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簡直炸開鍋了。
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紛紛沖上街頭。
一路高舉標牌，停在法院和政府大樓門口。
紐約。
洛杉磯。
舊金山。
打開電視和廣播，全是各種撕心裂肺的罵戰。
「這是女性的恐怖時刻！」
「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大倒退！」
示威標語：投票支持歷史倒退的大法官們
民眾之所以如此憤怒，是因為再過一兩個月，美國憲法很可能將不再對女性墮胎權利進行保護。
這意味著，超過一半的州，將會立法嚴格禁止墮胎。
到底為什么會這樣，魚叔今天就來和大家說一說。
事情起因于5月初，美國最高法院的一份草案遭到泄露。
這份草案長達98頁，引用了許多之前法院判決、書籍和其他權威論文。
目的只有一個，即推翻「羅訴韋德案」，顛覆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墮胎權。
「羅訴韋德案」是發生在1973年的一件里程碑式判決。
在此之前，美國絕大部分州都明令禁止墮胎。
「羅訴韋德案」的勝訴，開辟了美國女性合法墮胎的先河。
同年，美國最高法院指出，女性墮胎權是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并提出了三階段理論。
女性有權利在第一孕期（懷孕1-13周）、第二孕期（懷孕14-27周）選擇終止妊娠，但在第三孕期（懷孕28-40周）州政府有權禁止墮胎，以保護孕婦的生命安全。
三階段理論
而在將近50年后的今天，美國試圖開倒車，想要推翻「羅訴韋德案」。
這份提案一旦通過，憲法將不再保護女性的墮胎權利，各州將自行決定墮胎合法與否。
如此一來，美國可能有一半州嚴格控制或完全禁止墮胎。
事實上，這樣的提案并非突然來襲。
要追溯，還得怪到一個人頭上——特朗普。
自從特朗普上臺之后，保守派就開始煽風點火，收緊墮胎政策。
自2019年以來，已經有多個州通過了「六周墮胎禁令」。
該法案也被成為「心跳法案」，它規定：
只要檢測到胎兒心跳，通常在孕期剛達6周左右，就禁止墮胎。
其中，阿拉巴馬州的最為嚴厲，規定連強奸和亂倫導致的懷孕也不例外，否則要吃30年牢飯。
阿拉巴馬州女性裝扮成《使女的故事》造型抗議
不過，由于違憲，這些州的墮胎禁令幾乎都沒有生效。
但到了2021年9月，德州的「六周墮胎禁令」居然被最高法院通過了。
這關鍵性的反轉，來自于2020年大法官魯斯·貝德·金斯伯格去世（享年87歲）。
魚叔曾經多次介紹過這位深受人們愛戴的「全美第一網紅」，她也是堅定支持女性擁有墮胎權的一員。
她在世時，大法官的陣容里對于墮胎權的爭論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支持墮胎權的只剩 5 人，反對者 4 人，僅一票之差。
然而，她的去世，打破了這種平衡。
特朗普立即提名了一位繼任大法官，艾米·巴雷特。
巴雷特雖然是女性，但在政治立場上與特朗普保持一致：
堅決反對墮胎，反對LGBT，反對移民。
當時，就有人預測，特朗普任期內，將推翻羅訴韋德案。
有人分析，川普任內或許可以達到7席保守大法官，推翻羅訴韋德案，真正實現使女的故事。
雖然特朗普未能成功連任，但這個預言依然要成真。在大法官巴雷特上任不到一年，她就在德州「六周墮胎禁令」中投出了關鍵性的一票。
9位大法官，5票贊成，4票反對，使得這部違憲的德州墮胎禁令居然生效了。
也就是說，這已經在事實上推翻了「羅訴韋德案」。
而且德州的這個墮胎禁令，還捆綁了一系列騷操作。
比如，實行「連坐制」。
協助墮胎的醫生護士，甚至是開車送孕婦去醫院的司機，一旦被發現，也將受罰。
又比如，實行「相互舉報制」。
還鼓勵民眾舉報墮胎者，成功者可獲得至少一萬美元獎勵。
抗議者畫了一幅用滴血衣架組成的德州地圖
最近，俄克拉荷馬州也批準生效了與德州相似的墮胎禁令。
由此看來，最高法院全面放開墮胎權的保護，已經是早晚的事了。
藍色區域，為已經生效或即將生效墮胎禁令的州
深灰色區域，為州政府通過法案但被最高法院廢除的地區
對于墮胎合法化的爭議由來已久。
反對墮胎的被稱為生命派（pro-life）。
他們認為，胎兒也是生命體，不能隨便剝奪胎兒的生存權利。
這個觀點完全站不住腳。
為何只保障胎兒的人權，卻不保障成人女性的人權呢？
「如果胎兒算人的話，為啥人口普查不算它們？」
更何況，現在通過的所謂「心跳法案」也毫無醫學根據。
美國婦產科學院院長安德森，就稱這些法案沒有反映胎兒發育的科學依據。
「這些法案中所稱的心跳，實際上是胎兒組織的一部分在電誘導下的閃爍。」
直到懷孕第十周結束時，醫學文獻才使用胎兒一詞。
在此之前，標準醫學術語是胚胎。
所以，他們口中的「心跳」與其說是一個醫學術語，不如說是一個法律術語。
而現在，美國法律要大張旗鼓地保護這么一塊還未成形的胚胎組織的「人權」。
墮胎非法化，對女性的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
歷史的一幕幕悲劇，早就給出了答案。
法國電影《正發生》，血淋淋地展現了一個女孩尋求非法渠道墮胎的過程。
該片改編自法國著名女作家安妮·埃爾諾的自傳體小說。
女主安妮，一名出色的文學系大學生，意外懷孕了。
安妮只能偷偷去找醫生墮胎，可醫生馬上拒絕了。
因為在60年代的法國，墮胎的孕婦和醫生都要面臨牢獄之災。
沒辦法，安妮只能自己找解決辦法。
她偷了母親的毛衣針，燒熱，然后將它插入子宮。
安妮的臉，因為痛苦而扭曲的變了形。
但令人失望的是，她仍然沒有成功。
偶然之中，安妮知道了非法墮胎的地下診所。
那里沒有專業設備，沒有消毒設施，甚至連麻藥都沒有。
安妮在小診所里進行了兩次手術才終于成功。
可剛回到宿舍就大出血，不得不送去急診。
胎兒終于拿掉了，但這次經歷給安妮身心留下的巨大傷害，卻是永不磨滅的。
如同當年滑稽的禁酒令一樣，禁止墮胎不會減少墮胎，反而會逼的女性不得不尋求非法渠道。
數據顯示，在「羅伊訴韋德案」通過前，美國每年約有 35 萬的墮胎女性患有并發癥，超過 5000 人死亡。
很多貧困女性只能用衣架、刀具自行解決，有人甚至故意摔下樓梯流產。
因此衣架常出現在墮胎合法化抗議中
有人說，反對者并非完全禁止墮胎，在特殊情況下還是可以操作的。
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英劇《三個家庭》，一針見血的指出了這種政策在實操中的局限性。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北愛爾蘭都對墮胎有著極為嚴苛的規定。
想要墮胎，必須滿足幾個極端條件：
一、胎兒被確診為畸形兒；二、孕婦的身心狀況不適合生育；三、強奸致孕等。
而任何非法墮胎的人，都可能被判處「終身監禁」。
一個40歲的已婚女人，意外懷孕了。
B超顯示，胎兒患有愛德華德式綜合征，這意味著胎兒很有可能死產。
此外，女人還患有嚴重的抑郁癥。
如此說來，理論上是滿足墮胎規定的。
但在現實中，卻沒有醫生愿意為此承擔風險。
每個醫院都有生育指標，這會影響他們的薪水和職稱。
她無法墮胎，除非胎兒死去。
一天，肚子里的嬰兒終于失去了心跳，她趕緊趕到醫院。
醫院卻不能立刻做手術，因為手術室只在規定時間開放。
就這樣，女方只能懷著死胎，等醫院開門。
這樣的悲劇，不僅存在于影視劇中，也廣泛存在于現實生活里。
2012年，愛爾蘭發生了著名的「薩維塔事件」。
懷孕17周的薩維塔，感覺要自然流產，于是前往醫院要求做人工流產。
醫院以胎兒仍有心跳拒絕了，直到三天后嬰兒胎死腹中，才進行引流手術。
可是，薩維塔不幸感染流產引發的敗血癥，離開了人世。
在嚴苛的法令下，幾乎沒有一個人能滿足合法墮胎條件。
但好在，截至2019年，該地區先后通過公投，終于實現了墮胎合法化。
既然墮胎禁令對于女性有著如此之多的危害，那為什么還會被支持和通過呢？
這也是此類事件最諷刺一點：
墮胎權的爭議，關注點從來都不在女性身上。
電影《推翻羅訴韋德案》中，曾經提到美國墮胎法案背后的政治博弈。
1972年美國總統大選，尼克松為了保守派的選票，強烈反對墮胎，大獲成功。
此后，兩黨在該議題分歧上越來越遠，各路政治家們也為了選票反復倒戈。
墮胎政策，變成了選舉和文化斗爭的工具。
墮胎不僅關乎政治，更加關乎經濟。
1971年的法國，波伏瓦聯合律師、學者等343個女性，簽署了《343宣言》。
并成立協會，為廢除墮胎禁令而斗爭。
時任政府高管的法國前總理米歇爾·德勃雷，公開發表文章譏諷她們：
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多的消費者、工人、以及打仗的軍人，意味著國家繁榮昌盛，因此女性要愛國，就要盡可能的多生孩子。
這種論調與二戰時期的德國納粹幾乎如出一轍。
希特勒在1935年的演講中也曾這樣說：
成為母親不是女性身份的降低，反而是最大的功績。對女性來說，沒有什么比生兒育女更偉大的事了。
政治紛爭也好，經濟發展也罷，為之買單的卻永遠是女人的身體。
現實中更諷刺的是，阿拉巴馬州決議通過最嚴苛反墮胎法案的，是25個沒有子宮的男議員。
Rihanna都忍不住在推特掛人。
「看這些美國女性做決定的蠢貨。以你為恥！」
也有人說，即使法案通過，紐約、芝加哥等地還是開放墮胎的，去這些地方不就好了。
這就涉及到了另一個話題，墮胎中的階級差異。
電影《從不，很少，有時，總是》，講的正是一個高中生跨州墮胎的故事。
賓州一個17歲的平凡少女，發現自己意外懷孕10周了。
但當地法律規定：未成年人必須有一位家長的同意才能墮胎。
沒辦法，她只能拉上表妹，一起去紐約墮胎。
吃飯，交通，加上手術費，她們的錢剛夠一天往返。
然而，紐約的醫生告訴她，她已經懷孕18周了。
之前家鄉的醫生是騙她的，好讓她錯過墮胎時機。
無奈之下，她們只能第二天去另一家醫院。
為了借錢，表妹還不得不被一個巴士上認識的男生占便宜。
而影片的點睛之筆，是社工的一份醫療調查問卷。
片名里的「從不，很少，有時，總是」，正是那些問題的回答。
在長鏡頭中，少女從遲疑到痛苦，再到啜泣。
成長過程中可能受到的PUA和性壓迫，不言自明。
年幼無知和他人傷害造成了懷孕，可帶來的苦果卻還要她二次承受。
殘酷，卻無比真實。
數據顯示，教育和收入偏低的女性，性活躍程度和平均水平大體相同。
但由于她們缺乏性安全教育，更少避孕，因此意外懷孕和墮胎率都較高。
在禁止墮胎后，富有的女性依然可以跨州甚至跨國墮胎。
窮困的年輕人只能輟學，付出一輩子的代價。
而底層婦女，則只能繼續在貧困中撫養孩子。
當然，保護墮胎權，并不代表鼓勵任意墮胎。
無論哪種墮胎方式，其實都會對女性身體造成巨大的傷害。
減少墮胎的治本之法，是加強對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的性安全教育。
但如果嚴厲禁止墮胎，那么年輕、貧窮的女性們，將永遠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使女的故事》作家阿特伍德，在最新針對美國墮胎法案的文章中說：
「孩子是個禮物，必須自由地給予和自由地接受。
不能拒絕的禮物不是禮物，是專制，是對女人的奴役。」
支持墮胎合法，不是鼓吹墮胎，而是希望能讓女性從「生殖職能」中解放出來。
沒有墮胎權，女性就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學業、職業。
就無法進入公共生活，實現自身價值。
就沒有真正的人身平等和自由。
因此，墮胎權從來不僅僅是女權，而是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