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錢了，沒有人會為你的理想埋單。”
一個月的房車路演后，導演唐曉白才開始面對真正殘酷的問題。
最近兩天是她最沮喪的時刻——影片在視頻網站上線了，意味著沒有影院會繼續排片，大家也要開始算賬了。片子的宣發費用本來就少得可憐，這趟路演全是唐曉白個人籌措的資金。她打算把北京的辦公室退租，再將辦公室的家具和設備都掛上二手交易平臺賣了。
這本是一場自救之旅。她導演的電影在4月30日上映10天后，票房只有300多萬。唐曉白坐不住了，她決定自救，帶著電影去尋找觀眾和票房。
導演唐曉白?
在原計劃中，這是一次為期30天的行走——5月9日，唐曉白一行五人，租了輛長5米、寬2米的房車。他們從北京出發，想要在中國地圖上畫一個“V”字，告訴大家，電影還在。過去一個月，他們一天做兩三次核酸，與行程碼賽跑；一半時間里，五個人要擠在一輛房車上過夜；經常因為各種不確定因素耽誤行程，最后蓬頭垢面跑去影城見觀眾。
他們去到了22個大大小小的城市，辦了60場觀影會，見到了無數觀眾和落滿了灰的電影院。唐曉白記得，有的影院里，海報都是前兩年的舊片；還有的影院，他們剛走，工作人員就把全部燈都關掉了，只留大廳幾塊比較暗的燈箱，為了省電。很多觀眾告訴她，這是自己兩年多來第一次進電影院。甘肅蘭州的一場觀影會，150人的票只賣出去一半。影城經理說，有的單位好幾個月也發不出工資，你還讓他們看電影？意識到自己珍愛的電影，在更多人看來只是一件多余的奢侈品，甚至還不及手機里的短視頻，唐曉白心里一陣寒涼。
30天過后，票房數字從一個月前的300萬漲到了400萬。而唐曉白則發現，自己回不去家了。她的家就在北京三里屯天堂酒吧400米外，從風險點位圖看來，“周圍插滿了小紅旗”。于是，她索性去了不在計劃內的太原做觀影會，開著房車繼續行走。
以下是唐曉白的講述——
“我要見到觀眾”
這兩年電影行業太難了。前兩天朋友圈同行們都在轉中國政府網列出的特困行業，電影行業就在其中。我也轉發了，配文“特困行業特困戶，請多關照”。
這次我們的電影《出拳吧，媽媽》原本計劃在4月30日公映。
4月29日晚上9點，北京關停影院的文件下來，但我們排片已經排出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要首映。如果要撤片，得去找主管部門走流程審批。眼看放五一假了，大晚上的，我能給誰打電話？不可能撤檔，只能硬著頭皮上。
這部電影從籌備到上映，經歷了許多坎坷——2016年開始籌備，因為主演受傷，直到2019年才補拍完，當年11月做好后期，本打算在2020年春天上映，就趕上了疫情。2021年是以主旋律影片為主的一年，我們就這樣一直等到了2022年。投資方壓力很大，覺得必須要上了，結果又趕上了關停影院。
電影的官微在3月8日發了一個概念海報后，就一直等著定檔。4月定檔了，開始籌劃路演，結果上海出疫情了，北京也不斷出現陽性病例。一般路演都得出幾十人的團隊，有明星參加，這么多人一起跨省出行，一旦行程碼出了問題，誰來承擔責任？所以，憑借過往經驗，大家都覺得路演沒法做了。
但片子上映幾天后，票房很不理想。我覺得不行，我要見到觀眾，也要告訴大家，電影還在。
討論后，我們決定一行五人，租房車走，這樣最靈活方便，萬一被勸返了也還能動。我們走得很急，只帶了電影相關的物料，比如拍攝器材和易拉寶之類，還準備了幾箱泡面，已經占了房車大部分空間，我們說好每個人只能帶一個箱子，上路了才發現很多生活用品都沒帶。
唐曉白和她的團隊。
從北京出來，我們原本想去北方的一些二三線城市路演。但當地朋友都勸我們別去，因為從北京來的，怕下不了高速。
那就先往南方去，從江浙出發。第一站我們選的南京，到當地需要隔離三天，這已經是最友善的政策了。時間和路線是精打細算好的，我們在路上特地開得比較慢，在服務區度過了一晚，到南京已經過了兩天，再居家隔離三天，然后做兩天活動，加起來剛好七天。
不過，在南京酒店隔離那三天，我特別抓狂——那時片子已經上映十多天了，票房不理想，中間一段時間的宣傳完全空白，我也沒有把握能最終見到觀眾。本來覺得還好行程碼沒什么事，突然我家所在的社區開始給我打電話，南京這邊也各種查問，我只能一遍遍解釋我們都是綠碼，也沒去過中高風險。每天花大量時間去解釋這些，就會不停焦慮，生怕可能因為一個問題就辦不了了，一切都是不確定的。
5月9日離開北京時，我沒敢把這個消息告訴任何人。直到5月13日晚上，我們完成了南京第一場觀影會，我才編輯了條長文發出來，對外說起這件事。因為見到觀眾，心里踏實了。
大家還是愛電影的
南京第一場觀影會，電影結束，燈光亮起。我一個人上臺，面對觀眾，真是感覺恍如隔世。我們沒有主持人，沒有通告單，全體主創就四個人，其他人在下面充當臨時攝影和攝像，完全不是過去的路演模式。我拿著麥克風上臺，感覺特別魔幻。
電影結束，燈光亮起，唐曉白再次見到觀眾感覺恍如隔世。
這是4月27日北京觀影會后，我第一次見到觀眾。這時候，片子已經上映兩周，這兩周本應是導演活動最密集的時候，而我根本動不了——先是不能去辦公室上班了，然后電影院也都關了，再經歷房車奔波，隔離三天，才終于在影院見到觀眾。
上臺后，我給大家深深鞠了一躬，抬起頭時，哭了。觀眾可能不知道我為什么這么激動，我給大家講了我們一路過來的經歷，說他們是我見到的第一批觀眾。大家開始鼓掌，特別溫暖。
南京的影院其實就三月關過一陣，但觀眾看到我們也很意外——這個時期居然還有劇組會來。很多觀眾說，自己是兩年多來第一次進電影院，一路走下來，這么說的觀眾特別多。
疫情可能已經改變了大家的觀影意愿和習慣。現在很多電影院需要有核酸才能進，做核酸又往往需要排隊，看電影不像吃飯那么必要，不是剛需，如果要付出這么高的時間成本，很多人也就不愿意進電影院了。所以我真的很珍惜現在能在影院見到的觀眾。
這個（觀眾少）可能跟整體氛圍也有關。有一場重慶的觀影會，我一進去商場，還以為走錯了，很多店鋪門上都掛著大鎖，咖啡廳的椅子都扣在桌上，還有的店看起來已經倒閉了，滿地垃圾都沒收。整個商場沒幾個人。我們6月9日要去蘭州辦觀影會，我當天看，150人的座票只賣出去了一半。影城經理跟我同事說，有的單位好幾個月也發不出工資，“電影不是必需品了，沒有精神食糧一說，優先肚子”。
不過即使是這樣，我們也一定要去。之前在陜西漢中那樣的下沉城市感受到了太多熱情——當地媒體熱心幫忙組織觀眾，文聯、作協、電影家協會的主席都來了，恨不得文化界集體出動。電影放映結束，我一進場，大家都舉著熒光棒歡迎；結束后，圍著我們簽名、合影。不管票房怎么樣，我們都得去一趟，我得回應買了票的觀眾，也想聽到這些城市觀眾對電影的真實看法。既然出來了，這個機會也挺不容易的。
電影結束后，觀眾亮起了熒光棒。
我能感受到，來影院的觀眾是需要電影的。在西北一座城市的觀影會中，一個十幾歲的小朋友提問，為什么影片里會有很多飛機的聲音，是專門設計的嗎？我覺得太有意思了，還能問這種挺專業的問題。跟當地人聊了我才知道，正因為當地文化活動少，影迷的小組織反而黏性很強，大家都很珍惜這類觀影活動，會口口相傳，討論會延續到活動結束后一段時間。
觀影會上，小朋友們會積極互動、提問。
以前我們大多在北上廣這類大城市做宣傳，路演都是宣發公司安排好，給我們出個通告。到了地方，他們聯系專業觀影團，付費請他們幫忙招募觀眾。真正跑了這么多中小城市，對于我，一個導演來說，獲得的對電影的理解，以及跟觀眾直接的溝通，都是從前沒有過的經驗。
這趟行程下來，其實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路上。房車要限速，在高速上每小時不能超過90公里。前半個月我們幾乎是睡房車上的。我們從北京出來，前14天行程碼都帶星，住酒店特別麻煩，干脆住車里方便些。遇到要停留兩天的城市，會找個連鎖酒店住，方便大家洗澡洗衣服，休整一下。
因為生活用品沒帶夠，我是在到了深圳后，才跑去商場買了把梳子和兩套衣服，之前每次出鏡采訪時只能用手把頭發抓順了。帶的幾身衣服我都扔進臟衣堆了，中途沒辦法，又撈起來繼續穿。路上吃飯不方便，服務區的飯又貴又難吃，我們有時會在早上出發前買好午飯。一路顛簸，為了防止食物灑出來，就用大力膠把餐盒粘在桌子上。
一行人蹲在路邊吃飯。
我們每天都得做核酸，有時甚至一天兩三次。離開一座城市時，不知道下一個目的地到底要不要核酸，就都先做了再說。反正得保證手機里永遠是綠碼，隨時都有核酸報告。
有時候，他們一天做兩三次核酸。
這一路上我們都在和核酸有效期限、行程碼賽跑。去杭州時，我們查過，從江蘇去浙江只需要報備，每天做一次核酸，再填寫沒有去過中高風險區的承諾書就可以，結果到了高速卡口，我們被攔下了。下車先做核酸，捅了嗓子，又捅了鼻子，左鼻子捅完捅右鼻子。做完核酸，“啪”一下，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了黃碼。黃碼就沒法出行了，到哪都得被隔離。
我急了，問到底什么情況。又和對方交涉了四個小時，碼終于變綠了。
離開泉州去廣州那天，我們一邊開夜路，一邊盯著時間，一過夜里十二點，大家的行程碼都摘星了。那一刻，車里一片歡呼，跟世界杯進球了似的。
唐曉白一個月以來的行程碼。
路上總有些不確定因素。有一次，按照我們預留的時間，到影城還能休整一兩個小時，可最后變成了一路狂奔——衣服也沒換，蓬頭垢面就進了影廳，還晚了半個小時。那是一個親子場，學校老師主動聯系組織的。也是因為老師的協調，孩子們看完電影都沒有走，我們一進影廳，孩子們開始歡呼，挺感動的。如果一般的路演，遲到這么長時間，早沒人了。
這一路下來，我們看到許多沒看到的風景，做了幾十場觀影會。每次映后和觀眾聊天，都很鮮活。過去在北京、上海，我們聊鏡頭語言，聊戲劇沖突。現在，除了電影，我們也聊彼此的生活，特別鮮活、淳樸。之前，我們聊的更多是藝術相關高大上的東西，見到基層觀眾，我才知道，電影要在情感上跟他們產生共情，就會獲得喜歡，很樸素。
我是個女導演，片子主打女性內容，講的是單親媽媽的故事，創作初心是關注女性成長，沒想到下沉市場的觀眾都覺得電影特別勵志——這是我從來沒想過要打的點。有個做小買賣的觀眾跟我說，看了電影后，覺得自己不能再喪下去了，要繼續努力創業。之前我沒想到市場有對勵志內容的這種需求。
在西安，有個單親媽媽看完電影來找我聊。她說，看到影片里的母親跑到酒吧去做直播的鏡頭，眼淚就止不住了，因為她也在做直播。她原本在小雁塔附近的古樂團里做演出，因為疫情，去年到今年演出時間加起來都不超過一個月。她還要帶孩子，只能選擇在直播間里唱歌。但很難做，一直都沒多少粉絲。
她還特地來問我，在當地還有哪些場次，她要推薦給朋友去看。觀眾大多挺樸素，我能感受到，雖然大家情況都不太好，但也努力在電影中尋找到一點精神動力。
落灰的電影院，為我們準備了熒光棒
剛才說到的那場重慶的觀影會，電影院在商場最上面一層，還堅持開著。當時我們的房車停在幾百米外，影城特地派了兩三個人來接我們。我們進到影院那一層時，他們還給每個人做了歡迎的牌子。聯想到樓下的蕭條，我挺不是滋味。
這可能是影院最艱難的一段時間。有的影院里，電影海報上都落滿了灰，厚厚一層；有的海報都是前兩年的舊片；還有的影院，我們剛走，就把全部燈都關掉了，只留大廳幾塊比較暗的燈箱，為了省電。
影城經理訴苦說，這段時間，租金也一點都沒便宜。為了節省成本，電影院以前一般都是十七八個人的配置，負責八九個廳的管理、售票、協調、宣傳等。現在都壓縮到了五六個人，經理也要親自干各種雜活。
以前的路演，對影院來說是個常規工作。現在你能感覺到影院對劇組的珍視——我們在深圳時，一個記者說，知道有劇組要來的時候，感覺跟做夢似的，自己已經好幾年沒見過劇組，更沒寫過跟劇組相關的報道了。
之前幾方都是相互埋怨的狀態。影院覺得發行成天就知道撤片；但從片方角度來說，電影院沒有觀眾，我投資這么大，為什么要現在上呢？也不能用常規方式去路演、宣傳，那我只能撤片。觀眾又覺得，在電影院看不到什么新片，我為什么要去影院——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這次走這一遭，我們和影院有了情感共鳴。兩年多了，能堅持開到現在的電影院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們能去，他們都很高興有個新片和活動，能聚起來些人氣，很多地方都希望挽留我們，多做一場活動。也是想讓大家知道，至少有電影人還在用自己的方法去到更多影院，尋找觀眾。只要給我們發出邀請的影院，但凡在能力范圍內，我們都愿意去。
影院對我們的態度和從前反過來了。以前都是我們求著他們把我們的宣傳板放到顯眼的位置，求著配合路演活動。而現在，他們會提前備好飯，為觀眾精心準備熒光棒歡迎我們，最后還會互相加微信，發活動照片，非常熱情。道別的時候，有影城經理鄭重地說，謝謝你們。
一路接觸下來，影城跟影城也是不一樣的。有特別主動的，努力調動觀眾做活動，比如“六一”號召孩子們寫觀后感還抽獎，票房效果就好很多；有的只在抱怨，等著政府給點減稅、減租、補貼等扶持政策的。
大環境就是這樣。我在想，如果電影行業的每一環，無論片方、影院還是觀眾，都多做一點，打破一些慣性思維，情況會不會變好？
從自嗨到自省
這一趟對我來說特別治愈，雖然我們的路演對票房的撬動遠沒有達到預期。但一路上，我看到了整個電影界的生態鏈條，包括宣傳、發行、影院，以及下沉市場的真實情況，這都是我以前完全不了解的。當你真的去接觸了，才知道之前的失誤在哪里。
我們的電影從籌備到上映，經歷了許多坎坷，票房也不理想，我之前覺得很不公平，有很多抱怨。上映前，大片們都從五一檔撤了，同行和媒體給我們的評價是“逆流而上”，影院也覺得這是對他們的支持。這一切都讓我們覺得影片關注度很高，觀眾被帶動起來了，自己博得了一個好機會。結果上映10天，票房只有300多萬，我想不通，為什么沒人買票。
真正上路后，見到了觀眾，我才知道，原來之前的宣傳完全沒有抵達觀眾，是我們自嗨了半天。在深圳時，我同學發朋友圈，說參加了電影的試映會，歡迎大家在正式公映后去觀影。我趕緊糾正，說我們的片子都上映好久了。
我才意識到，像我們這種體量的影片，沒有IP，也沒有流量演員，靠在大城市幾天的宣傳，是遠遠不能抵達更多受眾的。當然，常規的路演辦不了，我走這一趟也是被逼無奈，但一路下來，反而效果很好。我現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沒早點走出來，如果在上映前，能這么精耕細作地去尋找觀眾，票房不至于這樣。
這兩年多，積壓了很多片子，我們這類電影尤其多。頂流一年能拍幾部戲？國產電影大部分都是像我們這種原創劇本，演技派出演的。這種片子，也是在疫情下受打擊最大的，因為它們不敢擠到好的檔期去跟大片抗衡，就只能等著。等到投資方坐不住，必須要收回投入的時候，就必須上映，這就相當于往懸崖下跳。
大家就總等著疫情翻篇，再以常規的方式來上映、宣發，但現實是，我們不知道這一切什么時候會結束。等到一切恢復常態，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是不太可能的——觀眾的觀影習慣已經開始改變了。那就需要我們思考變化，多做一點。
電影投資是一個規律性項目，投資多少和回收周期多長都是得算的。這就必須預估項目劇本、拍攝、后期的周期，以及何時上映，才能評估應不應該投。疫情下，投資者無法知道自己的錢投進去，能不能收回本。這樣一來，電影投資就變得特別慎重。六七年前，我們憑著一個好的電影大綱可能就能拿到早期投資，但現在，資方恨不得看到成片再決定是否投資。
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我之前在籌備一部愛情片，本來是要去國外拍的，劇本弄好了，投資也談得差不多了，但這兩年沒法出去了。我有個朋友之前去吉林拍戲，開機第二天就遇上了疫情，整個劇組滯留了一個多月。
我們的最后一站是銀川，本來打算去完銀川就回北京的，結果前兩天三里屯的酒吧疫情又擴散了。我家就在三里屯，現在還沒法確定能不能回去，干脆就再繞繞，去趟太原。6月11日我們在陜西宜川縣落了個腳，順便做了場線上直播。直播結束后，突然想到要到太原的話，之前做的核酸可能要超48小時，得趕緊去做一個。
當時最近的核酸檢測點在20公里外的高速路口。外面在下大雨，我們從山路開過去，一路都有從山上被沖刷、滾落下來的小石頭，驚心動魄地開到了高速路口，等做完核酸再返回酒店，已經半夜十二點多了。
為了做核酸，他們冒雨開夜路趕去高速路口。
這趟下來我一直在想，現在這個時候還能走進電影院的人肯定是喜歡電影的，但其他人呢？難得走這么一遭，我會在路上問很多偶遇的人，上一次看電影是什么時候。一路問下來，心里其實挺寒涼的。
端午節時，我們在貴陽。那里有一條很出名的“粽子街”，我就去問賣粽子的大姐，她說上一次看電影是30年前了，也不記得看了什么片子。那天下著雨，她一直忙著自己攤位的小生意。像他們這么忙碌，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花在生存上，電影是一件很奢侈的東西了。我又問，那你平時一點娛樂都沒有嗎？她說會看手機，手機里有很多好看的視頻。
在內蒙古烏蘭察布，我們去蒙古包吃飯，我問起老板這個問題。他說好像是十幾年前，大家都聚在旗里的廣場上，當時很多人跳舞。聊了半天，我發現他把電影理解為文藝演出了，就又解釋了一通。他回答，這里沒有電影，因為草原上沒有電影院，最近的影院在30公里外，太遠了。
一路問下來，我特別唏噓。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電影，在他們心中，卻是一個很遙遠的概念。大家還是很需要娛樂生活，但為什么就不是電影呢？我就反思，國內電影制作在很多環節上，還是短視，只愿意去做能快速收回成本、賺錢的片子。這種片子永遠只有那么一撮觀眾會看。但中國有14億人，我們是不是并沒有給更多人提供適合他們的內容呢?
但同時我也覺得電影還是有它存在的空間的。路演中，我們真正和影院、觀眾交流的瞬間，大家聚在一起，握手擁抱，拍照簽名，還是令人動容、充滿魅力的。
前幾天我給北大的學生上了堂網課。結束時，主持人說，大家可以截圖留個念，我當時特別唏噓，難道以后人類的交往方式就這樣了嗎？
人是社會性動物，需要社交，我們不可能只靠線上生活。當需要面對面的情感交流時，大銀幕就有它存在的空間和意義。
作者丨高敏 編輯丨雪梨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