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韓國、印度影視以敢拍聞名。
也因此，早些年備受國內觀眾的贊譽和推崇。
但最近的輿論，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聲。
嘲諷印度和韓國「什么都敢拍，什么都不改」。
比如，今年新出的高分韓劇《少年法庭》。
取材自五件真實的犯罪事件，尖銳剖析未成年人犯罪問題。
然而，不少觀眾評論道：
拍了又怎樣？終究是爛透了的一個國家。
印度口碑新片《杰伊?比姆》《星期四》《祝賀》。
分別討論了階級差異、性侵法案、形婚的社會問題。
可評論區不乏嘲諷：
再怎么敢拍，印度也依舊是強奸大國。
但，這種論調真的有道理嗎？
今天，不妨來聊一聊「影視無用論」的話題。
首先不得不糾正的是，改變現實的影視作品其實不在少數。
尤其在韓國，電影助推修繕了不少韓國法律。
最知名的韓國電影《熔爐》，被稱為「改變國家的影片」。
影片以韓國聾啞學校中真實的性侵事件為藍本。
揭開從校長到老師十多人，長期性侵學生的丑惡內幕。
此片最令人不甘的是，故事的結局是罪犯輕判，學校仍在營業。
該片上映后，引發了上百萬人聯署重啟調查。
推動案件重新判決，相關罪犯被判刑12年，學校被關閉。
在電影上映6天后，韓國國會陸續修改和通過了一系列法案，其中包括最為知名的「熔爐法」，即《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
性侵幼童沒有追訴期，最高量刑改為無期徒刑。
還有，同樣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素媛》。
影片講述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案件。
8歲女孩因為下雨時為一個醉漢打傘，慘遭醉漢性侵致殘，余生只能靠人工肛門排便。
受害者家庭承受著各方面的壓力和痛楚。
強奸犯趙斗淳，卻僅僅被判12年徒刑。
影片上映后在韓國掀起風浪，引發全國游行，促成相關法律法案的修訂。
2019年4月16日，韓國政府正式實施「趙斗淳法」。
據此法案，性侵犯在刑滿出獄后會繼續受到24小時一對一的監視。
印度影視同樣成就矚目。
《廁所英雄》揭示了印度廁所少，女性在野外如廁時面臨性傷害的窘境。
延展出對印度公共衛生、女性社會處境的討論。
上映后，關于「女性是否應該野外如廁」的話題席卷印度全國。
輿論壓力下，印度政府推出補貼力度高達75%、專為農村女性修建廁所的「清潔印度」專項資金。
許多印度婦女還學著電影的樣子鬧起「廁所離婚」，推動大批廁所得以建成。
還有，根據印度草根企業家事跡改編的《印度合伙人》（又名《護墊俠》）。
男主制作低成本的衛生巾，為印度女性的生活和農村經期衛生觀念帶來變革。
揭露了印度女性無力支付衛生巾的現實難題 。
影片上映后，網上掀起了呼吁消除月經禁忌的浪潮。
促使印度取消了原本高達12%的衛生巾消費稅。
更有印度國寶演員阿米爾·汗親手打造的重磅電視節目《真相訪談》。
揭露殺女嬰、兒童性侵、巨額嫁妝、家暴、強奸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直接促進相關兒童保護法案的出臺。
同樣，在中國也有類似的例子。
根據白血病患者程勇的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我不是藥神》。
上映后引發了全民關于高價藥品的討論熱潮。
推動了中國《藥品管理法》的修訂進程。
「打拐」題材電影《親愛的》。
催生了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的刑法修正案，規定收買被拐賣兒童、婦女，將皆屬犯罪行為。
這些都直接駁斥了影視「無用論」的觀點。
電影改變現實，無疑令人振奮。
但不得不說，這只是好的作品在傳播中無意間照進了現實，而非電影最初的目的。
電影作為一門藝術，創作目的在于以真實的情感打動人心，而非以輿論的力量改寫現實。
正如《我不是藥神》的導演文牧野在接受采訪時所說。
他無意于把真實事件直接推到觀眾眼前，而是想讓觀眾通過片中人物的經歷，感受生的力量。
《親愛的》主演黃渤在得知電影推動現實改革后，也在采訪時表達了大喜過望的心情。
他說，在拍攝真實事件時，只想借助想象更好地傳達情感。
最終超出電影本身的娛樂和商業屬性，實現一定的社會意義，實屬意料之外的驚喜。
李濬益導演的《素媛》同樣延續了一貫以情感打動人心的風格。
沒有過度渲染案件本身或是犯罪過程，而是致力于呈現普通家庭的情感起伏。
讓我們看到家庭受到重創后，如何奮力擺脫絕望，迎接新生的過程。
最揪心的一幕莫過于素媛出事后的上學路上，爸爸穿著女兒最喜歡的卡通人物可可夢的玩偶服默默陪著她。
但小素媛早已看穿一切，抬起頭問，「你是爸爸嗎？你熱嗎？」
摘下頭套后的父親滿頭汗水，酸楚而無助，令無數人淚奔。
「敢拍」的贊譽，是對電影積極承擔社會使命的肯定。
但揭示個體傷痛的出發點，其實是為了揭示社會的丑惡，滌蕩人心。
而對觀眾來說，電影除了娛樂作用，也作為了解社會的一面窗。
出色的現實主義作品能引起人們對現實問題的共鳴和反思。
就像如今提起韓國的社會問題，人們能立馬想到財閥當道、司法虛設。
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韓國影視的輸出。
電影《辯護人》《素媛》，韓劇《秘密森林》《信號》等。
甚至《頂樓》《繼承者們》這樣的爆款爽劇。
都從不同程度中揭示了奢靡無度、只手遮天的財閥勢力。
他們用自己的權力去影響整個國家的平衡，滲透進司法體系，改寫普通人的命運。
而提起印度社會，很多人也會很快想到貧富差距、教育制度、女性不公地位等問題。
這也離不開電影的深入人心。
比如，《三傻大鬧寶萊塢》《起跑線》，抨擊了教育制度的弊病；
《誤殺》《一個母親的復仇》，揭示了印度司法的腐敗；
《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呼吁女性平權。
今年新出的《杰伊?比姆》，被稱為印度版「辯護人」。
更是徹底扒開了這些社會毒瘤的根源，即綿延千年的種姓制度。
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印度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源。
這些影片揭示的問題，不限于一時一地，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腐敗問題、女性地位、教育制度……都超出了印度社會范疇，關乎全亞洲乃至全球。
因而極易觸動人心，引發共鳴。
至今，抨擊印度教育制度的《三傻大鬧寶萊塢》，穩居豆瓣電影top250。
影射韓國社會階級差異的《寄生蟲》，斬獲奧斯卡四項大獎。
類似很多經典電影，都離不開對世界性社會問題的深度觀照。
不難理解觀眾對現實陰暗面的不滿，以及急于改變社會的愿望。
但將現實的愿景寄希望于電影，未免有些求全責備了。
正如《廁所英雄》的主創團隊表示：「我們只是在一個大的平臺上發聲，其實還有很多人在看不到的地方和我們共同努力。」
現實問題是復雜而頑固的，需要社會各方的努力，才能合力助推現實的改變。
而且，影視對現實的影響，往往是以間接的、潛移默化的形式。
以對個人的教化為主，走曲線救國的路線。
《十三邀》一期里，電影導演徐浩峰表示，藝術產生于不能直言，表達力度也不因此而減弱。
電影的沖擊力，不是源于現實事件與生命感覺的直接呼應。
更多的是通過對細節的刻畫，對生活本質的反思，對人性內在矛盾沖突的揭示等電影語言激起的情感共振。
真正在現實落地，得益于題材與誠意的共謀。
即使是虛構的故事，融入對現實的冷靜思考和社會面貌的真實呈現。
也同樣具有現實主義意義，有著對人性和價值觀的積極引導。
經典國產劇《武林外傳》，本是架空的古裝喜劇。
但卻處處影射職場、高房價、潛規則、走后門等現實問題。
時隔多年，常看常新，被戲稱為「現實主義力作」。
與此相反，很多影視作品打著現實主義的旗號，甚至以真實事件改編為噱頭。
但在創作層面未達到對現實的還原，反而空洞懸浮。
單靠真實、大膽的噱頭吸睛的電影，必然只是曇花一現。
比如，韓國電影《玩物》，以震驚韓國的「張紫妍事件」為藍本，揭露娛樂圈潛規則這一丑陋的社會現象。
題材如此大膽，但卻拍得流于表面，毫無深度。
豆瓣評分僅6.2分。
國產片《門鎖》首部聚焦于獨居女性安全的電影，播出前熱度頗高。
但沒想到，卻把現實主義題材拍成了不合格的類型片。
獨居女性安全問題，沒有深入探討，淪為賣點和噱頭。
豆瓣僅有4.3分，短評罵聲一片。
可見，現實主義題材不好駕馭。
拍得出彩動人，只是少數。
能推動社會變革的，更是少之又少。
而且，這種成功也是具有偶然性的。
除了電影本身的質量，還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在特定時期，擊中社會痛點。
才能最大限度地喚起對現實的感召力，以至于改變現實。
因而，對觀眾來說。
與其苛責電影對現實的無力，不如期待更多高質量的作品。
期待更加包容開放的電影市場，帶來的積極而深遠的社會影響。
畢竟，電影不一定能改變現實，但可以感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