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比較分析彼得·法雷利低俗喜劇作品與《綠皮書》在情節和人物兩方面的差異，可以從具體例證分析中管窺主題思想深度發生變化的事實。
變化的發生并非偶然，若繼續探究，我們可以從主題個性中逐漸厘清其發展脈絡。
彼得·法雷利最初的成名作之一《阿呆與阿瓜》，早在1994年上映便收獲了2.47億美元的票房，奪得1994年度美國電影票房榜第6位，而整部影片制作成本是1600萬美元，這在當時的經濟背景下可以說是相當“叫座”的。
此類低俗喜劇之所以能夠被大眾所接受，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社會中“審丑”文化思潮的影響。
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態使事物也顯現出極快的更新態勢，人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文化增長速度不相適造成了整個社會呈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浮躁，壓力涌于人在社會活動中的各個方面，這便使大眾更加崇尚娛樂，而極具娛樂性的活動之一便是“審丑”。
工業及后工業時代導致了人的忙碌緊張和個人價值實現的乏力，消費時代的物欲橫流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戰爭、種族、民族、信仰等各色人類社會沖突讓深處其中的人們更多地感到困惑與無助。在這種情況下，審丑往往可以使人們脆弱的心靈得到宣泄、慰藉抑或是寄托。
觀眾通過“審丑”的過程實現對自身壓力的釋放和情感的慰藉。
與審美不同的是，“審丑”所對應的是直指人內心的陰暗面，釋放人在內心中的壓抑、踟躕、痛苦等負面情緒，這個過程是要將自己的快感建立在劇中角色的痛苦之上的，從而以影片欣賞的過程來實現宣泄和寄托情感的目的。
“審丑”文化影響下，彼得·法雷利的喜劇電影有何特征？
事實上，彼得·法雷利的低俗喜劇作品正是借用了“審丑”所能夠帶給人們的快感，收獲了一部分觀眾的青睞，然而他并沒有以“審丑”作為影片主題表達的全部目的，“審丑”只不過是戲劇性中荒誕的形式化產物。
縱觀彼得·法雷利喜劇電影，在主要人物的設定上即便是流于俗套的小人物，也沒有將其人性丑陋、扭曲的一面展現放大，這些人物雖然有著荒唐的想法和粗俗的舉止，仍能始終保有一顆向善的內心，在情節編織上所堆砌的笑料事件沒有極大悖離法律和道德的約束，這一點我們從人物所實現的目標以及各部影片結局便可得到印證。
例如在《三個臭皮匠》中的三兄弟一直想要努力賺錢，走向外面的世界，三個人真誠直率，勇敢正義，最終在孤兒院即將被關閉時將它贖回，從此也讓孤兒院的氛圍更加溫馨有愛；
《庸人哈爾》中的男主角在影片中被設定成一個庸俗淺薄的人，經過催眠后意外地愛上了胖女孩羅絲瑪麗，最終哈爾必須要在外在美和內在美之間做出抉擇，哈爾不得不對自己秉持的價值觀重新審視和反思。
迎合泛娛樂化的潮流禁錮了主題的深刻性，導演開始發掘主題的思想內涵，低俗喜劇中也流露出導演悲憫的態度，逐漸彰顯人文關懷。
1994年《阿呆與阿瓜》上映至今，《舊金山紀事報》曾有作者評論：即使算不上是一部完美的電影，但稱得上是滑稽古怪、充滿智慧。
低俗、下流是無厘頭喜劇片的需要的元素，在片中，金凱·瑞在廁所尖叫的場景就體現出低俗的元素和導演的高水平，令人開懷大笑。
主人公自命不凡、大膽任性的自發性往往是當代戲劇少有的。
但同時也不乏諸多負面評價，其中《好萊塢記者報》便有文章認為此類低俗喜劇缺乏主題旨趣意蘊，流于形式的俗套：
“《阿呆與阿瓜》和其它喜劇片一樣有著不變的主題，還帶有一點黑色幽默。”
到了2001年，《庸人哈爾》的主題顯露了法雷利抨擊淺薄的諷刺態度，周黎明在網易娛樂頻道評價這部電影：“在該片中，法萊利（法雷利）兄弟在減少“酸辣”指數的同時，大大提高了“甜膩”指數，并把“寓教于樂”的“教”擺到最顯眼的地方，有點讓人想樂卻樂不起來。”
法雷利的低俗喜劇在主題旨趣意蘊方面是羸弱的，即便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積累和發展。以《庸人哈爾》為例，如果說這部片子所要宣揚的是人的心靈之美，那么這種美的形態為何仍要以優美的形體展現出來呢？
可見此時導演對美的定義仍然沒有超脫出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在主觀上的一般認識，局限于泛娛樂化潮流的思維當中。
即使在《綠皮書》中，主人公謝利是以鋼琴家的身份存在的，他所演繹的古典樂作品也是多為白人精英階層們喜好的“高雅藝術”，本質上仍舊是帶有娛樂屬性的，但由于這部片子所反映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問題指向性更強，致使這種娛樂從形式上的荒誕變得寫實而嚴肅起來，也正因如此才讓主題中的悲憫元素從薄弱轉為強勢。
從內部而言，《綠皮書》中的托尼在謝利遭遇歧視壓力、面對不公對待甚至是身心傷害的時候，對謝利是抱有悲憫之心的。
謝利在知曉托尼面臨經濟和感情雙重困境的時候，對托尼也心生同情，這種內在的悲憫情愫早在《庸人哈爾》中便有體現，哈爾愛上了羅絲瑪麗，欣賞她美的心靈，但也流露出對她肥胖身形的復雜感受；
從外部而言，觀眾會對《綠皮書》中謝利的遭遇產生同情，由此也不難聯想到美國黑人社群的境遇產生悲憫，同樣的共情也作用于《我為瑪麗狂》中的泰德、《三個臭皮匠》中的科雷、摩爾和拉里三兄弟以及《庸人哈爾》中的羅絲瑪麗等等角色身上。
他們的遭遇除了讓觀眾哄堂大笑之外，也不難引發共情思考。
“低俗喜劇專家”彼得·法雷利能夠推出《綠皮書》這類作品，根本原因始于主題思想發掘加深、題材選擇的變化對主題提出了明確的思想發掘要求，主題元素隨之產生了更為豐富的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