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電影《客場比賽》融合了多種種族血統和喜劇效果，其編劇卡里爾·菲利普斯和導演賀拉斯·歐維都具有加勒比血統。
電影的故事主線是一支由西印度人組成的板球隊應邀到英格蘭中部村莊，與當地全為白色人種的斯奈丁頓隊展開了一場“第三世界周”比賽。
不同種族與階層的融合
作為一部喜劇類型的體育電影，該電影主要的喜劇效果在雙方的對決中產生，在這樣一個烏托邦式的地方，社會上劃分出的不同種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級通過這樣一個特殊的比賽相識相知，多種不同的群體在這里相聚一堂。
用澳大利亞詩人萊斯利·穆雷的詩《原住民板球》中的句子來說，“所有的球都是皮革做的，都來自同一個方向”。但是，這個地方同樣可能充滿了偏見和危險，而偏見的多少和其危險程度則取決于參賽者受歷史和社會影響下的心理狀態。
殖民地與殖民者的矛盾
伴隨著大英帝國的擴張，板球這項運動也逐漸被各殖民地的人民所接受。在之后的國際板球錦標賽上，板球也成為了殖民地或后殖民國家向其統治者或前統治者形顯民族主義主張的一種方式，其勝敗（與橄欖球在一些白人駐領殖民地的地位相同）具有很大的象征意義。
《客場比賽》制作于20世紀后期，當時國際板球仍是西印度群島占據主導地位的體育運動（現今其地位已大不如前）。
電影中比賽的氛圍呈較低的“友好度”，雖然如以往的國際板球錦標賽一樣，該比賽深受過去和現在緊張局勢的影響，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其中多了一份失望情緒。
這種情緒不僅出現在1947年后西印度群島英國僑民的身上，也出現在了被迫接受新環境的舊殖民地二等公民的身上。
描述田園詩般的英國鄉村及其板球場為人們所熟知的是狄更斯的小說《匹克威克外傳》，小說中丁力·戴爾在這里與奧·馬格爾頓展開對戰。
這段故事中既描述了金戈先生與西印度群島的托馬斯·布雷佐爵士的單球門打法比賽，也描述了當地投球手康科·桑巴精疲力竭而死之事。
雖然西印度群島的選手實力之強大是大家所公認的，但導演仍用幾個場景揭示了偏見的力量以及這些選手在面對偏見時的無力反擊.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村里的惡霸弗雷德里克所講的種族主義笑話，村里的青年們計劃強奸威利·博伊的女兒，酒吧酒保拒絕向娘娘腔隊長提供服務，以及這些來訪者們面對強敵時的退縮表現。
電影背后的多重深意
融合了種族、階層的喜劇電影《客場比賽》，劇情背后還有多重深意。如同《澳大利亞規則》這部影片的名稱就揭示了其故事背景一樣，《客場比賽》這部電影中也蘊涵了多重深意。訪問英國鄉村的布里克斯頓西印度群島人是在客場作戰。
雖然表面上看，斯奈丁頓隊是主場作戰，但其實它也處于陌生的場地，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他們通常永遠不會遇到的對手。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于西印度群島人來說，每場比賽都是客場作戰，他們離開了最初的家園，開始流離失所，至少對于那些上了年紀的人而言，如隊長威利·博伊（諾曼·比頓飾）和他的朋友布茨，情況是這樣的。
他們的年紀夠大，足以趕上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興起的原黨衛軍帝國溫德拉什加勒比移民浪潮，他們在留下和回去之間左右為難。
而這種緊張不安對于年輕的球員來說是陌生的，因為他們的家就在倫敦加勒比人社區。
這部影片中最精妙的設計是，兩個群體內部都有分歧，西印度人分成了兩組，一組樂于與白人進行比賽，而另外一組則堅守其種族原則，出于地理因素（因為他們確實來自不同的地區）和階級因素的影響。
種族觀念很強的工人杰夫拋棄了球隊中的一位女孩，娶了一位中產階級的白人婦女，不愿與白人進行比賽。
村民們之所以會分成幾個不同的群體，其主要原因是受重大社會經濟因素以及由其導致的文化差異的影響.
而這種文化差異在善良天真的“第三世界周”組織者和頑固守舊的弗雷德里克以及村里下層青年之間表現得最為明顯。
雖然電影后來提到村里的兩個女孩受人類對異性的追求本能的驅使，開始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追求兩個年輕的西印度群島人。
比賽最終如一場鬧劇般荒誕的收場，出于對裁判偏祖西印度群島人的抗議，處于劣勢的斯奈丁頓隊憤然離場，暴露出其自身體育精神的缺失，可笑的是在此之前他們還懷疑西印度群島人缺乏體育精神。
這也意味著“布里克斯頓的征服者們”輕松地戰勝了他們的對手斯奈丁頓隊。
在電影最后一段對白中，當隊長威利·博伊向他的隊友抱怨賽場不提供賽后飲料時，他的隊友回應道，“這些人有他們自己的難處吧”，卻引來威利男孩一句嘲諷，“難道我們沒有嗎？”
從這里可以看出，電影通過營造喜劇效果和復雜錯綜的情境來向觀眾傳達責怪之意，而非采用常見的平鋪直敘法直接道來。
結語
瑪杰里的丈夫杰弗里作為推動比賽開展的主要人物之一，雖然已在非洲的英國殖民地生活多年，甚至還曾到過加勒比地區，但其作為裁判所做出的裁決卻導致參賽隊伍憤然離場。
這很能說明電影不僅僅著眼描述某些角色所具有的偏見和刻板形象，更是表明無論白人還是黑人如同電影中的人物一樣持有某種偏見，或認為西印度群島人不應享有特權和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造成這種偏見的原因大約是其從自身的復雜經歷中積累了太多諷刺性的智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