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一件事情，如果通過不同的人群進行講述，我們就會得到不同的版本，每一個講述者似乎都是親歷者，但每一個親歷者，不一定是正常的講述者。我們在講述故事的時候是否該本著一個客觀的態度，我們在講述故事的時候，是否要看到故事本身，還是說故事就是故事，什么樣的故事取決于什么樣的人講述。那么到頭來，什么是故事？
《死亡萬歲》是西班牙導演費爾南多的一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如果大家知道這個導演，就一定忘不了《我像瘋馬般行走》以及《凡多與莉絲》這樣的影片，對于費爾南多來說，故事的講述者決定了故事。由誰講述，才是核心。而《死亡萬歲》的講述者自然是本片的核心。
弗朗哥政府統治下的西班牙，故事的講述者自然不會是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的紅軍。經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慘烈斗爭，弗朗哥獨裁政府逐漸的掌握了整個西班牙的前途命運。于是，斗爭的失敗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紅軍面臨了被大清洗的命運。本片的主角小男孩的父親則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小男孩的母親則是一個基督教徒，同時對弗朗哥政府言聽計從。作為故事的親歷者，小男孩目睹了自己的母親舉報了自己的父親，同時目睹了自己的父親被當局政府所處決。于是，幼小的心靈中，他被埋下了一顆種子，這顆種子不左也不右，他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冷冷的看著這個世界。
孩子的世界滿是疑惑，而能解開疑惑的唯有大人。但是對于片中的小男孩來說，大人是什么？大人可能是自己無法理解的生物存在，而自己所能理解的則是自己作為“大人”去掌握“別人”的命運的事情，比如說抓一些甲蟲，比如說將蜥蜴剪斷尾巴等等。
為什么男孩會成為一個旁觀者，且無法判定男孩的立場，這個具有著中間立場的男孩為什么會困惑，答案就是自己的經歷。男孩無法理解父親的慈愛在母親眼中的樣子，同時也無法理解母親出賣了父親之后對自己的另一番說辭。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復雜的，而母親的說辭卻讓男孩產生了更大的困惑，父親為什么被處死，母親為什么能生存。母親在講述父親的時候為什么會唯唯諾諾且隱忍不言，父親留給男孩的記憶為什么不會被抹去。這一切都源于講述故事的人究竟是誰。
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父親所倡導的行為不被虔誠的基督徒們所理解，在這些基督徒們看來，無政府主義者破壞了他們原有的秩序。在他們的規則之下，貧民們在采摘葡萄的時候，就應該帶上牲口一樣的籠頭，美名其曰為了防止偷吃葡萄，實際上這卻是一種凌駕于群體之上的權利，這種權力將民眾們分成了三六九等，下等人自然不配擁有民主。
而在父親看來，這樣的行為是需要斗爭的，這樣的階層是需要推翻的，于是，他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參與了組織這些被欺壓的人們的反抗斗爭。然而都正確并沒有因為本身的正義性而獲得勝利，失敗后的斗爭需要被各種各樣的當權勢力清算，父親屬于被清算的人。于是，他被舉報了，被抓走了。
母親或許一開始的目的是將自己的丈夫從無政府主義的“深淵”中解救出來，之所以無政府主義被當做是深淵，這源于基督教對于共產主義者的敵對。無政府主義者都是無神論者，而這些無神論者顯然已經挑戰了存在了幾百年的基督教形成的勢力范圍。當權力被挑戰，那些既得利益集團便會用盡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維護自身的權益。這種方式不限于排斥異己和屠殺。而小男孩的父親則是被排斥且屠殺的一份子。
他的母親所恪守的教義，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近乎于癲狂的邪典為了拯救自己的丈夫，為了讓主原諒他的行為，小男孩的母親不惜舉報自己最親近的人，最終讓丈夫慘死。這種看似對于維護基督教統治有著利益的行為實際上卻違背了人性，而既得利益集團是不需要在這個時候展現人性的。即使是男孩的母親暗地里掙扎著面對自己已經喪失的靈魂，但平日里的她依舊是要表現出來對于基督教的虔誠。
在這樣的扭曲的環境中長大的男孩，自然沒法用一個健康的且陽光的世界觀去看待眼前的世界，一切都在扭曲著，一切都在用一種荒誕的規則籠罩著。男孩不知道如何向前，就只能自己扮作是“大人”來模仿大人面對這個世界。他在尋找著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凡多與莉絲》中，莉絲在小車上，凡多是推車人，而本片當中，莉絲則成了推車人，她帶走了凡多，雖然不知道要推著凡多去哪里，但只要是離開這里，離開死亡，便足以。
……
你好，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