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國產家庭倫理劇聚焦討論的話題內容出現了新的變化：從原本傳統的婆媳矛盾開始轉向對于原生家庭內生性問題的探討。電視劇《小歡喜》《小別離》《都挺好》《少年派》等均在其列。
與此同時，原生家庭文化也同樣影響了當下電視劇的創作：無論是《歡樂頌》中的樊勝美、《完美關系》中的馬邦妮、《安家》中的房似錦，還是《三十而已》里的顧佳，這些角色身上無一不帶有原生家庭之觴。
有意思的一點是，在當前語境下的電視劇中，出現了這樣一類具有以下特征的角色：這類人物多為獨立的女性個體，她們大多試圖擺脫“吸血鬼”家庭的束縛，最后卻又不得不落入回歸原生家庭的怪圈。
在“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對比與消費文化的強勢助推下，這種立足于女性視角的性別書寫極大地滿足了國內特定受眾的心理需求，由此觸發所謂的女性主義的回流。
如果把這種帶有鮮明特征的性別敘事看作是彰顯女性力量的一種手段，那么這類人物從出走到回歸原生家庭的矛盾舉動則同樣投射出當下的一種集體潛意識，即在放有傳統與現代價值觀兩種砝碼的天平上，多數人仍將傾斜于傳統倫理道德的那一端。
所以，作為傳統與現代價值觀念碰撞下應運而生的產物，國產家庭倫理劇中存在著一種極為矛盾的現象，即通過影像敘事與傳統倫理的矛盾式彌合來掩蓋人物情感維度的斷層，隱匿其后的實則是現代社會中的個體困境。
一個較為典型的例證，就是電視劇《都挺好》。
從《都挺好》對蘇大強一家的人物形象描繪中，可以看到現代都市中不同的個體形態，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集中體現了當下社會群體所存在的共性特征。
然而影像整體敘事與個體人物的性格弧線之間卻出現了自相矛盾的結果，導致影像文本的傳播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超強個體”的被動出走與主動回歸
如果以經濟獨立性以及個人能力為標準來評判蘇家兩代人，那么蘇明玉無疑是從中脫穎而出的“超強個體”。
就經濟獨立性而言，當蘇明成兩夫妻還在靠啃老度日時，身為公司高管的她不僅擁有自己單獨的住所，而且還能擺平蘇家的經濟問題。
而在個人能力方面，蘇明玉不但憑借自己良好的公司業績獲得了老板的賞識，還用自己的忠誠、果敢與智慧為老板老蒙化解了一場破產危機。
有趣的是，在蘇家三個子女當中，這位“超強個體”恰好是位女性。事實上，如若撇去性別的標簽，獨立人設的興起恰好是貼合當前現實語境的一種正常現象。從個體化理論的角度來看，獨立個體的出現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像教育、社會權利、政治權利、民事權利以及參與勞動市場的機遇、流動過程這些核心性基本社會機制都是以個人為取向，而不所以組織或家庭為取向的。這樣，個體化進程就加快了。”
而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當女性擁有與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權、勞動權及其他權力，也就是所謂的制度化的個人主義開始落地，那么女性以獨立個體的存在形式取代原先依附于集體的生活狀態便成為了一種可能，這也是蘇明玉這一角色得以出現的契機。
認知矛盾：
個體邊界的模糊性一般而言，家庭倫理劇側重展現的是家庭內部的生活場景。然而在《都挺好》中，職場往來也成為了劇情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在這部劇里，角色在職場與家庭范圍內的人際關系出現了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倒置趨勢，但仍未完全脫離費孝通所提出的中國式熟人社交網絡。
以蘇明玉為例，她的身上有兩個最為明顯的標簽，一是獨立的職場女強人，二是原生家庭中的邊緣人，這兩個特征恰好到位地概括了人物在職場與家庭兩個敘事空間內的狀態。
在父母眼中，蘇明玉是三個兒女中最容易被忽視的那一個，蘇母可以為了給大兒子蘇明哲湊出國留學的學費而不顧蘇明玉的意愿強行賣掉她的房間，甚至為了省錢剝奪她上清華北大的夢想；但在面對二兒子蘇明成無理的借錢要求時，蘇母卻總是一味滿足他。
而當蘇明玉求助在一旁目睹一切的父親時，性格軟弱的蘇大強總是以視而不見的消極逃避態度來敷衍她。
在兩個兄弟的眼里，蘇明玉則是個冷漠自私的局外人。蘇母逝世后，工作繁忙的蘇明玉到機場接送回國奔喪的蘇明哲，蘇明哲看到本該心情沮喪但卻依舊冷靜克制的蘇明玉心生不滿；甚至在得知蘇母出事時兩個兒女都未在其身邊時，脫口而出指責道“有你們這么當子女的嗎”，卻不曾考慮到自己也因種種原因而未能陪伴在父母左右。
而對于從小就與蘇明玉關系不和的蘇明成來說，她在他看來就是一個沒有感情的冷血動物，兩者間的關系更因牽扯到了二嫂朱麗而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蘇明玉為了避免所在公司停產整頓，當眾宣布自己和前來公司開展財務審計的朱麗是姑嫂關系，由此導致朱麗差點失業。
蘇明玉本人也由于此事被蘇明成打傷進了醫院，這場鬧劇最終以報警收場。蘇明玉在原生家庭遭受的冷遇，和在公司親如一家的人際關系形成鮮明對比，一冷一熱交替出現的社交往來開始出現不同于常人的倒置趨勢。
盡管在家中并不受人重視，但蘇明玉在公司卻是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她與公司實際控制者老蒙既是上下級關系，也是師徒關系。
兩人的初次相識源于蘇明玉發傳單的舉動，一段短暫的交談過程推動了兩人日后的密切來往，自18歲后就與親生家庭斷絕關系的蘇明玉卻在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那里收獲了自己久違的善意。
作為獨立個體的蘇明玉在家庭與職場間不斷切換角色，但以其為中心的社交網絡的邊界卻變得越來越模糊。
如果將劇中關系網絡的立足點單純地總結為從家庭關系出發，那么圍繞職場展開的情節內容便被單一地排除在外。
但若將其概括為從純粹的社會個體關系角度出發，卻似乎又難以撇清傳統熟人社交的影子：雖然蘇明玉的當眾坦白讓二嫂朱麗差點失去工作，但她之后又通過自己的人脈為朱麗保住了工作。
此外，在得知大哥蘇明哲在美國待業的現狀后，蘇明玉在其不知情的前提下，還是通過自己的人脈關系為他謀劃了一份工作。從這個角度來看，實則難以厘清該劇對于單一個體的定義。
僅以蘇明玉一人而言，究竟應將其看作是傳統意義上的集體中的個人，還是現代語境下的單獨個體，仍是一個需要結合具體情境進行仔細辨析的問題。
動機缺失
個體“再嵌入”的荒謬感相較于蘇明哲與蘇明成順理成章的人生軌跡，蘇明玉的個人經歷卻又有所不同。
其以個體身份出走家庭的原因是被迫的，當中還充斥著濃厚的戲劇性色彩：由于重男輕女的蘇母強迫蘇明玉去念她并不喜歡的師范生，蘇明玉就此與原生家庭決裂，從18歲開始便不再拿家里一分錢。
同時，她還和父母簽訂了一份協議，以舍去父母養老義務的形式來補償自己在經濟方面遭受的損失。而在蘇明玉“再嵌入”原生家庭的過程中，電視劇對于她回歸家庭的原因闡釋卻又顯得十分蒼白無力。
早在蘇明哲因蘇大強養老一事求助蘇明玉時，她曾冷淡地回應“蘇家的事情不要找我”。但在蘇大強罹患老年癡呆癥之后，蘇明玉卻被蘇大強手里那套遲到了多年的習題集所感化，最終為了家庭離開了奮斗多年的職場。
在蘇明玉做出這一選擇之前，劇情內容中仍然摻雜著各種家庭矛盾，卻極少有涉及家庭關系修復的情節；此外，蘇明玉從小的不幸遭遇也是橫亙在她與原生家庭之間的巨大障礙。
而人物如此突兀的做法，也導致其前后的性格邏輯顯得并不自洽。最重要的一點在于，蘇明玉的做法并不符合個體化理論下“為自己而活”的個人價值觀，反之卻因帶有強烈利他性原則而具有了自我犧牲的意味。
在談到個體“再嵌入”的話題時，《都挺好》對于蘇明玉回歸家庭的情節安排至今仍飽受詬病。除去上文提及的表象矛盾外，仍有兩個與此情節相關的問題值得深究。
其一，“再嵌入”個體的性別設置。在蘇家三個子女中，蘇明玉作為唯一的“超強個體”，卻以離開職場的代價回歸原生家庭。
在角色性別標簽的加持下，這一稍顯極端的行為的確增強了電視劇的戲劇性效果，然而其傳播效果卻大打折扣。
換個角度來說，可以將蘇明玉的人物形象對標為離開職場的全職家庭主婦。由此一來，《都挺好》對于男女平等話題的呈現便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盡管電視劇本身對于蘇母重男輕女的觀念持否定態度，但其在蘇明玉這一人物形象的刻畫上，卻又帶有幾分對于女性形象的傳統認知。
其二，個體“再嵌入”的動機。
此處所指的動機包含劇中角色行為動機與劇作者創作動機兩層含義。
以蘇明玉為中心的家庭社交網絡與職場關系網絡存在著冷熱倒置的怪象，即便如此，蘇明玉仍然難以逾越血緣的羈絆。
結語
她回歸家庭的選擇，更多帶有一種妥協的意味。而電視劇強行大團圓的結局設定，同樣暗示著著劇作者本身也存在著“血濃于水”的思維定勢。
個體“再嵌入”的過程因向血緣關系妥協而帶有幾分荒謬感。
如果說個體化的具體內涵是指“個體日益從外在的社會約束中脫離出來，這些約束包括整體的文化傳統和其中包含的一些特殊范疇，例如家庭、血緣關系和階級地位”，那么在此處，個體的困境就已經初見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