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桑內特明確指出身體與空間存在著密切關系，因為身體是生活實踐的載體，而身體參與人類關系的方式就是去占有空間，這種參與不僅僅是面對面的交流，還有一種情感上的占有。
地理空間是空間批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電影敘事的賴以完成的支點，任何故事的發生和人物活動的場所都要依空間而存在。米歇爾·德·塞托也曾說過故事的發生地就是在空間展開，而空間是各種景觀的容器。
空間里的人與物有了特定的符號意義，成為敘事要素。縱觀青少年成長史可以發現，隨著青春個體的生活、學習軌跡遷移：家庭、學校和社會，共同完成“成長”這一議題，觀眾視角也會隨著空間的變化發生改變。
物質與情感的不平衡變化：家庭空間
空間是社會發生最為顯著的外化形式，它可以更為直觀的展現人類的行動變化和社會的發展。
青春題材電影的主體往往處于青春期未成年階段或者向成年人過渡的階段，家庭，是保護，監護和通向社會的窗口，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空間。我們我們人尤其重視家文化的建立，可以說家族文化自古以來承擔著重要的教育意義和道德起點的作用。
我們甚至很多亞洲影視作品背后都隱含著“家”的深層議題，“家”的意象被賦予到影片文本中，承載著藝術作品中情感的表達。
社會改革下的物質增長
空間本身是一種生產，它通過人類的實踐活動而被干涉，同時空間也可以反作用于人類的生活方式，甚至對其產生影響和引導。
早在第六代自傳式的青春電影勾勒的是物質不太富裕時期的筒子樓、掛滿掛歷的墻壁和各種斑駁的舊式家具。成長環境的混亂和動蕩其實是記憶中成長的疼痛和不堪，以及社會發展的重大變革。
《青紅》下三線城市建設的父母一心想回到大城市里來，對現狀的不滿和兩代沖突使得他們兩代人的關系有著難以溝通的困難，家庭永遠是昏暗、閉塞與凌亂的，如同青紅的殘酷命運。
進入21世紀，尤其是網生代作品中，家庭空間的展現出現了很大的改變。社會經濟發展翻天覆地，家庭空間不再局促狹小，現代化的家居設備也普遍出現在影像的家庭空間里。
“80后”青春已經開始出現唱片、磁帶、臺式電腦和電話等娛樂和消遣式設備。青春題材電影的家庭空間建構具有了極具時代性的特征，標志著新時代下物質生活的豐富。
《狗十三》中李玩雖然父親再婚，她被丟在爺爺、奶奶家里，但爺爺、奶奶所居住的都是干凈、寬敞的單元樓，家中也可以養只狗作為精神寄托，父親出入的代步是汽車，進出的工作場所是應酬的酒店。
《小時代》更是呈現了上海以陸家嘴為代表的豪宅背景，大都市的物質堆積成為消費社會的主流表達。
殘缺與破碎
家庭空間是青春個體不可回避的重要場所，但在青春電影中往往是殘缺的，壓抑的，或者是缺失的。
如《少年的你》《悲傷逆流成河》《過春天》中的陳念、易瑤、佩佩是只有母親甚至母親也是弱勢邊緣人的存在；《狗十三》《黑處有什么》里的李玩、曲靖都是父權壓制的表現；而多數懷舊類青春片《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家庭都是僅僅是符號的存在。
青春電影中的家庭空間很好的見證了家庭倫理從傳統到現代、從親密到疏離的轉向。“家”是安全、港灣、溫暖等具有保護情感屬性的場所，但在青春題材的影片中，家庭空間經常是動蕩的、殘缺的。
物質的變化沒有改變空間里的家庭關系，家庭的解體與家庭成員缺失仍是青春題材電影中的主要設置，而這種成長經歷帶給青春個體的傷痛進而影響青春個體的成長。
所以佩佩單親、單非的身份促使她走進黑暗，成為一個“水客”；易遙母親對易遙的咒罵和忽視使得她成為一個被欺辱的悲劇角色；陳念父親缺席，母親被追債也被迫缺失，家門口走廊里被貼滿追債和咒罵的小廣告，向上攀援的樓梯似乎永遠也到不了頂，家里也從來不敢電燈，這是一個充滿絕望和黑暗的家庭。
青春電影中復雜的家庭關系與成長背景帶給青春個體深遠的影響,也產生出獨特的空間意義。
易遙在經歷學校暴力后無處釋放自己的委屈和屈辱；佩佩只能通過走私偷偷賺取和閨蜜去日本的旅游經費。
陳念也從來不敢尋求母親成為她的避難所，家庭空間的遭遇成為了青春個體異變的誘因,主人公的成長焦慮通過家庭空間得以泄露；同時也暗示著：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發生變化。
成人缺席的天堂：校園空間
德里斯科爾在對好萊塢青春電影的分類中，歸結了兩種不同的類型：青春片和大學校園電影。
因此校園空間也是青春電影長期以來觀眾的重點領域。青春片的重點是講述成年和未成年的矛盾，關注青春個體走向社會化的深刻議題，校園作為這個過渡的節點，在青春電影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規則與反叛
作為青春片重要元素的校園，既是地理意義上的空間，為青春個體提供學習和生活的場所，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意象，對青春個體的身體與情感進行管理和規訓。
由于我國特殊的九年義務教育體系和政策，青春個體往往必不可少的活動空間就是校園經歷。
經濟、家庭和制度的變化，會把兒童和青年群體與社會分開。無論是高中校園為主體的《匆匆那年》《同桌的你》《少年的你》《悲傷逆流成河》，還是大學校園為主體的《同桌的你》、《我們合伙人》，幾乎都是以校園生活為故事發生的核心場所。
在這個場所內，等級制度森嚴，權利分明，尊師重道，還要規訓于師長。
學校領導、教師群體、班級干部界限分明，若有逾矩，便會受到相應的處罰，以此束縛青春個體的行為和熱情。
在這樣一個社會小縮影里，青春個體往往呈現的是跨越與挑戰這些界限,來表現意志力的越軌。如《青春派》的開頭就是男主在全體師生面前大膽向女神表白，這一行為在高中尤其是復讀的語境設置中，具有挑戰性和反叛意味。
而另一種被壓抑的反叛似乎更殘酷和絕望：四四方方的教學樓，被困在其中的青春個體，似乎要被圍剿。既要脫離小社會里的規則壓制和教育評判，又要在其中完成蛻變。壓抑的最終結局是反叛，但反叛的結果并沒有得到精神的解放和自由。
愛情想象與性意識塑造
高中時期的青少年往往是懵懵懂懂的，生理和心理都在悄悄發生著變化，一點點向成年人過渡，但因為亞洲特有的含蓄和性文化教育環境，我們的老師幾乎都不會在課堂上光明正大的傳遞性知識和愛情的引導。
青春期的愛情萌芽總會被考試的壓力和傳統觀念的強勢所壓迫，同桌的眼神，規避老師去傳遞的紙條成了高中教室里愛情的試探。而性和愛情到了大學似乎一下子失去束縛，自由成為了理所當然。
也許我們對于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問題的敏感、禁忌使得愛情萌芽的年齡段規避掉中小學時期。但是，當愛情被過多的在青春電影中被消耗時，這一母題似乎也就被異化成畸形的“卑戀”。
從2013年以來，《致青春》里的阮莞、《匆匆那年》里的方茴完全是同一批“加工”的“戀愛至上”模板刻畫，愛情元素被不加節制的強行使用。
用“卑微而執著的愛情想象”為影片提供了主要的生活意義，并和懷舊要素合流、發展成為“情感偏執狂”，整個影片的唯一敘事目的就是“不斷地生產一個個富有生產性的意義片刻”，營造出“片刻即永恒”的虛假充實感。
青春個體的愛情往往出現的莫名其妙，而又結束的毫無預兆，《匆匆那年》里青春個體的矛盾似乎只能通過愛情才能夠獲得救贖，《小時代》中愛情又充滿混亂和不堪，無法的得到觀眾的認同。
2016年《黑處有什么》、將視角轉向主角的友情和家庭，并關注到在懵懂年紀經歷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敏感變化，打破了成人式愛情的啟迪和性成熟的表達。
個人烏托邦：公共空間
空間是一種語言，具有語言學與行動意義中的“行事話語”(perfomative)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對于公共性的“言說”構成了公共空間最基本的條件。
公共空間(publicspace或publicplace)是一個不限于經濟或社會條件(縱然實際情況未必如此)，沒有門檻、沒有標準，任何人都可以涉足。
公共空間不僅僅只是個地理上的空間概念，更重要的是進入空間的人們，以及展現在空間之上的廣泛參與、交流與互動。
時代隱喻與集體重塑
對于青春個體來說，公共領域充滿誘惑，但在社會發展中，公共空間又兼具時代意味。對于時代問題的把握一般通過一些符號化方式來呈現：懷舊類歌曲和快速變換的場景物件。
國產青春片尤其是2010年以來，以青春為題材的影片在時間跨度上橫跨高中-大學-工作，甚至成家，在空間上完成從高中校園、大學校園和工作空間的轉變。
漫長的時間跨度在別的國家同類型影片中屬實不多見，時間跨度的拉扯配和年份字幕和時代性、節點性物品，才能走馬觀花的完成對青春的追憶。
精心選擇具有典型性的時代文化產品，而這也給易逝的青春和社會巨變之間構建出一種奇妙的關聯。《夏洛特煩惱》黃粱一夢回到青春時代，通過剽竊偶像歌曲完成從屌絲到偶像的逆襲，女神秋雅也終于被自己收獲芳心。
來自現實生活中的一事無成、一地雞毛的的壓抑激發了懷舊的熱情。一些故事中的爛俗橋段:墮胎的撕裂，女神嫁給富豪，愛情的破裂以及家庭的解體，都是經濟社會變革在青春個體上的投射。
將青春回憶羅列在電視新聞、重大事件、流行歌曲和字幕中，其實是一種群體式的社會焦慮釋放。本該面臨一地雞毛的成年觀眾跟著故事回到青春時代，穿梭在充滿歲月感的歷史物件之間，逃避的完成了自我治愈，但其實本該與社會溝通的表達卻不斷地失語。艱苦的愛情帶來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傷痛不僅僅是長大成人的代價，也是社會變革快速發展的代價。
青春片中當在成長焦慮被慰藉時，社會沖擊留下的傷痕也得到撫慰。但青春片的懷舊并沒有得到全部觀眾的認可：既沒有獲得主流文化的確認，也沒有獲得和青年亞文化對話的溝通語言。
自我放縱與虛構的想象
因為公共空間沒有限制，所以對于備受壓抑和限制的青春個體來說，“自由”會不斷引誘著他們進入公共空間，最終導致了青春個體從家庭空間和學校空間的出逃。
自以為是完成成長儀式，然而更多意味自由的個人空間往往是急于擺脫生活空間和躲避現實空間而尋找的“烏托邦”式的想象空間。公共空間往往是青春個體自己主動選擇的場所，溜冰場、網吧、街道……無規則感使得這里少了很多約束，青春個體可以從壓迫家庭空間和壓抑的校園空間里掙脫出來。
《黑處有什么》曲靖在無人的廢棄露臺可以自由歌唱，沒有管制她言行舉止的保守父親和腐朽老師；《左耳》中李珥在走出家庭和校園空間后，也不再是大家眼中“聽話的乖孩子”，個性中充滿執著和倔強，充分展示被壓抑的性格特征；《陽臺上》張英雄也有個武俠式神秘主義色彩的秘密基地“東方皇帝”廢棄的輪船……
當然這種放縱往往是短暫的，他們最終要回到成年人管轄的空間里去。只有到了大學，才可以自由出入各種場所，但這種沉溺于自由空間的依賴，恰恰是青春個體長期受到壓制的放縱。
而工業社會的發展，消費主義文化的滲透，使得游戲廳、網吧、酒吧成為消費觀念和價值觀念的特定文化符號。
這些充滿現代性和前衛性的場所對于青春個體來說充滿吸引力，能穿上高跟鞋到歌廳里舞動一曲或者在臺球廳里吞云吐霧就是完成了“長大成人”的行為標志。公共空間既沒有去迎接青春個體的成長和進入，也沒有拒絕其靠近。
當青春個體以逃避的方式逃離家庭和學校的束縛，獲得的只是一種自我放逐和無意義的沖動。因此想要通過試探放縱來完成“長大成人”和“實現自由”，似乎是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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