什么上班的工作，干點兒什么別的。”
為了“避世”，轉行念頭揮之不去，張楚的選擇是逃亡。
可連自己都驚詫，腦袋里冒出來的目的地，不是什么圣地西藏云南，而是那么憎惡的西安。
人群從身邊走散，詩人退縮到內心，蜷縮在開始的地方，“死”一樣狀態，終于在故鄉找到了內在的寧靜。
張楚獨自租住在旅游局職工宿舍，沒有創作，沒有表達。
他干不了別的，只去Live House，背著一個大包，孤獨的來，又孤獨地走。
褪去了光環與浮華，沒有了矛盾與憎惡。
那樣的日子，音樂與西安，張楚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被冠以“魔巖三杰”之一的張楚可以稱為搖滾界的傳奇。
但另一位來自西安的歌手被更多贊同。
這個人是許巍。
1986年，18歲的許巍考了88高分回家，免不了一頓胖揍。
知識分子家庭，給許巍設定的理想是中科院。
在面臨高考的巨大惶恐時，許巍抱著吉他找了一個機會逃跑。
“直接就跑感覺太好了”。
許巍跟著一個樂隊當吉他手，光著膀子拆臺搬樂器，從這個縣城到那個縣城，過著吉普賽式生活。
抽著煙坐著大篷車，許巍把那些時光看成是流浪的歲月。
一年后彈盡糧絕，灰溜溜回到西安，碰巧陜西軍區招文藝兵，許巍報名參軍。
在部隊許巍本有機會進第四軍醫大學深造，但許巍跟醫大的領導們聊崔健聊搖滾。
領導反問：崔健是誰？
順便覺得許巍這個人是個異類。
大學沒上成，許巍徹底斷送了父母的“中科院”夢，卻收獲了這輩子最大的幸運。
這個“幸運”是個女孩，也是他的戰友，叫做袁楓。
1990年的西安，他們走到一起。
許巍和袁楓
從此，西安之于許巍，不再只是家鄉，是流淌愛情蜜糖的地方。
復員的許巍組建了“飛”樂隊，袁楓上了軍校提了干，她把每月津貼都塞給愛人，支持他追求搖滾。
但許巍拿著錢與成員喝上大酒，酒喝完了，樂隊沒找到出路，沒多久就黃了。
許巍不死心，跑北京繼續找音樂。
高曉松一直記得那是94年，自己和竇唯躲棚外聽許巍錄音，一首歌叫《兩天》，另一首叫《執著》，好聽得兩個人傻了，說這哥們牛逼。
“我只有兩天，一天用來出生，一天用來死亡。”
許巍的歌詞收錄進《中國當代詩歌文選》。
北京是冰冷的，即便許巍的《執著》讓田震一炮而紅，即便《在別處》贏得業界一致掌聲，可市場回應寥寥。
許巍只能和李延亮結伴去酒吧嘶吼，演一場三五百養活自己。
一晃6年，窘迫、無助，內心交織著許巍對袁楓的愧疚，加之精神世界極度迷茫，許巍在一種極端頹廢的狀態下寫出《那一年》。
情緒的脆弱敏感，對生存的殘酷臨摹，迅速打動了無數在夢想中掙扎的年輕人。
這張被譽為“搖滾史上最好聽”的專輯，讓許巍一夜成名，也讓他變得很有錢。
可這些都不能讓許巍擺脫那種壓抑的心境。
他得了重度抑郁癥，整夜整夜睡不著覺，每天要吃大把抗抑郁的藥。
唱片公司決定把許巍送進精神病院。
袁楓不同意，跟唱片公司說：“你們給我找輛車，我帶他回西安。”
接著袁楓給單位打電話：“我辭職”。
家在單位宿舍5樓，陽臺上日光很足，袁楓經常陪著許巍在家里曬太陽。
中午去做個飯，回來看見許巍踩著欄桿，袁楓嚇得撲上去哭，第二天就搬家去了郊外的一間平房。
醫生叮囑，抑郁癥患者要與人溝通，袁楓就纏著許巍回憶部隊，許巍不理人，袁楓就唱他的歌。
為了讓朋友來陪陪許巍，袁楓偷偷打開許巍的手機通訊錄，一個個求朋友來西安。
樂器聲在院子里奏響，袁楓迎來送往，像個老媽子伺候一大幫人的生活。
許巍終于恢復了，回到北京。
袁楓緊緊跟著。
許巍很快找到了以前搖滾的生活，名氣和錢讓他過上了歌舞升平的日子，往往到了凌晨，才會帶著滿身酒氣回家。
音樂在感官的刺激下瘋長，那些關于流浪和愛情的日子，在《藍蓮花》《完美世界》曲子里歡快跳躍，一舉奠定了搖滾旗手的地位。
像很多一夜暴富的人，許巍對愛情的初心在消失。
他對袁楓說，你還是先回西安吧，反正呆在北京，我也沒時間陪你。
袁楓拼命咬著嘴唇，默默收拾行李。
在新專輯慶功宴上，臧天朔向許巍問起袁楓近況，許巍回答是：準備打發她回西安。
臧天朔拉著許巍找了個包間，關上門照著下巴就是一拳。
然后拽著許巍回到自己家，翻出張光盤打開，里面是當年在西安平房里，搖滾朋友們隨手拍的袁楓。
瘦弱的身體，費力用大鍋鏟炒著十幾個人的菜，咬牙拖著啤酒箱子在地上拽……
不知不覺已經淚流滿面，許巍突然有個念頭：要把這個女人留下，一輩子留下。
2006年，許巍《故鄉》上市，歌詞是：“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你在我的心里永遠是故鄉”。
經歷過才明白，袁楓和西安一塊刻進了骨子，割舍不斷。
對比張楚和許巍，鄭鈞是從黃土里拔出的，最純正的苗。
鄭鈞本有一個幸福的家，父母來自書香門第，哥哥疼他，生活美好得像一場童話。
7歲那年，父親去世了，童話碎了。
鄭鈞在道北棚戶區上小學的時候挺“混”的，讓同學去自己書包里拿點東西，同學一掏，一把鋒利的菜刀，嚇得哇哇直哭。
西安碎娃，就是這么虎。
11歲的哥哥鄭鵬就此“長兄如父”，方法很直接，把鄭鈞拖到樓棟角落里，用皮鞋踹得他滿臉是血：“如果敢給媽說我接著打你”。
鄭鈞唯一的依靠來自祖父，祖父是出身黃埔軍校的傳奇老頭，同民國大家于右任是莫逆之交。
祖父在小輩面前不茍言笑，剛直不阿，典型老陜生冷蹭倔的性格。
祖父對鄭鈞的影響，滲透到了靈魂。
多年后鄭鈞與華少聊天，當著鏡頭，直指音樂排行榜都是“屎”，鄭鈞這種性格就是祖父的熏陶。
對鄭鈞而言，沒了父愛的西安，就是冷著臉的哥哥和祖父，沉重又蒼茫。
這種愛又恐懼的心態，讓鄭鈞的高考志愿沒有選擇西安，而是考上杭州電子工業學院，躲去南方過上自我解放的日子。
有次美國文化課放搖滾樂，鄭鈞第一次聽到這么刺激的調子，基因里似乎有種東西，自發地應和。
美國老師將唱片全都借給了鄭鈞。
鄭鈞從The Rolling Stongs、The beatles那里找到了快感。
這也滋養了鄭鈞的放浪，聽歌、練琴、喝酒、打架成了全部的生活，直到學校一紙處分遞來。
為了逃避，鄭鈞找到美國老師，求他幫自己出國留學。
等簽證的兩年里，鄭鈞在北京流浪，睡天橋。
黑豹樂隊找主唱，鄭鈞唱歌的樣帶輾轉到了樂隊經理人郭傳林手里。
偶像外表，慵懶嗓音，不一樣的夢囈和騷氣，鄭鈞的曲風在搖滾和民謠間搖擺，就像樸樹。
郭傳林把帶子呈送“大老板”——曾一手打造Beyond的陳健添。
自此，大老板的“紅星音樂生產社”有了鄭鈞。
經過一年多的準備，1994年搖滾專輯《赤裸裸》面世。
唱片銷量幾十萬，盜版量數不過來。
《赤裸裸》是一個青春符號，代表鄭鈞一窮二白，簽了公司時已身無分文，只能涎著臉找老板陳健添預支3000塊吃飯的自嘲。
《赤裸裸》也代表欲望橫流的“浪子”碎片，憑著一張老秦人雕塑般的臉，身邊圍繞各式各樣的姑娘的生活。
高曉松書里講過一件事。
一次鄭鈞和他一起去酒吧，鄭鈞喝大了仰頭睡著，醒來醉茫茫地望一圈，突然感慨：“這屋里的妞，我都’好’過。”
應和專輯另一首神曲《回到拉薩》的歌詞：“沒完沒了的姑娘，沒完沒了的笑”。
鄭鈞那時候沒去過拉薩，只是腦子里一個靈光：加一點民族的元素，是不是更有意思？
沒想到這首歌讓自己一夜成名。
自此，這成了鄭鈞的絕招，《第三只眼》添了印度元素，在《路漫漫》更有了家鄉的華陰老腔。
李健曾說過，鄭鈞的西安音是他最迷人的一部分，就像唐朝天下無敵的寂寞。
原來最具威力的武器，就藏在記憶深處。
姥姥的舊樓、爺爺的大宅院，1400年的古城舊貌……都是故事，都是滄桑。
鄭鈞開始為西安這座城市寫歌，將厚重的情感寄托給了《長安長安》《蒼天在上》。
可是這些歌里，總是有一些揮之不去的悲愴。
這么多年，鄭鈞還是放不下牽掛，在早失父愛的城，永遠有一種殤。
2020年，《我和我的家鄉》上映，電影推廣曲是鄭鈞的《父的三北》。
電影《我和我的家鄉》海報
創作靈感來自于陜西民謠“趕牲靈”。
舊社會底層的男人為了養活一家，跋山涉水，餐風飲露，走西口往往一去不復返。
鄭鈞的父親，遠離妻兒，獻身三北防護林，享年3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