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穹在上 守望鄉愁
——讀鞠利長篇小說《美好生活》隨想
作者：周烈夫
2022年這個秋天不尋常，突如其來的疫情靜默管控，一下子改變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我在新疆庫爾勒市郊外一個靜靜的果園讀完鞠利的長篇鄉村小說《美好生活》，我幾乎擠不出時間和佳鑫國華的主人徐正新先生聊天。樹欲靜而風不止，十分投入的閱讀，瞬間激活了那方水土隱匿在我心底相同的“鄉愁”，所有的情感幾乎同頻共振，塵封的記憶紛至沓來，心中裝滿欣喜。我用微信給鞠利發了八個字：“顛覆三觀，蕩氣回腸。”
很多事情我都不會做，但我愿意去嘗試。這就意味著我得把閱讀后的內心感受表達出來，只能訴諸于文字。有了一些寫文學評論的嚴肅勁兒，但對這種文體我并不駕輕就熟。
有一天，我和任職區黨委宣傳部的好友張國領先生交流，他正在和田駐村。我告訴他，鞠利小說中的主人翁任樂水在克孜爾千佛洞研究所當過領導，小說里的故事是一個駐村干部在新疆南疆一個村莊當第一書記的經歷。國領一下樂了，他原來就在克孜爾千佛洞研究所當過領導。任樂水的經歷怎么會和自己的履歷如此相似。我告訴他，讀了鞠利的書，我按捺不住想寫點東西的激情。結果，我們不約而同地認為用隨筆這種文體寫最合適。
國領也是弄筆高手，我在寫《樓蘭吟》這本散文集時，書稿已發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但對書名一直不滿意，沒最后確定。我向國領說了我的猶豫，他脫口而出：“《樓蘭吟》如何?”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沒有片刻遲疑，撥通了編輯的電話。
于是，面對《美好生活》，鏗鏘三人行；眷顧鄉愁，逍遙悟天道的思情。
二
“百合提村”是維吾爾語的音譯，翻譯過來的原意是：“幸福村”！是鞠利的理想國，在盛產羊脂玉的昆侖山下。國領當第一書記的那個村在和田，叫“果拉村”。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國領又回到了曾經駐村四年的村莊去續寫自己的鄉村生活。為他的第二次駐村，我們都有些共同的祝福和生活設計。重溫舊夢也好，踐行理想也罷，鄉村都是我們靈魂棲居的故里，也是我們三個南疆男人綿綿無絕期的久遠記憶的源頭活水。
一虛一實，兩村交匯融合，經歷著時代的變遷、掩卷長思，小小村莊滄桑巨變，盛滿人間愛恨情仇。
幾十年的友誼和生活經歷不斷疊加、碰撞、融合、升騰，鄉愁流淌成一泓甘泉，帶給我們真誠、純粹和友愛的情愫，我將這些難得的情誼分享給我的朋友們。心靈的力量就是這樣，都是源自生命的初心。
《美好生活》的題記寫道：“蒼穹之下，人應該站好一個位置，塑造出山一樣高遠而偉岸的形象。”文以載道，尤其是長篇小說，它通過人物命運記錄的是一個時代的靈魂。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似的哲學話題。問題是：你能不能找準位置，你找過自己的位置沒有，找到一個位置以后你站起來了沒有？沒有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和博大襟懷，是寫不出為生命而歌、為時代而歌的扛鼎之作的。
三
今年六月，北京疫情管控放開以后，接照約定，我與鞠利先生和其妻何敏在烏魯木齊相聚，自然有國領和北大系的正忠先生在坐，我們總是千方百計地相聚，因為話題和情趣總是一致。
鞠利入座以后，我們才知道，今天真是巧日子、好日子。我們從新聞頭條里看到他當選為新疆作協副主席的消息，實至名歸！他專門帶了剛從印廠拿到的新出版的長篇小說《美好生活》，并簽了名。
《美好生活》是鞠利先生的第八部長篇小說，作為一個在職的一個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忙是一定的。但很難想象他在工作之余，還能有多少閑暇？但他筆耕不輟，創作能如此之高產，只能說天賦不舍勤奮之人，生命的潛能不可小覷。
當你讀完鞠利的系列長篇小說之后，書里給出的答案比我寫的文章更靠得住。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所寫的書就是這個人外化了的精神品質。一人一個腦袋，但裝在里面的東西實在是千差萬別。
很難說蘊藉于鞠利內心世界的是怎樣一個魔幻的藝術世界，作家的感悟具有唯一性和獨特性，由此也決定了作品的審美價值。我從他的眾多作品中判斷，他要書寫的依然是新疆南疆那個古老的塔里木河流域——世界文化的搖籃，那個沉淀了鄉愁的地方。就像莫言寫高密，老舍寫北京胡同、陜西的三駕馬車寫自己熟悉的陜北大地。
四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南疆從農奴社會一躍進入了社會主義。如同西藏一樣，都是世界關注的地方。關注在哪里哪里就會成長。如同今天的自媒體，流量在哪里，哪里就有價值。
開天辟地，國泰民安。從封閉的觀念和落后的生產力一下跨入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新疆始終是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戰略的重點區域。
從張騫開始，中華兒女到西部建功立業到今天舉國之力援疆，南疆的村子里交織著世界的目光，在給世界講故事。鞠利牢牢固定了他寫作的這個著力點，這個點并不是任何一個會寫的人能夠輕松找準的和想要找的。所以，他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就是我所理解的時代擔當和文學的使命，這是值得我們每個人認真思考的。鞠利“南疆歌者”之譽，其名有實。
以“十八大”為歷史的時間軸，中國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南疆跨越式發展有目共睹。偉大的時代變遷應該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文學藝術作品。但用長篇小說這樣一種藝術形式來反映當下新疆在這個時代的變遷，還是干貨不多，很是單薄。個中滋味，請仔細品味，就會慢慢理解。對新疆的南疆農村，從任何一個緯度觀照，寫作難度是相當大的，沒有膽識、沒有同理心，沒有對南疆鄉村生活的深度感悟和對各不同少數民族的情感認同，是寫不出散發大西北鄉土氣息的好作品的。
讀了鞠利的作品，作為一個曾經的南疆人，完全顛覆了我對南疆的認知。從歷史和現實的經緯洞悉，其作品所呈現的時空張力和內蘊都具有獨特的美學價值。對他作品的梳理、挖掘、轉化和傳揚，應當以“文化潤疆”建設新疆人的精神家園的角度去理解和下功夫，厚植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意識，從而用文學藝術品讀南疆，以文學的形象詮釋、解讀被別有用心之人故意丑化的新疆的美好現實。如果從哲學的視角透視，其作品所體現的高度也是這些年其他一些有關新疆的文學作品難以企及的。
五
我和鞠利是在新疆南疆喝著塔里木河的水成長起來的，他寫小說，事實上比我要晚許多年。他很年輕時就開始在基層當領導，人們叫他“娃娃縣長”。他說他曾經最在意的理想是當一任縣委書記，實現他的報國之志，那個理想后來被寫在他的書里。他那時幾乎和文學不沾邊。如今，鞠利已經出版了八部長篇小說，第九部書稿也已送到了出版社編輯手中。你就是把這個數字放到中國文壇繁茂的叢林里也是令人拱手稱贊的。他47歲時，腦洞大開，一下子癡迷=于寫作，用所有寫作人羨慕的評價是：不知哪來的黑駿馬，突然人生開掛，讓人無語！他一年出版一部長篇小說，成了中國作協會員，一級作家，多部書被翻譯成不同語言，再版常銷。他成為作家這件事沒有人不覺得傳奇而過癮！人這一輩子能寫點東西是一件特別讓人欣慰的事，不過能像鞠利這樣，一不小心把好大的事做成了，他卻對此反映遲滯，鮮以文學談天說地，是不多見的。
上世紀末，我就開始寫長篇小說了。寫的時候激情澎湃，寫完以后，我已輾轉到北京定居，當與現實對接時覺得小說這個東西對生存而言太無力了，也就沒有去謀求出版。世事難料，一個偶然的機會與中國文史出版社的江上月先生相遇，在他的力挺下，小說《紅痣》得以出版?！都t痣》出版若干年以后，又與北京原班人馬影業董事長蘇北先生簽約改編電影劇本。也就是在讀《美好生活》的同時，我還完成了電影劇本《紅痣》的創作。一些美妙的機緣讓我拐進了電影和文學評論這兩個賽道，事實上也是在踐行我的人生觀：文學藝術的內在規律是相通的。
我比鞠利起步早，至今也就出版了四本書。后面兩本散文集《天鵝飛過大地》《樓蘭吟》的文稿創作，得益于鞠利的逼迫和鞭策，那種勵志很是直接。
2018年，他到新疆人民出版社任黨委書記、總編輯，任職以后給我打了三次電話約我寫本散文集。他說他在策劃一套新疆人寫新疆的叢書，他對文字的感受非常獨特，而我信馬由韁、上天入地的文字表達酣暢淋漓，他喜歡，有看點、有賣點。特別是在第三次通話時，他的情緒已略顯失望和煩躁了。于是，我就答應了他，和出版社也簽了協議。鞠利是促成我開始散文創作的直接動力。我已經習慣不停地以散文寫作表現世界的存在方式，我必將繼續?！稑翘m吟》出版以后，也有同道人找到我要改編成不同藝術樣式的作品。我內心和鞠利比了一下，不同量級。他的作品早8年前就改編成電視劇，播映了。
生命要同頻還是要有成果互動的，現代社會你若要發展，要配置到資源，你自己必須有力量。做成點事享受這個過程才是最好的養老。反之到了晚年，也就只有甘于沉寂與孤獨，黯然離場！
聊以自慰的是我在北京畫院畫了幾年畫，無獨有偶，被朋友和市場認可的還是新疆題材胡楊和天山。土地也一樣，如果你對它付出真情真愛，它也會不期而遇地回報你。
共同的“鄉愁”把這份友誼綿延到了今天。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鞠利剛從新疆大學中文系畢業，在黨委機關當秘書。而我那時候在南疆一家媒體工作，和他愛人何敏的姐姐何文在一個單位工作?；诠ぷ骱托郧椋荒昕傄墼谝黄鸷葞讏龃缶?。
有一次在一個飯局上，一個同道酒后對我出言不遜，我非常難堪。在新疆，遇到這樣的酒后損友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但鞠利認為我受到了羞辱，仗義執言，呵止那人，攻勢凌厲，我武惟揚。在座的人無不驚嘆他的剛烈。雖然，小沖突沒有產生不良后果，但他行俠仗義的行為讓我銘記一生，我現在還能時常想起那一刻他霸氣、仗義的模樣，“帥氣”就應該是那種姿勢。想不到的是，二十多年以后，鞠利一個淡定的轉身，凌波微步，做起文學的事情，文學藝術讓我們重新面對，絕對帥氣！
六
我一邊看著鞠利的小說《美好生活》，一邊寫這篇隨筆，一邊在手機上看電影《隱入塵煙》。
我和鞠利年少時期生活的南疆和電影《隱入塵煙》的場景有很多相似之處。馬有鐵和曹貴英打土塊蓋房子的方式應該是我們那會兒“干打壘”蓋房子的升級版，而小毛驢在南疆農村可能有更大更廣泛的作用。他們在備受凌辱的日子里表現出來的逆來順受是最令人心碎的，為什么寧愿去死掉也不能反抗一下呢，這是我一次次流淚一次次看不下去的真正原因。
我和鞠利的黃金年華就是在那樣一片貧脊的土地上度過的，我們喝著同一條塔里木河的水，喝的是同一款叫“江南春”的地產酒。不過他的酒量比我要好一些，而且長得濃眉大眼，祖上一定融合了不同族裔的基因，那種俊朗叫玉樹臨風。他小說中的青年才俊加吾蘭和任冰就有鞠利當年的那種特質，春風無意，桃花自開，女孩子喜歡。
七
人這一輩子，也許很多人都反認他鄉是故鄉了，找不到自己的還鄉之旅。人這一輩子無論你后來長成一個什么樣子，總是從一片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我對一些人遺忘故鄉的這個說法是存疑的，最大的可能是后來進了城，不愿說出自己曾經的鄉下經歷，隱藏一些時光，裝出成功的模樣，整出一些和“高貴”有關的遐想。如果一個人的生命不能和一片土地聯系在一起，那生命的根也就斷了，找不到曾經的來路，那你還能活成一個什么樣子呢。
我想，鞠利小說的意義就是他把一生的智慧和情思都投入到了自己生命成長的那片土地上，他從沒有避諱自己逼仄的成長天地；他看問題的高度和理解鄉村的深度有一種純粹，也就是他作品的分量。人一輩子能做成這么件事真是天地造化、上蒼有眼。
我出生在一個群山環抱的小城，在火紅的年代下鄉“接受再教育”，在托木爾峰下依麻木鄉的一片特別貧瘠的下潮地上播撒青春。每逢冬季，被翻上來的鹽堿白花花一片，感覺整個大地被“堿雪”覆蓋，血紅雪白。春種秋實，打土塊蓋房子，絕大部分時間里，吃的就是包谷發糕和南瓜湯，有的家庭條件好一些的“知青”會從家里帶幾瓶咸菜，為大家來一場味覺喚醒之行。
小說《紅痣》就寫了我所經歷的鄉村生活，其實我不是作為“知青”小說來寫的，而出版社出版時著重強調了這一點。后來流行起來的傷痕文學大都寫了知青從城市到農村再到返城的悲劇命運。而我寫的那段生活體驗完全寫的是青春豪邁。人生從來沒有苦難，只是老天考驗你時給出了不一樣的分量，那些分量會是你人生最有密度的質量。很久以來我都捫心自問為什么這樣寫，我覺得那就是我最真實的內心感受。無論從生理到心理，也無論從生活到意志，我不認為吃苦是什么壞事。引領當下中國社會前行的這批人，不就是當年的“知青”。
近些年感受南疆鄉村，就是因為那個在自治黨委宣傳部任職的張國領，他以一個廳官的身份正在和田鄉下，擔任“果拉村”村委會的第一書記和駐村總領隊。這種職務角色就是中國特色，堅強堅定，有用管用，責任重大。他們在踐行治國理政的新疆篇章。在國領任職的四年間，我三次去鄉下看望他?！睹篮蒙睢分械哪幸惶柸螛匪畠纱螕未宓牡谝粫?，他駐村時間也在四年左右。在新疆，有千千萬萬個第一書記，像任樂水和張國領一樣，在基層農村帶領各族人民群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在踐行共產黨人的人生誓言。
生活在這個大千世界，為了包裝的需要，人難免有時候會有點飄，有點華而不實。尤其是那些有了那么點職位和成就的人，站在一個高梯子上俯瞰眼下，是不是有某種獲得感呢？！
領悟了鞠利長篇小說的宏大和精微之后，才能悟到：一個人的生命之根究竟應該在什么地方，人的高度應該在什么樣的高處！一個人的分量是你的地位和財富嗎?完全不是這么回事，是一個人的生命體驗和精神高度。
八
“脫貧攻堅是解決千百年來困擾中華民族的絕對貧困問題的偉大實踐。扶貧駐村干部創造了人類反貧困的劃時代的成就，鑄就了人類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以前我對這樣宏大的語言表達理解起來很困惑，以為比較抽象而空洞。讀了《美好生活》后，才對脫貧攻堅的閎意妙指有了直撞心靈的感悟。
愛富嫌貧是一種不良現象，一個社會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是衡量這個社會是否優越的一個根本標準。現實當中，很多人都怕回到鄉下，而鞠利筆下的這群駐村干部，一開始也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當他們深深浸潤在鄉村的現實之后，不約而同的從一個村莊找到了實現自己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舞臺，他們在這里獲得了嶄新的利他的人生感悟，生命再生。
最近我在網上多次看到一些有社會影響力的公知人物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生命沒有意義！”站在他們的視角，有些人可能也無法理解這種自棄般的焦燎。當這些衣食無憂的一撥人，為飽食終日而煩惱的時候，我們一大批普通的駐村干部卻在踐行著為人民服務的理想，無私地幫助素昧平生的貧困者脫貧致富。如果那些公知能去掉自己纏繞的光環和雕飾，自覺回歸到一個鄉村，體驗一下生活的原真本貌，幫助這些弱勢群體共同進步，是不是理所當然地能找到一些他們想要的生命的意義呢？
九
我理解的小說創作是作者的生活經歷經過歲月窯藏以及理智情感馳騁以后蒸發出來的屢屢芬芳。
人類的生命一直都在土地上輪回，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看了鞠利的《美好生活》以后，完全把我的認知顛覆了。
小說中的“百合提村”通過土地和形形色耕播土地的人，把土地的質感和土地的呈現寫得入木三分。同樣是這塊土地，不同的理念和方法，古老和現代只有一步之遙。最原始的地方也可能種出這個社會最需要的東西，而且根本就不需要傳統意義上的商人，直接就可以將果實上到需求方的餐桌。
無論文明怎樣發展，農耕、農業、農民肯定是華廈文明最厚重的一塊基石。鞠利是睿智的，我能確信，在若干年以后，他的思維和情感的觸角還會一直在這一塊泥土上耕耘、延伸。只不過，在我們平時的交往中，他幾乎不談論文學，他不喜歡那種圍繞自己特長的沉重聊天模式，他欣賞幽默的人和事情帶來的輕松，所以他總是將爽朗的笑聲留在朋友的記憶里。由于缺乏這樣一種語境，他并沒有充分表達出來他對世界明銳的感觸。讀了他的小說以后，潘多拉盒子一下打開了，原來他的鄉村世界是如此的豐富而厚重，精彩而美好。
十
《樓蘭吟》這本散文集出版以后，加上我以前寫過幾本與南疆有關的書，也有人稱我是南疆的行吟歌者。我從文化和思辯這個層面，借助樓蘭這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符號作了一番表達。每個心中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樓蘭，就像每個心中都有一個哈姆萊特一樣。山川物象，大漠荒原，留下了我的足跡，也留下了我的思考，在歷史蒼桑的背后，看到了人性的真實和文化的包容。
看了鞠利的小說以后才感覺到，我對南疆的當下生活有一種無比愧疚的疏離感。無論從任何一個視角，距離南疆文學的情感深度和細節把握差距都太大了。
文學這個東西和種地一樣，你的功夫下不到是長不出你所期望的莊稼的，來不得半點含糊。你糊弄土地，土地肯定糊弄你。其實，做文學是個老老實實的活兒，在外人看來文人風流倜儻，那些憑所謂的才氣獲得一時虛名的人最后會是壇花一現。通過鞠利的作品，我更深地看到了一個質樸厚道、紛披泥土芬芳的大寫的人。鞠利不怎么和人談論他的文學他的南疆，也許是謙虛，也許是自我保護，也許是對自己的文學不滿意。我今天想告訴鞠利，以后相聚，我們要好好談一談他筆下的村莊，那些村莊的內容美輪美奐。
如果沒有人回憶一個人，如果沒有人記住一個地方，人類就沒有了記憶的內容，也就沒有了值得紀念的生活，那么，那些人和地方就沒有歷史。鞠利的文字把南疆村莊裝進了時間的記憶。
十一
鞠利的小說直面最宏大的時代主旋律，通過小說的文學語境譜寫出了一曲曲響遏長空的時代新歌。
援疆和駐村這兩件事對新疆而言是一頁不朽歷史的精彩延續，更是新時代國家西部戰略的輝煌壯舉。他常常以一個哲人的思辯和精微的心理，去塑造一個個栩栩如生個性鮮明的小說人物，由此而匯流成的濤濤江水，奏響了南疆農村跨入新時代的雄渾交響。
他把這一切歸功于組織的栽培與信任。他從機關走到縣領導崗位，再到職業學院任書記、院長，又從黨委副秘書長的崗位上到自治區“訪惠聚”辦專門從事宣傳工作，再到2個出版社擔任領導。組織填寫了他豐富的職業履歷，雕刻了鞠利的性格張力和細如抽絲的心靈洞穿能力。生活的瑣屑與庸常誰都要面對，如果你想獲得寫作本領，你不但要依靠一種與生俱來的感悟力，還必須一刻不停地去寫，在不斷寫的過程中去思考和創造一個新的鏡像世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寫作是一個享受的過程，也是一個折磨人的修煉過程。
他塑造的“百合提村”第一書記任樂水，就是一個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時代楷模，同時也揭示了一個人的靈魂救贖和生命價值在南疆農村的厚土上會實現得更加充分。
怎么樣才能從容地在公職和作家二者之間找到平衡點和良性互動，這種能力不是一般人所具備的。我們的古人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崇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能文能武的不在少數。而到了當下，很多人也許都有過寫作夢，而能寫成一些作品的人少之又少。鞠利顯然智慧地做到了這一點。習慣的眼界，并不看好他一邊當著干部一邊業余寫作。那樣文氣很重，對他的內心不用猜，毫不設防，書上寫著，所以不“老道”，鈍感力太強；還有點分不清“正業”的別扭。鞠利說：“我珍惜工作的機會，能為人民服務，有價值，積德！而寫作可以揚善！”他就把生活里好多“積德”的人寫進他的書里。任樂水就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所以鞠利鮮談文學，因為書里有人說了。
十二
文學的巧合其實是一種生活的真實。鞠利塑造了任樂水這個人物，怎么看和當初在克孜爾千佛洞研究所任過職，現在自治區黨委宣傳部任職的張國領先生的人生經歷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在寫《駐村兄弟》時，鞠利和國領沒有私人交流，所以任樂水的原型待考。
小說人物任樂水在克孜爾千佛洞當過領導。鞠利是有深意的。作者用一種事實在提醒和體現中華文化的傳承和文明的血脈源流。西域文化的底蘊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作用并不是一般人能領悟透的。中華文化才是中華文明之根，根深葉茂。某種程度上一個人的認知決定了一個人的眼界和前進方向，鞠利苦心孤詣塑造的這一人物自然就有了這樣一個安排，成為《駐村兄弟》《美好生活》兩部書里的男一號，情有獨鐘。山長水遠，千回百轉，任樂水一直在跋涉。
說起來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但許多有為官理想的人是不愿輕易邁上這些冷清之地的門檻。文化代表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象，民族的興衰與文化息息相關，一個民族的高度最終是由這個民族的文化決定的。我想鞠利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為什么“百合提村”會引起我的震撼，就是因為承載了根植于鄉土上的大寫的人的文化的力量，我相信很多讀者都會意識到這一點。
因為國領在南疆皮山縣駐村四年，我才對當下南疆鄉村有了一定了解。國領對南疆村莊的領悟是有淵源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原本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農民，后來坐著綠皮火車一路向西到新疆當兵，從事新聞宣傳工作，后來當了干部。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冬天，他在當地報社學習，那時還不足二十歲，臉頰紅得似蘋果，正在為辦公室的取暖爐子添煤。
到地方工作以后，他的視角一直對準基層。當年，挖掘出全國愛民模范卡德爾.巴克的典型精神品質，就是國領在庫車縣任宣傳部長時的一項重要工作。有一年，我和國領在北京中國軍事博物館參觀，在軍民關系專欄里展出的第一幅照片，就是胡錦濤主席和卡德爾.巴克的合影，柜子里陳列的是卡德爾.巴克幾十年來的擁軍愛民日記。
我在讀《美好生活》這部小說的時候，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小說描寫的環境裝進國領擔任第一書記的果拉村里，一虛一實，新型產業的興起和農民生活方式的改變都讓我震驚，而這種閱讀方式最大限度地復活重構了我的村莊記憶。
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為什么一直強烈地眷戀鄉村，為什么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香味窯藏久了愈加顯得濃郁而醇厚，也許就是生命的根在那里，也許生命的最終歸宿也在那里。
十三
相形之下，鞠利的底層體驗更為徹底，特別是他對維吾爾族人心靈世界的沉浸式體驗和語言外化，讓我這個曾經在南疆鄉村生活過的人自愧不如。
去打開一個民族的心靈之門！還有多少人在現代生活中有這樣的考量？一個人的心靈狀態決定了這個人的生命力度和質量。問題是還有多少人愿意真正地關注另一個與己無關的人的內心。當對一切事物，都可以物化成可交易的數字價格，并進行價值評判的時候，對那些微不足道的個體心理活動還有誰會去關注？我感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實有時冷漠而寒心。“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美好生活》在攀援“達”的境界，實際上是一本寫不同民族之間的愛情小說，在情感的天地里，能寫出這樣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搞不好還會弄巧成拙，左右不是人，出力不討好。
鞠利的這種自覺源自于他對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維吾爾族農民的深情愛愿，他把靈魂的觸角深入到了少數民族的潛意識、無意識之中，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鞠利在南疆農村做縣官一做10年，和少數民族同胞朝夕相處，相濡以沫。在長達10年里，他私下一直資助一個維吾爾族孤兒，小女孩一直將他們夫婦叫“爸爸”“媽媽”，成了不是親人的親人。平時他有不少維吾爾族朋友，他跳的維吾爾族麥西萊普舞蹈，形神俱佳，他們之間的兄弟姐妹般的情感共振是他寫出好作品的源頭活水。從這個源頭輻射出來，鞠利已經出版了《同心兄弟》《援疆兄弟》《在新疆長大》《我和胡楊的約定》《駐村兄弟》《有些時光》《序曲》《美好生活》等八本書了，我感覺他的內心所蘊含的力量還會一直讓他寫下去。
“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仿佛看到了他一步步鞠躬而行，看到了他孤獨的背影。
十四
如果把鞠利的系列長篇小說放到中國當下小說叢林里，獨特性和唯一性是顯而易見的。
鞠利的小說有一種強大的世界觀支持，也可以理解為哲學層面的思考。又不是單純的說教，而是把思想作為一種生命的境界，有機而令人信服地植入到了《美好生活》人物的精神世界中。文學作品對于人的形而上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是應當秉持的，而我們當代的有些文學，似乎在慢慢丟棄這一特質。
中國和西方在長篇小說創作和人物塑造方面區別是很大的。就像西畫和中國畫，完全是兩個體系。而對中國畫派，學術界也是冰火兩重天，傳統畫派主張用筆墨傳達內心情愫和氣節；而另一派則主張從西畫中汲取造型等方面的技法，體現寫實精神。藝術主張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但我從鞠利的小說中明顯感到他是吸收了西方文學手法的，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文學的書肯定沒少讀，在人物性格多元塑造和心理多重組合挖掘方面，超越了人物性格偏平化、概念化這些局限，更深層次地揭示了人性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節奏快捷，時空交錯，閱讀感愜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