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二戰爆發前。
波蘭將近有350萬的猶太人。直到1945年蘇軍攻占柏林，此時的波蘭猶太人僅剩10萬左右，在短短的6年間，波蘭人口銳減340多萬人口，這其中到底經歷了什么？
正如當時處在華沙區的著名鋼琴家席皮爾曼于回憶錄《城市之死》中所記述的，那段歷史再次提起都極其慘痛。
后來這本回憶錄被大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改編成了電影《鋼琴家》由影帝阿德里安·布洛迪飾演主人公席皮爾曼。
《鋼琴家》上映于2002年。
當時在全球收獲了1.2億美元，并斬下奧斯卡包括最佳男主，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導演，三項重量級大獎。
1939年9月1日，德軍閃電進攻波蘭，二戰徹底打響。對于當時就職電臺的鋼琴家席皮爾曼，工作已經變得毫無意義。
他趕忙回到家中，看到一家人正在收拾東西，準備逃離這里，但他卻固執地想留在家鄉，死也要死在家里。
最后商議的結果是全家人都選擇了留下，因為他們聽到了電臺發來援軍相助的消息，可等來的卻是德軍浩浩蕩蕩的先頭部隊。
他們被徹底囚禁在了華沙區不得外出。
他們不能去咖啡館，不能去公園，就連走路都要沿著下水道溝渠走。
上街必須佩戴身份標識。
因為家里斷了收入來源，席皮爾曼只能賤賣了他最心愛的鋼琴，以此換取食物，來維持基本的生活開銷。
德軍對他們進行了集中居住管理，在搬家的路上席皮爾曼遇見了他喜歡的大提琴女孩，兩人依依不舍，但也只能匆匆告別。
街上有的人發瘋，有的被餓死，有的被無故殘殺，隨處可見的腐爛尸體，觸目驚心！生活處處充滿了危機，席皮爾曼就曾親眼目睹一位殘疾老人從四樓的窗戶被推下去。
他們不需要沒有勞動能力的人。
沒有憐憫，更沒有抗爭。
被送上火車之前，席皮爾曼的父親集齊了全家人所有的錢買下了一顆牛奶糖。
他小心翼翼地切開來分給每一個家人，意味著最后一頓團圓飯。
就此生死難料，各安天命。
席皮爾曼僥幸被友人救下，而家人卻坐上火車去往了自己的人生終點站。
此時，生殺大權皆掌握在侵略者的手中，華沙區的人們就如行尸走肉般趴在地上，被一個個射穿腦袋。
席皮爾曼為自己茍活下來的方式感到愧疚。
可直到這一刻，他的心里也沒有生出哪怕半點反抗的想法。
他覺得那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后來他輾轉多個藏身點，也曾受到過早已嫁人的大提琴女孩的幫助。
期間他患上了嚴重的黃疸，和其他多種疾病，骨瘦如柴，手無縛雞之力。
當時布洛迪為了演好在饑餓中煎熬的席皮爾曼，瘋狂節食減重60斤，這在他的演藝生涯中只有兩次，一次是《鋼琴家》，另一次節食則是在馮小剛導演的《1942》
二戰即將進入尾聲時，德軍炸毀了華沙區大部分的建筑。席皮爾曼只能游蕩在廢墟中尋找食物，沒曾想卻被一名德軍軍官發現。
意外的是，他并沒有殺掉席皮爾曼，反而給他提供了食物和取暖的衣物，并讓他保持信心，戰爭很快就會結束。
1945年德軍全面潰敗，被戰火摧殘的家鄉得以重建，席皮爾曼回到了電臺繼續彈奏鋼琴，影片最后，在交響樂團的伴奏下，他再次演奏了剛開篇的那首肖邦夜曲。這次的旋律歸于平靜，指勁有力，輕盈靈動。
《鋼琴家》是波蘭斯基彰顯其才華的得意之作，這與他現實中的品行大相徑庭，該片對于二戰描寫受難區的殘酷景象是相對克制的。以鋼琴師為第一人稱視角，記錄下了當年沙華區慘劇正是波蘭人口驟減的縮影，無力但也更加駭心動目！
其實戰爭場景并非一定要用鮮血才能表現，而作者大量的心理描述更是需要觸動心靈的鏡頭去捕捉，就像席皮爾曼對逃避感到羞愧，又對反抗抱有消極態度。
如何用更為真實的表現手法在銀幕上把這大部分人的想法呈現出來，則至關重要。
影片沒有強煽情處理，全部都是即所見的真實內容，只不過是把文字轉化成了影像。
1940年的沙華區，有的人可以不要尊嚴地茍活，有的人也可以泯滅人性，為了活著而活著，影片不僅深刻描述了同胞的惡，也更加客觀的闡述了侵略者的善。
當時波蘭沙華區的人們為什么不反抗？
回答者是悲觀的，是不抱有希望的，甚至會帶著只有自己能存活的僥幸念頭，就那么靜靜地看著殺戮愈演愈烈，而這就是人性的本質，是安逸和自私造就了這場悲劇，他們最終在沉默中消亡，在沉默中落幕。
《鋼琴家》對于人類生存意義的探討極其深刻，盡管許多人都想躍上德軍壘起的那堵插滿玻璃碎片的高墻，可又不敢邁出一步，因為墻的外面是陌生的，那里也許潛藏著更多危險，一旦跳過便無生還可能。
他們就那樣呆立駐足，等待身后的長鞭響起，相互推搡著被趕去屬于自己的墳場。
影片的故事高潮是德軍軍官讓席皮爾曼彈奏的那首鋼琴曲，兩束月光分別照射在了演奏者和傾聽者的身上，兩人未發一言，可兩束光卻把他們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那一刻，兩個不希望站在敵對立場的人，在精神上達成了交流同生的共識。
可惜，后來這位曾救助過五十多個猶太人的軍官死在了戰俘營里。
如何生存，是人類自由的選擇，但不能為了活著而活著，不是所有人都能放下尊嚴去搶奪地上的殘羹剩飯，也不是所有人為了生存就能成為惡魔的幫兇。
當看完這部《鋼琴家》我們需要記住的不僅僅是曾經的痛。
還有那些靈魂的純白，良善與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