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鎮山：世界最久文明源地姜寨-魔扣目錄

　　內容提要：

　　科學巨人英牛頓，批評西方偽史人，虛構四千五百年，欺騙全球所有人。

　　以小見大看中華，渺視西方史虛夸;昔日弱國無言權，今朝強大說實話：中華文明七千年，多彩文物實證她!

　　創造歷史本是人，中國考古很嚴謹，生產生活工藝品，古人居葬全求真。

　　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姜寨遺址，于1972年9月發現，1979年發掘。包括氏族公社時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其址在縣城北一公里處的姜寨村南，臨河北岸上。是我國對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中，迄今所見最完整的部落聚邑遺址。遺址中間偏東有公路南北穿過，西北角極少部分為姜寨村所壓，面積5萬平方米左右，比著名的半坡遺址大十倍。村南有臨河，為天然屏障，東、北兩側有弓形環繞的圍溝3條，是部落聚邑的防衛設施。

　　姜寨遺址部落聚邑分為居住區和墓葬區兩大部分。溝內為居住區，中心是廣場，廣場四面各有房群，房門都面向中心廣場。東南部臨近圍溝處的大型房子是氏族部落公眾活動的地方。四個氏族組成一個部落，布局嚴謹，結構合理，氣勢宏偉，呈現出壯觀的原始氏族部落群體聚居的社會形態，有組織有領導有社會分工的集體活動基本完善。

　　姜寨遺址出土的房址，共120多座，其中屬仰韶文化(為新石器時代文化，1921年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首次發現故名，屬母系氏族公社繁榮期包括不同時代的各種類型：放射性碳素斷代并經校正，仰韶早期類型_寶雞市北首嶺遺址文化公元前5150年左右、半坡早期類型_西安半坡遺址早期文化公元前4600年∽前4400年、史家類型_渭南市臨渭區閻村鎮史家村遺址文化公元前3690年左右、廟底溝類型_河南省三門峽市陜州古城南廟底溝遺址文化公元前3900年∽前3600年、半坡晚期類型_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仰韶文化上下年代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姜寨房址類型：半坡早期類型的100多座;史家類型的4座;半坡晚期類型的7座;龍山文化的10多座(系新石器晚期文化，1928年最先發現于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屬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在仰韶文化之后，公元前2800年～前2300年)。姜寨遺址文化歷史沿革上下約3000年之久，也就是中國古史記載的三皇五帝時期(即仰韶文化晚期屬三皇時期，龍山文化屬五帝時期)。

　　房址平面有方、圓兩型，分大、中、小三種：大房一座(部落公共場所)，面積120平方米;中型房4座(各氏族公共場所)，平均面積80平方米;其余小型房(民居)，面積20平方米左右。

　　營建方式有地穴、半地穴和平地建筑三種。結構是土壁，壁柱，茅草頂。一般都有門道，門道上有門篷，下有門坎。房子中心是灶坑，灶坑周圍一般都有1、2、4、6個不等的柱洞，共129個。有的柱洞周圍有非常堅硬的土圈。

　　灶坑共300多個，屬半坡類型的200多個，半坡晚期類型的30多個，其余屬廟底溝和史家類型，形狀有圓形、橢圓形、方形和不規則形。并有深穴、淺穴及灶面之分。

　　姜寨遺址出土的窯穴，有燒制陶器的陶窯共4座，屬半坡類型。窯門為圓形。由火膛、窯門、窯室和環形火道構成。

　　儲藏東西的窯穴，共有400多個，交錯地分布在住房附近。其中屬半坡類型的200多個，特點是多半有二三個臺階，可以旋轉上下。屬史家類型的30多個，廟底溝類型的5個，半坡晚期類型的80多個，屬龍山文化的40多個。窖口有圓形、方形和圓角方形、圓角長方形，口小底大，一般是口徑1米，底徑2米左右，深2米左右。早期的更小、晚期的更大。

　　姜寨遺址是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人類母系氏族繁榮期到父系氏族興旺期，距今7000年∽4300年前，文明最早、歷時最長、規模最大、功能最全、文物最多、內涵最豐、布局最完整的部落聚邑遺址。

　　姜寨遺址墓地，有3處：

　　一號墓地在圍溝東外，屬半坡類型，自北而南，首先是一群嬰兒的甕棺葬，接著是未成年的小孩墓和成人墓，多為單人仰身直肢葬，頭向西。殉葬品一般為5至7件，有尖底瓶、缽、盆、碗、罐和蚌、骨等各種裝飾物和石質工具。

　　二號墓地在遺址的中心，屬仰韶文化史家類型。絕大多數為多人多層次的二次葬。一般墓中，埋葬10多具或20～30具，最多的達70～80具。殉葬品多是小型帶蓋罐和葫蘆瓶。

　　三號墓地在一號墓地近東偏北，葬式和殉葬品與一號墓地大同小異。

　　墓地中共有土坑墓300多座，屬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130多座，史家類型的180多座，半坡晚期類型的3座，龍山文化的5座。有甕棺葬200多座，屬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170多座，史家類型的40多座，半坡晚期類型的2座，龍山文化的1座。

　　姜寨遺址出土文物1萬多件，質地有石、骨、角蚌及陶器等。有石、骨制的斧、鏟、鏵、鑿、鏃、骨針、骨魚鉤等生產工具，骨石制的笄、珠、環和墜飾、蚌飾、貝飾等裝飾品。

　　陶器出土較多，陶制的缽、盆、碗、罐、瓶、壺、盂、杯等多種生活器物。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屬史家類型的有斂口淺腹缽、平底碗、帶蓋小罐、大口鼓腹甕、直口直腹尖底罐、葫蘆瓶、短頸壺等。紋飾有繩紋、弦紋，指甲、席布紋少見。彩陶多為黑彩，有魚紋、鳥紋、圓圈紋、圓點紋、弦線紋、黑條帶紋、橢圓點紋等，器具里施有彩色者實屬罕見。

　　2、屬廟底溝類型的有曲腹碗、缽、雙唇口尖底瓶、平底瓶、雞冠耳罐、直壁平底杯等。紋飾有繩紋、細線紋、弦紋附加堆紋等。彩陶有弧線紋、鳥紋、曲線紋、圓點紋等。黑彩多施于缽、盆的外上腹或口沿上。

　　3、屬半坡晚期類型的主要是斂口曲腹平底碗、缽，寬平沿盆、附加堆紋罐、帶流罐、喇叭口長脖尖底瓶、大口直壁甕等。紋飾以粗繩線、細線紋為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尖底鼓腹雙耳細頸小口瓶，形似炮彈，它若系上繩索，既可釀酒掛起來保存，又可裝水隨身攜帶飲用方便，還可能是宗教祭祀禮器，也是死后的陪葬品。

　　陶具類型比較奇特的形狀有凹底、尖底、圈足形甕、罐，有曲腹碗、缽、雙唇口尖底瓶、雞冠耳罐、雙耳高檔三袋足鬲、釜形三足斝、三耳罐等30余種。這些陶具在制作上不斷有所突破創新，形成了千奇百怪，既有使用價值又有觀賞價值的可心用品，一直延長和影響著今天的制陶發展。

　　姜寨遺址中出土的彩陶別具風格，陶盆內畫有對稱的魚、蛙、人面等像生性花紋，形象逼真。一件魚鳥紋葫蘆瓶，形式新穎，花紋美觀，極為罕見。一座墓內出土一套繪畫工具，包括石硯、研磨棒與黑色礦物顏料等，對探討彩陶繪畫工藝彌足珍貴。磨粉硯的發現，再次把制硯技術提前了4500多年。

　　姜寨遺址出土的陶器形狀、紋飾，均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其特點是彩繪艷麗、形態奇特、花紋齊全。姜寨先民用各種顏色在石硯上磨成粉拌好，然后在陶器上繪成各種圖案。由此可見，繪畫早在母系氏族就有了，彩繪圖案有人面紋、魚紋、幾何紋、網紋、鳥紋等幾十種飾紋。

　　彩陶器中有許多件前所未有的葫蘆形魚鳥紋彩陶瓶，表現了精湛的技藝，說明制陶作為一個重要的手工業部門已有相當發展。姜寨遺址具有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特征，其持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是罕見的。這為研究當時的社會性質、社會組織、生產技術、家庭婚姻制度、社會生產狀況及解決新石器時代的序列問題，都提供了寶貴資料，向人們展示了一幅原始人生活的豐富多彩的畫卷。

　　6000多年前的臨潼姜寨人已經開始使用樂器，這已不是什么天方夜譚。那時的樂器是什么樣子，如何使用而發出悠揚動聽的音樂。1972年至1979年在驪山腳下姜寨遺址發掘的陶塤。現珍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館的姜寨大陶塤和小陶塤，均出土于二期文化層中的358號墓。其中大陶塤通高6.6厘米，暗紅色，上端有一個吹孔，無音孔;小陶塤通高5.45厘米，暗紅色，上端有一個吹孔，無音孔;還有從另外一墓出土的唯一一件二音孔陶塤，形似蜜桃，陶質堅硬，顏色褐紅，通體飾有陶拍打出的細繩紋。值得關注的是，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卵形陶響器，其長度為5.75厘米，高3.05厘米，非常別致。像這樣在同一遺址同時出土的古代不同樂器實物，當屬罕見。

　　陶塤，這一原始吹奏器的產生，應該說與古時人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細觀其形，都是用陶土捏塑而成的，外形呈卵形、獸形、橄欖形、宮形等多種，中空。有的僅有吹孔，有的吹孔、音孔俱全。運用時主要是通過氣息沖擊吹孔邊棱，引起塤體內氣柱振動而發出聲音;吹奏時能否準確地表現出該陶塤的固有性能——音高、音色、音質等，除取決于塤體自身的形制、材質外，還與吹奏者發出的氣息的強度以及沖擊邊棱的角度密切相關，吹奏者的經驗與技術水平對塤類樂器的測試，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1987年9月，中國文化部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吳釗先生曾對姜寨陶塤的發音性能和音高進行了測定。結果顯示，姜寨出土的兩個無音孔大小陶塤，均可比較容易地吹出兩個以上不同頻率的音樂，而僅有的一枚二音孔陶塤，除用全閉、開右孔、開左孔及全開四種按法吹出四個不同頻率的音樂外，還可用全閉變換角度吹出其他兩個不同頻率的音樂。由此可見，古代生活在陜西關中平原的人們，對音樂的創造可謂獨具匠心，同時也昭示著人類文明的曙光。

　　在姜寨遺址出土的陶器上還發現有40多種120多個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多數跟半坡遺址刻劃符號相同，姜寨文化早于半坡文化500∽1000年興起，是否證明臨潼姜寨部落與西安半坡氏族已書同文?這是那時的文字，有些已經被破讀。

　　刻劃符號，充分證明了人類已經向文明大大邁進了一步。那時的先民已經有了用文字的意識和實踐操作能力。像陶具上刻畫的不規則“十”、“一”、“市”、“巾”等符號，是與今天文字的偶合，還是從上古時期就一直沿用下來?值得研究。

　　姜寨陶文并非孤例，距今7150年∽6400年，陶文已在陜西寶雞北首嶺、西安半坡、臨潼姜寨流行，證明早于三皇五帝時期兩千年便產生了可流行的文字。要知道，文字的發明標志著人類跨入了文明時代，就像恩格斯所說，人類由野蠻向文明的過渡，正是由于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才得以實現的。

　　姜寨遺址還出土了3件特殊文物，它們分別是一件銅刀，一件半圓形銅片，以及一根已經斷裂為兩截的銅管。考古專家通過鑒定，確定年代距今有6700年左右。

　　人類最早利用銅金屬的歷史，按照西方學界估算的考古學虛高年代體系，可追溯到距今約7000年的土耳其，當時人們所利用的銅就是自然形成的銅金屬，也被稱為自然銅。在距今5500年左右，伊朗與埃及等地區同樣也出現了自然銅制造的器物。據專家們檢測，伊朗境內所發現的銅金屬文物，其內部組成相對特殊，基本上都是人工冶煉含少量砷元素的銅器，這標志著當地即將進入青銅器時代。

　　與其相比之下，姜寨遺址出土的銅器似乎更勝一籌。專家們曾經利用國內最先進的同步輻射裝置，對其金屬成分進行過對比，發現姜寨銅器中也含有少量的砷，而且還是采用了固態還原工藝進行冶煉的。考慮到姜寨銅器的年份為距今6700年左右，專家們確定其為人類最早的砷銅合金，比國外使用砷銅的虛高歷史年代還早了1000多年。

　　衡量一個古遺址價值大小，主要標準是看它的文化內涵。這是因為姜寨遺址對研究人類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文化資料，姜寨遺址發現的銅器，充分說明了在距今6500年至7000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經掌握了對銅的冶練、鑄造技術，這是一件多么偉大的壯舉。

　　姜寨遺址出土文物的數量之大和品種繁多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上萬件文物中，大致可分五大類，200多個品種。五大類型是：生產工具類、生活用品類、裝飾品類、殉葬品類、宗教品類。

　　從這里人類擺脫了茹毛飲血的時代，走上漁獵、農業、手工業齊發展的時代，在這里已定居漁獵、開始了原始農業種植粟黍豆、飼養家禽家畜，發明了制陶建窯燒陶、采礦冶煉鑄銅、開壕溝防御、挖儲藏窯穴、掘取暖熟食灶坑、建房屋、造船、制樂器、編織、繪畫、雕塑、刻字、舞蹈、裝飾(愛美打扮)等項技術，把人類文明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原始先民有了立體建筑與平面布置的意識和基本功能，對自然界的認識已經從第一感覺進入了大腦思維的較高層次階段。

　　姜寨遺址，人類從這里開始覺醒，文明從這里開始起步。姜寨遺址是中國遠古文化的發祥地，也是世界最早最久的文明部落。值得慶幸的是：從姜寨的氏族部落，發展壯大到而今的中華民族，七千年綿延不絕興旺發達。每當我們崇洋媚外充能炫耀西方史時，但見其民族消失，文明中斷，歷史殘缺，不禁心生悲哀。

　　僅以陜西省西安市為中心，其轄區及近鄰，距今7千年到5千年前的聚落遺址，不僅有姜寨部落聚邑遺址，還有西安半坡、西安魚化寨、藍田新街、華州泉護村和寶雞北首嶺、渭南史家村、彬縣水北、扶風案板、華陰橫陣、隴縣原子頭等著名的仰韶文化類型氏族公社聚邑遺址，更有80萬平方米都市雛形的高陵區楊官寨部落聯盟聚邑遺址，已具備西方考古規定的文明中心四要素“城市、銅器、宗教、文字”。

　　而且在陜西省西安市周圍形成了一個“仰韶彩陶文化圈”：東部河南，北部山西，西部甘肅，南部有陜南漢中李家村、何家灣、龍崗寺等著名遺址多彩文物。證明在7千年到5千年前黃河中游、漢水上游已形成中華文明古國(部落聯盟)，并且早于中國古史記載的三皇五帝時期。而且能向四周擴展，整個中華大地仰韶文化遺址數以萬計。這個諾大的仰韶文化地域范圍，世界其他哪個文明古國有如許大?

　　更何況上面七具人面塑像(宗教)，與而今的中國人形象雷同，龍鳳圖騰更是古今中華文化的象征，七千年來中華民族一脈相承，文明火炬世代相傳，構成一部完整的自立自強自信的中國特色風格氣魄的壯麗史詩。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其他三個早已消失，而唯獨古中國青春常在功績連綿地不斷創造輝煌歷史!

　　2021年10月，姜寨遺址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名單。盡管中華大地早于仰韶時期的文化遺址星羅棋布，但以姜寨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遺址密集廣闊，文物多彩，博大絢麗，呈現出中國遠古史上歷時兩千年(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璀璨彩陶文化時期。也是自1921年發現仰韶文化而使中國考古學興起的里程碑，百年豐碩成果促進中國考古事業進入黃金時期。

　　附：西方彩陶放開說

　　西亞、埃及、歐州彩陶，與中國以姜寨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彩陶相似，但其不僅數量少而造型彩繪技藝也落后于中國。中國悠久燦爛的文明讓西方人自卑，便恃強抬高自己而壓制貶低中國。西方歷史考古學界早期假定自己彩陶的虛高年代為距今7000年前，要與中國仰韶文化姜寨類型彩陶比高，于是誤導出“中國彩陶西來說”。中外不斷有學者揭穿西方歷史、考古、經典、史詩四造假，筆者為了中西學術交流愉快而僅言其估算拔高年代虛假。

　　西方學界早期估算的考古學年代體系是虛高的。比如西方學界假定粟黍7000年前起源西亞，經中、美、加、日等國頂級植物考古專家合作，分別用本國高精度測年儀器檢測，結果一致為距今不夠4500年;而對中國內蒙古赤峰市興隆溝遺址出土的碳化粟黍檢測結果都是距今7600年;基因研究結果表明：世界各地所有的粟黍都起源自同一個地方中國北方地區。這才是真正科學權威的確定。

　　全世界學子繼續在遭受著西方學界早期虛擬假定的考古學年代體系的蒙蔽，因其年代虛高而冒出所有中國文化統統“西來說”，甚至胡說西方消失民族都跑到中國當三皇五帝，卻不言商王武丁征伐鬼方將白人俘虜作為奴隸、祭祀品和女帥婦好墓的殉葬品。一旦較真起來，組成多方合作全部科學測年并權威校正，也許會將西方僅有五百年正史之前的原始社會降低虛高為實，虛偽年代的古西亞、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古美洲也就不遠古了，西方古金屬器也會不遠古了，對西方古文字及其臆想偽識而杜撰的古史也不遠古了。也許會出現顛覆性的科學權威結論：有系統信史記載和眾多出土文物科學測年的文明古國、古金屬、古文字、古彩陶，要數中國最古了。這并非筆者民族自高，而是對科學的追求，中國僅一個“三星堆”就讓西方虛夸的古文明慚愧。

　　舉世公認的權威大科學家牛頓(1643一1727，英格蘭人)，最早專著《古代王國編年史修正》批評西方偽史的“首創”者，法國神職學者約瑟夫·斯卡利杰所推算的編年史：“斯卡利杰(1540一1609)的編年史體系，是毫無依據的，真實的世界史年代比編年史短的多，距離我們今天要近的多。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更接近我們的時代。古埃及的歷史在公元前946年至公元前617年之間，僅有300多年。偽造埃及、巴比倫和希臘的編年史的企圖，是證明它們的歷史是古老的。”而編年史偽造的古埃及年代是公元前5450年至公元前639年，居然虛高4504年，真乃彌天大謊。四百多年來牛頓科學年代少人問津，維護西方高大上者謊言重復一萬遍則成真理。

　　莫洛佐夫(1854-1946)證實：“斯卡利杰的古代編年史，是全無根據的，是被人為地拉長時間，比實際存在的要久遠得多。奧沙爾和羅斯都是十九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們揭示絕大部分的‘歷史文獻’都是在黑暗的中世紀之后，在文藝復興期間問世的。他們發現古羅馬手稿《塔西佗歷史》實際上是十五世紀意大利神學人文主義者波焦•布拉喬利尼所編造的。15世紀著名的人文主義者，諸如赫里索洛拉斯、卜列東和貝薩利翁以及其他意大利的神職學者，他們首次把據說是‘古希臘的學術成果’帶進歐洲，但實際上都是偽造品。所謂的中世紀‘百年翻譯運動’，把古希臘的文藝復活，然后傳給歐洲也是杜撰的。上面提到的意大利人文主義學者卜列東，就是柏拉圖的原型。卜列東的著述加上東方智慧，就成為稍后問世的“柏拉圖哲學”的資料來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德和阿基米德等人及其著作都是中古與近代杜撰的。波特•伊利各(德國歷史學家)揭露，中世紀早期的歷史(614-911)根本不存在，加洛林王朝和查理曼大帝等都是偽造的。在教皇奧拓三世和西爾維斯特二世的密謀和指派下，用各種假證據充填了這段歷史，沒有考古證據與年輪測試能夠證明。”

　　更有甚者，讓•哈爾瑞(1646一1724，耶穌會士、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宣稱：“古典文獻，包括古希臘、羅馬的歷史、哲學、科學、文學、宗教文獻，都是中古后期和近代早期，13世紀和14世紀，在修道院中被杜撰出來的。”當代美國歷史學家哈德伯里在國家地理學會上披露：“為了拔高西方文明的優越性，西方學者人為想象出2000多年前存在一個繁榮的古希臘文明，并從羅馬人那里借鑒了不少成果，一番粉飾之后歸結為是荷馬、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先賢的作品，還偽造了部分文物。”西方人揭露西方偽史，怪不得中國人而今對“西方偽史論”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