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已有許多關于《烈火戰車》的分析，但是一般都不是從體育電影的角度進行分析，而是將其視作極端保守的撒切爾時代，那個改變英國社會的極具爭議的時代的早期產品。
影片的主創人員非常不滿人們將其愛國主義與福克蘭戰爭聯系起來，并反對人們在解讀這部影片的思想形態時忽略制作人明顯的社會關系。
接下來，我將從體育角度來看《烈火戰車》，賞析撒切爾時代背后的奧林匹克精神。
撒切爾時代的“產物”
當時的一種主流觀點認為，運動員與傳統權威的碰撞、亞拉伯罕對職業化效率的支持以及電影的國家主義都體現了對撒切爾主義的身份認同。
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盡管電影中批判了保守的劍橋主導一切思想，但實際上電影仍迷戀于舊的秩序，它通過對劍橋和亞拉伯罕周年追悼會的取景，將這種舊的秩序與當時電影中對“傳承”的英國風格的懷舊和贊揚結合起來。
由于上述兩種觀點是根據同一段文字做出的推斷，孰是孰非很難判斷。
例如，利德爾和其信仰、其蘇格蘭風格和其對工人階級的同情都很難像亞拉伯罕的行為那樣可以套進撒切爾夫人支持者這套說辭中。
體育的業余性與社會思潮
我們從體育電影的角度來分析《烈火戰車》這部影片，人們可能會發現這種矛盾情緒與影片的主旋律有很密切的關系，尤其是與其體育故事的題材以及由體育的業余性社會思潮而引申出的深意密切相關。
這也正是影片故事發生30年前那場顧拜旦復興奧林匹克運動的核心。
在1988年正式廢除業余選手和專業選手的區別之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章程中曾明確表示，業余選手參與比賽應當是出于他對這項活動的熱愛，而非出于其他的獎勵，尤其是金錢的獎勵。
院長們在聊天的時候卻不自覺地揭示了業余選手準則中的矛盾之處，這些矛盾在體育運動的精英階級基礎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因為橄欖球的業余精神要求運動員不得領取比賽津貼，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精英階級的運動員才有錢接受培訓并參加比賽，不需要通過連續工作來獲得報酬。
因此，難怪影片中的四個主要運動員有三個是劍橋的學生，亞拉伯罕、蒙塔古和林賽，只有一個利德爾來自弱勢群體，雖然他是愛丁堡大學的本科生，但是電影中卻對此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以將其與另外三人區分開來。
完美的英國紳士形象
影片中貴族林賽（奈杰爾·哈弗斯飾）從未被詬病為撒切爾夫人的支持者，因為電影中他的觀點表達十分明確，他認為奧運會是“有趣的”.
如果我們迅速地回顧電影內容，想必一定會記得他曾將裝滿香檳的玻璃杯放在每一個跨欄上，以練習并完善其跨欄技巧，他向我們展現了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英國紳士”形象。
盡管學院院長們因其勢利而受到了許多批判，但是電影卻從未批判運動員的特權。的確，無論整個體系對他們有多么不平等，作為學生運動員，他們代表了思想和身體的完美結合、身處“腹地”的運動員。
那個時代，只有純凈的奧林匹克
雖然從報紙頭條、美國人入場影片以及體育館內的攝影師和攝像機的鏡頭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后世奧運會的商業化模式和其媒體統治的端倪.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1924年那場小規模的奧運會是一場非常不同尋常的奧運會，這一點從比賽場地上就可以看出，當年的賽場選用的是默西塞德郡體育場而非白鴿體育場。
雖然從賽場上，我們可以看到為數不多的幾則廣告，但廣告數量是如此地少，在我們這些當代人看來會覺得有些奇怪，那時的人估計做夢也想不到之后人們甚至會在鞋子上印上品牌的商標來做廣告吧。
韋蘭早期的劇本中明確批判了大型企業和民族主義主導奧運會這種情況，他在電影開頭設計了一個過去與現在的鮮明對比，用受到國家控制的東德成功者們來體現奧林匹克精神的順覆和破壞。
但是由于這部電影并非說教類電影，因此電影將這一對比進行了更加含蓄的設計和表現。
1924年的巴黎并非僅僅懷舊和幻想不可能再回到過去，但1924年的巴黎奧運會巧妙地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保持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正如明內利的音樂劇《火花銀樹》中所展現的場景，馬車和新發明的汽車和諧地共存在同一幅畫面中，雖然前者顯得有些陳舊過時，終將被后者所取代。
現代體育與國際競爭
在1924年的巴黎，利德爾明確的業余性、亞拉伯罕的“職業化特點”、美國的多教練指導訓練和林賽貴族特權的輕松瀟灑多種情況并存。
雖然第一種和最后一種情況注定必將消失，但是影片中專業教練墨索比尼被從球場中驅趕出去這一幕既批判了業余準則的僵化，也代表未來的專業性力量在此時仍然受到一定的制約。
那個時代既接受對于當代世界極端業余精神的批判，也認可亞拉伯罕越界的行為，從不考慮未來可能造成怎樣的后果。
結語
因此，電影中還著重突出了現代體育的國際競爭，尤其是英美兩國之間的激烈競爭。
但是即便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美國運動員肖爾茨一邊警告自己的隊友，讓他不要輕信教練對利德爾的低估，一邊遞給利德爾一張便簽，表示對對方選手的支持.
而利德爾在比賽中也一直將那張便簽握在手中，這一幕意在提醒觀眾，體育運動憑借的是個人的努力而非國家的努力，當然，這種意義也顯著地體現在墨索比尼和亞拉伯罕的戰后慶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