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奧斯卡最大的亮點，當然是威爾·史密斯那護妻的一巴掌，當然了，這種熱鬧也難掩奧斯卡影片的羸弱。誰能想到威爾史密斯那一巴掌竟然打出了個最佳男主角，他憑借《國王理查德》中網壇傳奇大小威廉姆斯的父親，終于搬走了最佳男主的小金人，這圓夢程度不亞于當年的小李。
另一個令人跌破眼鏡的當屬《健聽女孩》，三個提名，三個獲獎，一舉拿下了最佳電影、最佳男配角、最佳改編劇本，可以說讓出品方蘋果風頭無兩。不過怎么看《健聽女孩》都像是帶有一些甜膩的青春勵志片，一個四口家庭中唯一一個健聽的女孩，在父母和哥哥的困境中勇于追求自己歌唱天賦的故事，并不像一個奧斯卡會青睞的題材。
除了考慮到疫情之下人們需要在陰霾中守望陽光之外，《健聽女孩》和《國王理查德》的確延續了政治正確的道路，分別照顧到了少數群體——聾啞人和黑人，也同樣是講述在一種曖昧的社會環境（社會對這兩個群體并沒有很公正）下，個人通過努力實現個人天賦的過程。
女孩和國王，所牽扯的不僅僅是一個人或一家人的境遇，而是在這背后互相拉扯的兩股力量的較量，這兩個力量也不僅僅是某一時刻的某一種特殊狀況，而是貫穿在現代人全部生活中的所有現象之中的動因。可以說個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就是現代生活的全部。
如果非要定義發展的話，可能就是人和社會在時間中的變化，但這并不夠，現代人往往愿意給發展賦予一種更積極的意義，強化了變化中“好”的方向，所以每一個生存在社會中的人以及社會的整體可能都天然被規范了一個朝向好的方向發展的目的性，或者說變成了一種意義。
按照這樣的規范，本來個人的發展跟社會的發展應該是不沖突的，理論上個人更好的發展應該促進社會的發展，而社會更好的發展也應該為個人的發展創造更優的條件。但實際的情況卻并非如此。
就如“女孩”當中，那個愛唱歌的女孩在選擇自己愛好的過程中，并不能完全自主，一方面要照顧家中聾啞至親，必然就會損失學習音樂的時間；另一方面，在一個更深層次中，女孩堅持唱歌的意義也遭受到了挑戰——因為她所堅持的東西完全不能被父母所聽到、所欣賞、所理解。
這也就引申出來一個矛盾，當一個人所熱愛的事情，并不被對自己最重要的人理解和支持的時候，這件事是否還值得做？
在“國王”所面臨的困境下，網球是一項白人的運動，從來沒有過黑人在其中取得過好的成績，更別說黑人女孩，人們甚至認為以后也同樣不會有。在這種社會的偏見下，能夠堅持下來，并將自己的兩個女兒推向女子網球巔峰，不僅需要毅力，更需要的是勇氣。
反觀社會，它不僅僅為其中每一個人創造著棲息的條件，同時也在改造著每一個人，用各種條條框框，讓人的個性不至于損害到社會整體的存在，讓每個人能夠在規范中確保整個社會的安全。
簡單的說，從個人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想活成一個獨特的自我，而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希望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可被操控的符號或數字。
榮格在《未發現的自我》中，說過這么一段話：
“所以說，賦予個人特點的并不是普遍性和規律性的東西，而是為個人所獨有的東西。因此，我們不應該把個人理解成為一個周期性出現的單元，而應該把他看作是一個既單一又獨特的存在，而且經過分析，我們最后可以發現，個人既不可知，又不可能與其他的任何事物進行比較。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物種的成員，它可以被當作，也必須被當作一個統計單元來看待，否則，我們就無法對人類進行一般的描述了。出于這個目的，就必須把個人作為一個比較單元，與其他物種進行比較。這樣就產生了一種普遍的行之有效的人類學或心理學智識。
而這樣一來，作為一種平均單元，人也就有了一幅抽象的畫面，只不過在這抽象過程之中，個體的一切特征都消失殆盡了。然而，正是個人的這些個體特征，才對我們理解人類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們打算了解一個具體的人，就必須把關于一般人的科學知識置諸腦后，并且要拋棄所有的理論概念，以便我們采取一種全新的、毫無偏見的態度來完成這一過程。如果我們要完成理解一個人的使命，我們必須有一個自由的、開放的心靈，其中對人的知識，抑或對人的特征的洞察，構成了關于人類總體的各種普遍性知識的先決條件。”
在作為個體和作為人類一員的選擇中，每個人的內心都產生了一種張力。一方面，人都想尊重自己的天賦，按照自己所擅長的、所樂意的、所愿意為之付出的方式生活；另一方面，人也必須要融入到社會中，用自己的勞作，來換取他人的尊重和供養。
可悲的是，大多數時候，社會并不需要那么突出的天賦，同時大多數人也都在鐘形曲線的中間部分，天賦的差異并不那么明顯，這就導致了社會發展的力量碾壓過個人發展的力量，人被粗暴的改造成社會所需要的人，一個個生產線上的螺絲釘、無需思考的產業工人，亦或是看似自由卻依舊焦慮重重的都市白領。
深陷其中的個體，往往都會墜入意義的深淵，除卻為社會不斷努力的工作外，一旦停下來反思自身的時候，人就會質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為社會、為文化、為家人甚至為身邊的陌生人，完全沒有在為自己做些什么。
而社會也在為消除這些疑問努力的制造著各種催眠式的文化，讓人可以安然的在集體的大目標中，在奮斗的奉獻中，在忘我的勞作中，或者是在千篇一律的娛樂中獲得廉價的意義。
最終，不再是人創造著社會，而是社會創造了人。
女孩和國王，就是對這種情況的反抗，兩部影片都從個人的視角，敘述了個人的成長和反抗的歷程，這本身就是值得尊重和讓人動容的。以存在主義的觀點來看，人存在的意義，就在于實現自身，而自身就如榮格所說，不是作為一個種族存在的統計意義上的人，而是每個人的個性、特點，用更能夠喚醒人的詞語來說，那就是天賦。
認識自身的天賦，并將其實現，也許就是在虛無空洞的人生中，能夠確認的最大意義。
個體為了實現天賦所作出的努力，就是其活著的證據。但另一面，一個社會是否能夠識別個人的天賦，鼓勵并提供條件讓天賦得以實施，則是一個社會發展程度的標志，或者更為嚴厲的說，是一個社會是否“正義”的標志。
低級的正義是一種分配上的正義——社會是否能夠按照人的付出給予其相應的分配，而高級的正義則是機會上的正義——社會是否能夠按照人的天賦給予其發展的機會，讓人的天賦發展與社會總體的發展能夠在同一條路上實現共鳴。
女孩與國王，講的是一樣的故事，讓天賦不被辜負，為此，個人需要勇氣、需要努力、也許還要一點點運氣，而社會需要包容、需要鼓勵、更需要真誠的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