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二輪新冠病毒的異同
中醫藥戰略學家-楊俊耀
相同點:
一、病機
無論是去年的首輪還是今年這次的二輪甚或三輪、四輪的所謂新冠病毒，從中醫學的視角來認識，其最基本的病機，無非就是濕、水、飲、痰，而濕、水、飲、痰又同出一源，俱為津液不歸正化、停積而成。尤其是水、濕，其本同屬陰類、陰邪，但可隨五氣從化，若在體內郁久則化熱，最終釀成濕熱，而濕熱又再因個體體征不同和外界生活環境之差異加之年干節氣時令的變化無常，就又有了濕熱并重、濕大于熱、熱大于濕之區分，無論上述三種濕熱形式雖表現有明顯的差異，但在人體共當之為邪客、賊寇，其性概屬邪毒，而新冠病毒也即當是主屬中醫學所言的“四飲”(痰飲、懸飲、溢飲、支飲)中的懸飲范疇，且四飲中無論哪一類飲邪又會因長期留而不去并會伏而時發，演進成“留飲”、“伏飲”，即形成了“伏邪”“伏毒”等賊潛伏的致病因素在人體的客居，且根據它在人體的不同部位和有序(如依次循經)及無序(如直中)的表現，那么就可以進一步明確的認為新冠病毒的被致病因素和病機主要是與懸飲、留飲、伏飲及直中、附麗等病機的不同變化形式極為貼近，但總綱卻傾屬于中醫“懸飲”的范疇。
二、新冠病毒所致的新冠肺炎病證無論首輪還是此輪，其主要病性皆應是界定為消化系統而非呼吸系統.
歷史研革:
①飲病之名，見于《黃帝內經·素問》運氣七篇，指出除了濕氣偏勝的年份與季節因素外，作為病理產物的飲的形成與太陰脾土攸關；飲屬于六淫中濕邪的范圍；飲有積蓄于體內的特點；飲所致疾病主要在消化系統。
“太陰在泉……濕淫所勝，……民病積飲……”
“太陰所勝……飲發于中”(《素問·至真要大論》
“土郁之發，……飲發注下”(《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太陰司天，……濕氣變物，水飲內積，中滿不食”(《素問·五常政大論》
“太陰所至，為積飲否隔”(《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②仲景《金匱要略》首創痰飲病名，有“痰飲”專篇論述。其含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痰飲是諸飲的總稱，狹義的痰飲是諸飲中的一個類型，由于水液停積部位不同，而分為痰飲、懸飲、溢飲、支飲四類。又以長期留而不去的為留飲，伏而時發的為伏飲。首倡懸飲病名，對脈證治療闡述甚詳，成為后世辨證論治的主要依據。
③隋唐至金元，在痰飲病的基礎上，逐漸發展了痰的病理學說，倡百病兼痰的論點，從而有痰證與飲證之分。
再縱觀二輪病情的共同證候特征
①胸脅脹痛，咳唾、轉側、呼吸時疼痛加重，氣短息促等為懸飲的證候特征。
②起病有急有緩，多數出現惡寒發熱、氣急、胸痛等癥。
③發病常與飲食、起居、寒濕等誘因有關。
④患側呼吸運動減弱，脅間隔或胸廓飽滿，叩診下部呈濁音或實音，聽診在濁音部位語顫和呼吸音減低或消失。
⑤胸部X線檢查，B超等檢查，有助于診斷。胸部X線攝片可見肋膈角變鈍或肺野下部密度增高，有向外側、向上的弧形上緣的積液影。
綜上所述，再結合去年首先發生在武漢及它地的患者臨床證候表現，即:當時出現的腸傷寒、眼結膜炎、心肌炎、肝腎證候等證侯表現，筆者認為這場曠日持久的新冠病毒所致的新冠肺炎病證無論首輪還是此輪，其主要病性皆應是界定為消化系統而非呼吸系統！！！那么在救治過程中，把呼吸系統作為靶點，未免是“揚湯止沸”，若是將消化系統改成中心點，則是“釜底抽薪”，效應即手。筆者我之所以如上分析，基于我一貫所主張或強調的:
α 、 中醫病因學的原始病因與繼發病因，體現了病因的動態觀，這種動態觀是將先賢名醫知微見著的高超診療手法和提倡“治未病”的具體升華，筆者始終將其理解為：一是它揭示了在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致病因素作用于人體，使人體發生病理性改變，并產生某些病理產物，在一定條件下，這些病理產物（如：水濕痰飲、瘀血、結石、增生等等），又可能作為一種致病因素直接或間接作用于人體某些臟腑組織器官，導致臟腑組織功能失調而引起新的病理變化，形成各種新的復雜的證侯。那么，就要求醫者在辨析復合證候,尤其是在區分某些多級復合證的各個子項證候之主次時，絕不可被癥狀表現的明顯與否所左右，因為盡管是臨床十分突出的“顯證”也并非是全部都是該復合證的主流所在，反之，有時在多級復合證中起主觀作用或決定作用的或即將發揮主導作用的證候都是目前癥狀尚不明顯或并不十分突出的隱證或半隱證。所以，在進行多級復合證的本證辨析時，必須注意在明顯的證候方面，還可能潛存著更為重要的，但因其癥狀目前尚不明顯，表現還不突出而易被醫者所忽略的某種潛隱性證候；二是它同時揭示出了疾病發展過程中，其有固定的階段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可能出現的定向演進或易趨性，從而使醫者及時考慮采取“先安未受邪之地”等預防性或阻斷性治療措施，以盡可能地阻止或減少了各種嚴重性的繼發性證候；
b、再者又因濕熱伏邪(毒)若得不到及時消除，在外來之邪(毒)相裹之下，便循經竄犯，若為上受，則或上犯脾胃，或上蒙心竅，或惹動肝風，或入營血，或水氣凌心犯肺，又或直中逆犯心包；若是下行，也可直中肝腎等下焦臟腑部位；再又因附麗“添薪助火”從而顯示種種危象。比如一旦當出現肝脾不調，土不榮木時，惹動肝風，肝風內動又挾濕(熱)毒邪上竄呼吸系統，使心肺及腦部諸器官之中耳炎、眼結膜炎、腦炎等這些在巔頂癥候與中下焦身體不同部位之病變疊生。再比如疫毒又會“直中”導致腸道癥侯，若是從現代醫學來理解，而由于來自腸道的有害代謝產物不能被肝臟解毒和消除，既可通過血-腦屏障，導致大腦功能紊亂及身體不同部位的病癥或使原本的基礎病發作或加深加重。另外，正常人小腸黏膜細胞內有多肽分解酶，可將其分解為更小分子的無毒物質，但在活動性新冠肺炎病的病人中，會出現腸黏膜細胞酶活性不足，不能將其分解而致新病。尤其是在消化道出血時，腸道積血可產生更多的氨及有害代謝產物。
概而論之，雖然不同癥候層次之間它們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且各有其自的特色，但同時也具有密切的關聯性,就中醫藥學而言，它已不僅僅只是原有的辨證論治，而是提升到四維體的認知高度了，即:客觀事物的形成，一般都循著有秩序分層次的自然結構法則，中醫學的證候也有其自身的結構和層次，它不單存在著一種以空間因素為坐標的圈層式（也可以理解為螺旋式）結構層次，這明顯包含著以時間等因素為坐標的連續式層次結構以及各種臟腑之間證候則又近似于平面或扇形等層次結構。處于連續層次中的各種證候之間，不僅具有相鄰的關系，而且還有相繼的關系。
區別點:
此次即第二輪“德爾塔毒株”雖仍屬中醫“疫病”范疇(若更準確的講，它應該是屬于“時疫”，因為隨著疾病譜的改變，許多疾病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具有廣泛的時代屬性。但在這篇文稿中我照舊仍以中國的傳統醫學的理念為主來闡述之。)，其病機應該是中醫學的“冰伏”或“火包寒”。回想一下今年的前多半年的氣候變化情況，立夏前后，春未夏初，全國各地普降雨水過久過多，水為至陰，人體與萬物皆被以“寒濕”所居所依，然暑期一至，天氣突熱，氣溫驟增，熱浪撲身，人體之寒濕尚未迨散，卻被暑熱所裹，尤其是素體陽虛之人，至陽氣重傷，陽氣式微，體內寒濕之邪又被暑熱(火)所迫，深伏于內，導致“火包寒”而成了冰凍之勢，故而氣機為之閉塞，陰陽之氣不相順接，陽氣不能達于四未。證見小便不爽，大便粘著難解，精神萎靡，面色蒼白晦暗，胸脘痞悶堵滿概重，憋氣似喘，氣難接續，四肢厥冷，少腹絞痛，頸面如腫，舌淡潤水滑，多液欲滴，脈象沉遲伏或沉澀，重按脈難應指。此冰伏之勢已成，邪氣深伏難出，急用辛熱燥烈之品“溫散冰凍，開郁通閉，宜四逆理中方法，湯藥如桂枝，肉桂、干姜、川椒、草蔻、生姜、吳茱萸，淡附片等。成藥仁丹、霍香正氣丸、防風通圣丸等臨床辨證使用。藥后若面色轉為紅潤，四肢厥冷轉溫，舌苔水滑已化，脈象沉伏漸起，胸悶憋氣減輕，周身微似汗出，即冰伏得解，陽氣宣通之象，可及時停藥，以免溫燥過用而轉增其熱。待冰破邪去，應及時改用芳香宣化，以清理余邪，讓諸證向安，方可選用三仁湯、上中下通痹湯、越婢加術湯等加減化裁。另外，再強調一句，即:無論是蘊結在人體的“寒包火”還是”火包寒”以及“濕熱”，通屬“伏邪”、“伏毒”，許多病癥的產生幾乎都是離不開原因與條件兩個因素，當然了，疫毒所至疫病也在其列，同樣要具備原因與條件。也正是人體的“伏邪”之毒(而且它還具有易惹性)當與外界的雜氣、戾氣相搏，就會應時應勢而發，所以做好自我防護也至關重要。
而現返回再來追思去年春節武漢的新冠疫病，其基本病機則偏向于 “寒包火”了。由于武漢的特殊地理位置，夏暑季節，氣溫之高，素有“三大火爐”之稱。誠如《素問·熱論》曰:“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后夏至日者為病暑。”夏至以后，暑熱當令，或冒暑勞動，或高溫作業防暑降溫不力，人在蒸淫熱迫之中，暑熱直中;暑性酷烈，壯火必食氣傷陰而大汗淋漓。如再享受空調、風扇，寒涼外束肌表，閉門留寇而憎寒惡熱。因此，“暑熱內郁，寒涼束表”是其特點。 此“寒包火”癥若用桂枝湯解肌則不能祛其寒，若用麻黃湯散寒又恐助其暑熱，若用白虎湯清熱則不能表散寒邪。那么面對病機如此復雜的疫病，可選用大青龍湯，該方系麻黃湯加石膏、姜棗而成，是發汗峻劑。醫圣張仲景妙在倍用麻黃，以桂枝助麻黃發汗解表，急開腠理以散寒邪，并兼制石膏寒涼太過而傷脾胃;反之用石膏內清郁熱，并兼制麻黃辛溫太過而助邪熱;杏仁降逆氣;姜棗甘草調和營衛，助汗源，并防發汗太過，使汗出表解，邪去正安。諸藥合用，共湊外解表寒，內清郁熱之功。臨證用之，定當效如桴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