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最大的特點就是“慘”，而即便是看過劉震云原著小說的觀眾，也不會對《一九四二》之“慘”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導演馮小剛與編劇劉震云采取了分線敘事的方法，兩條主線，一條寫災民逃荒，一條寫政府發愁，在片中以逃荒線為主，兩線交錯，并行發展。
每當故事回到災民逃荒這條線上，就會進入“慘”到“更慘”再到“慘不忍睹”的劇情邏輯。
以“中國人”為主角的電影，視角向來是俯瞰的，只是態度稍有區別。
比如張藝謀會說“活著就有希望”，陳凱歌會感慨“黃天厚土”，王全安會念叨“白鹿漸行漸遠”，賈樟柯則對所有人充滿同情。
而馮小剛在《一九四二》中透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矛盾心理：
先是數落著人們咎由自取，最后又發出“如何是好”的嘆息。
《一九四二》中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帶著瑕疵出場：
有的“舉明火”打劫、有的勒索、有的貪污、有的在作秀，有人想用孩子換三升小米，還有人想用三升小米換女人一夜，他們都實實在在，卻又都毫無價值。
這有點像今村昌平的《楢山節考》，它們都關于糧食與饑餓，不同之處在于，日本人會把老人丟棄到山上。
而在1942年的中國河南，處于掌控地位的男人，會賣掉那些被支配的親人，諸如老爹賣女兒，老公賣媳婦，以換取糧食。
當饑餓主宰世界，親情、道德、習俗與同情心，都會蕩然無存。
但《一九四二》是獨特的，因為在此之后，整個民族似乎都選擇了遺忘。
《一九四二》僅重要人物就有近20個，從蔣介石、日本人、美國記者、神父到地主、佃農，清楚地詮釋了這場災難由天災變成人禍的來龍去脈。
而在駕馭這20個人物交織成的各條線索時，馮小剛亦表現得沉穩大氣，不疾不徐。
范殿元（張國立飾）
馮小剛覺得，張國立很適合演《一九四二》里的地主范殿元，因為他本身是一個草根演員，有做人最基本的善良，經歷坎坷，狡猾而不失厚道，也在蹉跎中練就了生存的智慧。
影片中的老東家亦是如此：他原本家境殷實，但時局動蕩，災荒與戰爭齊發，再富裕的家庭也瞬間變得渺小。
逃荒之初，老東家覺得他們與村民不一樣，人家在逃荒，他們是“躲災”。
路途中，隨著糧食被搶、兒媳老伴相繼去世、女兒賣身到妓院，周遭也都家破人亡，他終于慢慢淪為災民的一員。
逃荒路上，他一直有自己的生存法則。
存糧、懂得變通、游說長工栓柱保護自己女兒。
他也有善良厚道的一面，替佃戶瞎鹿救急送小米，為贖長工栓柱給法庭送白面。
他曾經對未來的生活充滿希望，他對栓柱說，知道將來怎么才能再從災民變成地主。
但在后期家破人亡只剩下自己時，他又逐漸絕望。
影片結尾處，導演給了這個人物光明的結局，張國立也曾提及結尾處的表演感受：“牽著小女孩一直走的時候，眼淚不停地流。”
《一九四二》是按照情節的先后順場拍攝的，這種做法比較少見，主要是為了配合演員們從胖到瘦的減肥過程。
張國立在這方面比較吃虧，他屬于臉部輪廓并不凌厲的長相，明明身上已經掉了很多肉，但臉上還是沒瘦下來。
張國立以前演戲，經常想要給自己加點臺詞，想多說一點話，但拍攝《一九四二》時卻一反常態。
不斷靠著饑餓減肥的他總是找到編劇劉震云說“這句話多了”、“這句話不想說”，因為當一個人處在活下去是唯一目標的生存狀態之下，說很多話是沒有用的。
張國立說：“人在極度饑餓的時候，真的是不想說話，也沒有力氣說話。”
蔣介石（陳道明飾）
馮小剛請陳道明出演蔣介石，被多次拒絕。
馮小剛：“你非得來！”
陳道明：“我非不去！”
《一九四二》是陳道明第二次飾演蔣介石，第一次是在電視劇《長征》中，也許馮小剛就是看到了他在《長征》中的表演，才發出了邀請。
但陳道明幾次推脫，告知馮小剛先去找，找不到別人了，他再來演。
馮小剛的軸勁兒眾所周知，就說找不到，最后陳道明以友情出演的身份，來到劇組拍了十天戲，并象征性地收了點茶水錢。
陳道明其實真的并不想演，從職業的角度來講，他覺得如果演得特別好，今后再演其他的人物都會受到影響。
所謂深入人心，就是讓人印象很深，也會造成一個陰影，那就是會影響演繹其他的人物。
蔣介石是一個特型人物，是一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不是虛構的。
人們對蔣介石本來就有種印象，然后把這種印象擱到演員身上。
演得好，等于復原了那種印象，讓那種印象在深刻上再加深刻，再演別的人物都會被說“像蔣介石”。
但陳道明并不是特型演員，他自認為外形不像蔣介石，演得不好，還不如不演。
因此，除了發型和服裝，陳道明拒絕了其他的造型設計，“造什么型啊？本來就不像，你給我左貼一塊右貼一塊的，還不如不貼呢！就是用原本的天然模樣給你演唄。”
事實證明，陳道明多慮了，其實他演的這個版本的蔣介石，不僅沒有發生他所擔心的事情，反而深得人心，演出了自己的味道，也得到了觀眾的認可。
栓柱（張默飾）
長工栓柱在《一九四二》中有兩段愛情，他一直暗戀東家的女兒星星，但受過教育的星星卻總是對其不屑一顧。
逃荒初期，栓柱對星星呵護備至，甚至在日軍的轟炸下為了保護她差點喪命。
但在對栓柱的態度剛剛開始有所改觀的時候，星星又決定為了養活家人和自己，賣身為妓女，栓柱眼睜睜看著心上人離去。
悲痛之余，已經成了寡婦的花枝嫁給了栓柱。
第二天，花枝也賣掉自己，為栓柱和孩子換來一袋糧食。
亂世之中，栓柱可以說是最簡單純粹的一個，卻也是最頑固不化的一個，他為愛逃荒，在逃荒路上不斷經歷生離死別，所經歷的兩段所謂的愛情荒誕又短暫。
他因為信守承諾，在能夠逃掉的情況下堅持回原路尋找花枝的子女，后期面對日軍的威逼，他甚至為了花枝的一個信物不惜丟掉性命。
這樣一個小人物性格鮮明，訴求極其簡單，甚至談不上什么生存之道。
栓柱的這一段戲份，堪稱逃荒路上最溫暖、卻也最悲情的部分。
星星（王子文飾）
與其他逃荒者不同，王子文飾演的地主女兒星星除了要忍饑挨餓之外，還要過自己心理上的那一關。
她從養尊處優、獨立好強的女學生一步步變身成為忍饑挨餓的災民。
在見到栓柱掏出餅干的時候，她瞪大眼睛想要吃，但發現后者在利誘她時她又能毫不猶豫轉身離去。
她拒絕了一路上保護自己的長工，最終卻愿意賣身為妓女。
在面包和愛情的抉擇上，她最終選擇了現實的那一個。
星星的觀念的轉變，從一只貓身上可見一斑。
她逃荒路上一直保護自己養的貓，但在嫂子快要生孩子需要殺貓補營養的時候，她終于同意，然后來了句“我也要喝貓湯”。
星星這個角色在極度饑餓的時候已經徹底放下了所有的情愛和尊嚴，這或許談不上什么生存智慧，但絕對是那樣一個環境下人們最本能的選擇。
李培基（李雪健飾）
早在2000年，馮小剛就把《一九四二》的劇本送到李雪健手里，想讓他出演片中河南省主席李培基這個角色。
看完劇本，李雪健興奮地給馮小剛回了個電話：“這可是個巨片啊！”
當時李雪健已經查出患上了鼻咽癌，只是還沒對外公布，他沒有對馮小剛提及此事，心想離開拍還有一段時間，興許到時候自己就好了。
只是后來劇本沒批下來，《一九四二》擱淺了。
2004年，李雪健病愈，那時他已經可以拍戲了，馮小剛又給了他一版劇本，可惜后面還是沒拍成。
第三次的邀請，終于促成了合作。
李雪健完全沒想到過了十年，馮小剛居然還在堅持這件事兒，李培基這個角色也一直為他留著。
十年時間，李雪健感覺《一九四二》的劇本真正從故事變成了史詩，“越來越走向一種大氣磅礴，里頭的含義更深沉了。”
李培基在電影中是一個想為民請愿，關心民眾疾苦的官員。
官場那些蠅營狗茍的事他瞧不上，但也沒辦法，有時候不得不同流合污，又對自己的同流合污感到屈辱和心灰意冷。
其實，李培基這個角色在劇本中并不出彩兒，既沒有張國立演的老東家命運坎坷，也不如陳道明演的蔣介石重任在肩。
但是經過李雪健的詮釋，這個人物復雜的狀態卻給人極深的印象。
李培基是民眾和政府之間一個積極的人物，他想解決問題，又無能為力。
他是地方大員，但距離“陪都”重慶又有著一段距離，影響力有限，駐守災區的他是“為民請命”的希望，但他又讓百姓的希望無奈地破滅了。
為了演好李培基，李雪健多方尋找資料，并從李培基的家人后代那里了解李培基這個人。
從他一生的經歷，李雪健了解到李培基這個人骨子里的東西沒變，還是流淌著民族的血液。
只不過他的成長經歷和傳統教育對他有所影響，比如明知道國民政府的腐敗，卻沒有離開，也體現了他狹隘的忠的一面。
馮小剛對李雪健在《一九四二》的表現用“穩、準、貼切”來概括。
“分糧食”那場戲，看到監視器中氣得直哆嗦的李雪健，馮小剛已經分不清他是真生氣還是在演戲。
李雪健對李培基這個夾縫中的人物下了很大的功夫，表演的分寸、臺詞拿捏的味道都讓觀眾對李培基的左右為難感同身受。
老馬（范偉飾）
在春晚演小品的時候，趙本山說范偉“腦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從此，范圍就與廚師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九四二》里，范偉演的就是個廚子，老馬。
由于范偉實在是不能完成減肥任務，考慮到老馬這個角色的境遇比難民要好一些，馮小剛給他的胖臉定義為“浮腫”后，就沒有堅持讓他繼續減肥。
老馬是一個典型的狡黠世故、懂得見風使舵看人下菜碟的小人物。
他會趕車，愛炫耀“我給省長做過飯”。
逃荒開始后，他攢集了一些人組建了“第一戰區第九巡回法庭”，趕著一輛馬車在逃荒路上幫災民打官司，從中謀生存。
有一場戲，栓柱被范偉的法庭扣押，為了救人，老東家只有拿出幾斤白面。
范偉轉臉興高采烈地對隨從說：“今兒中午法庭烙餅”！
雖然由災民搖身變成官，但老馬命運多舛。
當然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所有人都命懸一線。但老馬更懂變通，尤其和固執的栓柱相比。
老馬在被日本軍隊俘虜之后，夠聽話，還頗有幾分小機靈，敢在日本人的刀尖上吃肉，才能在亂世之中保住性命。
范偉的幽默感和這個角色本身的詼諧成分相得益彰，成功詮釋了草根小人物頑強的求生意識、生存智慧和一絲黑色幽默。
梅甘（蒂姆·羅賓斯飾）、白修德（阿德里安·布勞迪飾）
考慮到《一九四二》這部影片的厚重度，馮小剛請來了兩位國際級影帝加盟。
一位是曾主演《肖申克的救贖》的戛納影帝蒂姆·羅賓斯，另一位是主演過《鋼琴師》的奧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勞迪。
飾演托馬斯·梅甘的蒂姆·羅賓斯率先進入攝制組，吸引他來中國拍戲的原因是電影展現的那段歷史，而他自己也做足了功課，對于1942年中國和世界的格局有著很清楚的認識。
羅賓斯這樣評價《一九四二》：“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電影，又是一個大家都能感動的電影，這是一個人心最黑暗的電影，但是他也是人心最溫暖的電影。”
飾演記者白修德的阿德里安·布勞迪拍戲非常認真，每場戲開拍之前，他都會把副導演叫到身邊，仔細詢問每臺機器所要拍攝的景別和運動軌跡。
然后他能記住每一臺機器的運動路線，演戲時能照顧到每一臺機器，他作為演員的專業性讓國內的攝制組汗顏。
阿德里安·布勞迪說：“白修德很偉大，中國的電影人也很偉大，可以勇敢地把那一段故事講出來。”
參演《一九四二》的經歷，布勞迪謙虛地用“榮幸”二字來形容他的感受，戲份多少并不重要，只因這部電影非常真實地還原了那一段歷史。
布勞迪似乎和1940年代有著不解之緣，他的代表作《細細的紅線》、《鋼琴家》都是1940年代的人物故事。
而1940年代對于整個人類來說都是一個悲傷的年代，它時刻提醒著我們自己是那么脆弱。
剛接觸劇本時，布勞迪對這段中國的歷史只有十分淺顯的了解，但這才是拍電影有意思的地方，拍的過程中他了解了很多。
在拍片之前，布勞迪做了關于白修德大量的功課。到了劇組，布勞迪更是隨身帶一本筆記本，隨時記下導演的要求和自己的感受。
他也會針對演員加入自己的意見，但每一個調整都會和導演商量，比如白修德會說一些中文“驢給你，相機，不能吃”，也是商量出來的結果。
也許是身份的原因，抑或是演了太多1940年代的電影，布勞迪對于影片的看法和國內許多觀眾并不相同。
對于《一九四二》里的故事，布勞迪認為，在如此黑暗和痛苦的時期，人性是可以升華的。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積極向上的電影，并沒有那么壓抑，因為歷史就是這樣的。”
《一九四二》采用同期聲錄音，這兩位影帝每到需要中文發音的鏡頭都緊張，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要求都非常高，導演馮小剛則非常耐心地去教他們發音。
他們兩位從來沒有合作過，但對于藝術的追求卻是一致的。
他們給劇組內中國演員印象最深的，是這兩位大腕來中國的目的之單純，他們就是來拍戲的。
國內演員們曾私底下議論紛紛，咱們的明星出門都帶七、八個人，他們好萊塢大明星不得帶上五十多個啊，可讓他們出乎意料的是，這兩個人都是一個人來的中國，沒有帶一個跟班、助理、隨從。
與國際明星的合作，盡管溝通事宜稍顯繁瑣，但其實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而他們的敬業精神和專業素養，也讓國內的一眾電影人受益匪淺。
花枝（徐帆飾）
早在1993年，馮小剛就有了拍《一九四二》的想法，也是在那一年，他認識了徐帆，當時他就認為徐帆是花枝的最理想人選。
20年后，《一九四二》上映了，花枝成為片中極其出彩和令人震撼的角色。
花枝是佃戶瞎鹿的媳婦，上有老下有小，逃荒路上所做出的一切都是為了兒女能夠活下去。
影片開場，少東家將前來借糧的花枝堵在房里欲圖不軌，花枝拼死抵抗，給糧都不從。
而逃荒路上，眼見餓殍遍野，花枝為了長工栓柱的餅干，放話愿意跟他睡。
后半程彈盡糧絕，花枝在與栓柱倉促結為夫妻之后將自己賣掉，換來的糧食交給栓柱，囑咐他絕對不能賣孩子。
這一幕，所有人看了都會動容。
花枝的母親身份，讓她一開始并沒有為食物而折腰，但在逃荒過程中為了兒女的生存問題她又必須放下身段，甚至拋掉尊嚴。
花枝的狀態，就是人類在維持最低生存限度時最自然最本能的反應。
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之下，相比受過教育的地主女兒星星略帶清高的反應，花枝則更能彰顯社會底層小人物簡單、質樸的訴求和特質。
董家耀（張述飾）
《只有蕓知道》的故事原型人物張述，曾在《一九四二》中飾演貪官董家耀。
他讓董家耀這個角色流露出了“杠桿支點”的重要作用，同樣是底層官員，董家耀在饑荒之年中飽私囊，接受賄賂，卻還假慈悲地說著“是不是有點過分”。
由這個前線軍需官的口中，能夠看出這樣一群官員上瞞下騙的為官之道。
董家耀和阿德里安·布勞迪飾演的白修德有對手戲，由于會說英文，馮小剛安排他來演這個角色。
軋道車上，白修德問道：“這么大的災害僅僅是由于干旱導致的？這里有這么多的難民。”
董家耀當時想了一下，說：“螞蚱，關鍵是螞蚱！”
因為他在編瞎話，所以在回答之前有一個想的過程。
只是這種想的過程并沒有用于為國效力、為民請命，而只是為了糊弄一名善良、正直的外國記者。
有意思的是，他想出的這個答案也并非不正確，螞蚱的確是存在的，也成了災。
它們冷漠無情，所到之處皆被洗劫一空，而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員。
安西滿（張涵予飾）
災民的逃荒路上，張涵予飾演的神職人員安西滿在為餓死的人祈禱，但落下的卻是日本人的炸彈。
安西滿是個牧師，中國鄉村的牧師，實際上他也是河南農民，是一個非常虔誠的非常相信上帝的教徒。
他游走于鄉村之間，告訴大家“要信主，當有災難或者坎坷的時候，主都會在你身邊”，他要把這個理念傳給廣大農民。
就是這樣一個人，跟著災民一路走下來，看到了那么多的人餓死在逃荒路上，日本人還來轟炸，他的信仰幾近破滅了。
于是他產生了懷疑，跑到神父前問：“這里發生的一切主知道么？”神父梅甘也不知作何回答，只說這一切都是魔鬼干的。
安西滿不解，上帝為什么總干不過魔鬼呢？那信他干嗎呀？
安西滿努力奮斗的一切崩塌了，所以精神就垮了，于是他就找魔鬼，后來就與上帝越來越遠，與災民越來越近。
所有造成這一切的都是糧食，糧食就是魔鬼。
逃荒路上，眾人都在尋求糧食的補給，而他所尋求的是神的救贖和心靈的慰藉。
如果說安西滿這個人物有什么生存之道，那可能就是一路上都在堅持的信仰讓他不斷堅信，信主就能夠改變現狀、拯救難民。
只可惜他一路上傳教布道，卻見證更多的生離死別。
他跪地祈禱神能降臨拯救眾生，最后祈禱下來的卻是一顆炮彈。
面對災民們在生理上的折磨和痛苦，安西滿更多的是在承受心靈上的煎熬和困境。
現實的殘酷令他的信仰逐漸坍塌，最終希望破滅。
張涵予覺得，“這個角色很有意思，我以前從來沒演過，在這種災難面前，可以暴露出人性的弱點或光芒。”
因角色要求，張涵予還要學習河南話，唱豫劇，以及說河南腔的英語，豐富的人物特點讓他過足戲癮。
可惜的是，因為牧師和教堂的這條線與逃荒主線的關系并不是十分緊密，所以張涵予和蒂姆·羅賓的很多戲份都被馮小剛刪掉了。
瞎鹿（馮遠征飾）
瞎鹿，是地主范殿元家的佃戶，家窮負擔重。
饑荒爆發之后，他拖兒帶女走上逃荒路。
這個人物，所有的一切舉動都是圍繞著吃。
女兒問他啥叫逃荒，他會回答“出門尋吃的，就叫逃荒”；
為了給病重的老母親買藥、給家人尋口吃的，他不惜賣女兒。
作為社會底層最普通的農民，瞎鹿木訥遲鈍，卻精于算計，自私自利，但全都是為了生存，想法非常實際。
瞎鹿去追驚驢，發現驢被國民黨大兵殺了，他前去討肉，沒想到一下子被悶在了熱鍋里。
瞎鹿的結局顯而易見，他并不是餓死的，然而和片中其他因饑餓而死的人物一樣，他的死，也是悄無聲息的。
白修德騎著驢在災民眼前晃過，被栓柱看到，餓紅了眼的老東家決定晚上去偷驢，怕人手不夠，還叫上了得力幫手瞎鹿。
這一點，可以從花枝后來的話中看出，等了三天不見瞎鹿回來，花枝埋怨是老東家和栓柱害死了他。
其實花枝并無道理，在當時的狀況下，即便老東家不叫他，瞎鹿也會自己跟著去的。
自己和家人的饑餓，已經把瞎鹿逼到絕境，連自己的女兒他都想以兩升半小米賣掉，偷個驢又算得了什么呢？
說來道去，花枝無非是因為沒有了依靠，不知如何是好了。
整部影片，馮小剛都沒有任何給人希望的意思，和劉震云的原著相比，變換為影像的《一九四二》，更加讓人思緒低沉。
當觀眾以為災民們終于可以吃上一頓驢肉緩解饑餓的時候，驢驚了，跑了，瞎鹿也死了；
一次次的等不到救濟，連災民的身份都無法確立；
好不容易逃到了陜西，老東家卻把孫子捂死了。
馮小剛的導筒像是一個水壺，總是把剛剛燃起的希望澆熄，這也是很多人不喜歡看這部電影的原因。
然而，《一九四二》是一部充滿敬畏與悲憫的電影，它敬畏的是那些苦難中無辜的逝者，悲憫的是被饑餓和苦難傷害的人性。
但悲憫不代表遺忘，反而意味著要讓苦難的歷史，在當下的公共記憶中復活。
人類不能依靠上帝來清除邪惡，只有自己站出來不斷抗爭，才可能讓同樣的邪惡與傷害不再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所以，《一九四二》表現出一種沉思者的氣質，演員的表演也克制而準確，這種對苦難和人性的審視，像是在為那些無辜的死者尋找第二次生命。
那些在饑餓中死去的人，通過這些影像似乎才可能擺脫曾經的苦難重負。
影片講述的事情，已經整整過去80年。
這是一部帶著創痛、饑餓和血淚的電影，或許只有當我們重新感受這些在苦難重壓下人性的尊嚴，重新感受他們的痛苦、絕望與恐懼時，才能明白正義、敬畏與悲憫的重要。
因此《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歷史和今天的人們，向當年所有無辜的死難者做出的一個道歉。
壓抑的確是《一九四二》的主基調，馮小剛骨子里的幽默感也無法勾調掉它的粘稠。
當我們通過電影重新正視那段歷史時，壓抑的感受漸漸變成了聊勝于無的歉意，但也正如布勞迪所說，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從歷史中學習，不要讓歷史再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