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深冬的杭州廣嚴寺，聽到了暮鼓晨鐘, 決意不去參禪禮佛,即興寫下:“ 暮鼓朝中自擊撞,…臥聽蕭蕭雨打窗。” 他于殘燈將滅時刻，一旦恍然 。一個世紀之前，十三名共產黨人的代表，諦聽民族的怨聲，辯識中國歷史長河的興替與更迭，不過是王權之間相互取代的抱殘守缺。此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敲響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覆滅的喪鐘。在不足兩平方公里的嘉興南湖，流淌出一個充滿思想光芒，行穩致遠的百年大黨。
我的父親是在1939年的皖南參加新四軍的。在苦風凄雨也是抗戰最艱難的1942年加入的中國共產黨。黨史記載：中共中央在1938年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同志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做出了“在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重大戰略決策。我父親和伯父就是在這個時期先后參加的新四軍。“不當亡國奴”，父親參加新四軍的動機是單純而樸素的。有匹夫之勇，也是百姓之心。我問過父親，戰亂年代從軍，是真的不怕死嗎?父親反問，“難道悲壯的死去比茍且地活著還需要勇氣嗎”?匹夫之怒，也可以血濺五步!
1990年我去過安徽涇縣茂林皖南事變的發生地，目睹了新四軍九千多人，幾近全軍覆沒的血腥。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怒而題下“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后，父親說及在皖南事變中他并沒有被圍也沒有被捕。只因跟隨軍部傷病隊提前走了一個月而幸免于難。看不出他的神態有絲毫后悔和后怕。倒有些“恨不抗日死”的凜然與情懷。
他常說，“我的生命是部隊給的，也是老百姓給的”。入伍不久，他受黑熱病感染長期臥病，新四軍所部輾轉敵后，是部隊和老鄉用擔架一步一步抬著他行軍打仗。一口湯一勺藥為他治病。他說，老百姓是他的續命恩人。
毛澤東同志提出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件法寶。第二次國共合作差不多有十年，但是蔣介石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歷史反動。除了發動皖南事變，還持續對新四軍上下其手。一次父親外出與地方黨組織取得聯系，誤入了國民黨軍隊營區，隨即被國民黨頑固派顧祝同所部扣留在押。在被押送途中，父親趁敵不備，奮力逃跑，是在皖南老百姓的幫助和掩護下脫離了危險。
反者道之動。事物到了極限就要走向它的反面。父親曾在部隊擔任糧秣科長，由于新四軍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動群眾，減租減息，軍需物資的供應有了可靠的來源。共產黨的軍隊所到之處都能迅速得到當地人民的擁護和響應。而國民黨軍隊則一味依靠橫征暴斂，巧取豪奪。人心向背，兩黨之間的民意較量其時已見分曉。
父親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在50年11月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兵團從山東緊急入朝，參加東線作戰。到后來調入志愿軍總部留守朝鮮，在朝鮮戰場先后待了六年。我母親也因此跨越鴨綠江去朝鮮看望父親。從朝鮮軍民的身上她看到并切身感受到中朝人民用鮮血和生命凝成的戰斗友誼。祭掃烈士陵園是對犧牲的志愿軍戰士的最大懷念。萬籟俱靜，只有金達萊花開的聲音，才是對這些“睡”去不久的異國士兵的真情流露。物無其物，音無希聲，一鉤新月天如水。
百年哪得更百年，晨鐘暮鼓無休時。據史立論，民心如鼓。熔昔于今，可鑒三點啟示：
一，晨鐘暮鼓，是一種政治態度。遠慮必有遠見。習近平同志說，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民心立黨，這是對當今世界執政黨亡黨覆國的鑒戒。毛澤東同志在1962 年就提出：“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立足百年基業，我們可以逾歐超日;放眼未盡事業，全黨應當慎終如始。
二，晨鐘暮鼓是一種政治同心。從戰爭年代老百姓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保護黨的干部，到對黨內腐敗深惡痛絕，這其實是黨心和民心的距離。劉少奇同志說，我們黨區別于任何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是黨與人民最密切的聯系。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因此無至不通，無往不勝。渾然一體的交融，人民才能信你如初。
三，晨鐘暮鼓是一種政治表達。法國哲學家政治家孔多塞，他提出，民主參與政治，如果公民選擇正確概率平均高于二分之一，則隨著參與人數的增加，概率的正確表達將無限趨近于一(100%)。反之概率無限趨近于零。我們要充分發揮我國政治體制優勢，有心聽取民意，無隙代表民心。這既是我們做好下個百年工作的旨歸。也是我們表達政治方向的用意和源泉。
五代十國的道士張薦明聽到宮中報時的鼓聲，對后晉開國皇帝石敬瑭說，陛下聽到這鼓聲了嗎?五音十二律中，鼓聲是單一，而且不在列其中的，但是能夠反映并調和這五音十二律的卻恰恰是鼓。單一是萬事之本，能堅守單一的人是可以治理好天下的。
黑格爾曾經混淆了歷史和邏輯的先后順序，對這倒因為果的推演，馬克思果斷予以糾正，提出了思想體系的準則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民心當前。
縱橫百年，風云曉示。 1921年是幸運的，例如人民;中國共產黨是幸運的，因為人民。晨鐘暮鼓，不當逆于耳，暮鼓晨鐘，當不絕于心……。
李澤明 2021.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