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承美個展——《庚子流民圖》2020年12月11日在澳洲珀斯當代攝影中心開幕。這次展覽的內容,作為《農民志》的一個總結,包含了《曠野守望》《農民志·全家福》《庚子流民圖》三件作品。《庚子流民圖》,借用了蔣兆和先生《流民圖》形式,在編織袋上展出我拍攝和收集的農民工在打工路上或者回鄉的狀態和處境, 同時也展覽了一些收集的對《農民志》這個作品的網絡回應評論文字。
《庚子流民圖》的作品素材來自于三年從曾經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拍攝的圖片, 當時幾十萬民工突然離開, 就拍了好多人去樓空的門, 有的緊閉, 有的被砸爛, 一片破敗景象, 像淪陷的戰場, 或許那時候蔣兆和先生《流民圖》的形象已經在我腦海詮釋。本來想在那住幾天的, 但是我是外地人不讓住,而且那時候那里已經停電, 極度寒冷, 也買不到食物 。《庚子流民圖》中還展出了在奢侈品店外排隊等待買包的人群, 這在精神,歷史和文化層面與《庚子流民圖》中呈現的前半部分內容形成了一個精神層面的同構。
今年庚子年,我們每個人經歷了很多,又見證了很多。為什么在《庚子見證錄》展覽之后又做《庚子流民圖》個展呢? 第一, 跟我今年的經歷直接相關;第二, 跟我出生的環境以及后來成長跳出那個環境的經驗有關。“庚子流民圖”,其實是我的《農民志》的延伸,關系到農民工的處境。隨著世界各國國際關系的變化,數千萬農民工的命運將受到很大影響和沖擊。我想用這樣一個展覽來給《農民志》做暫時的總結。
第一次聽到“流民”這個稱呼,是在蔣兆和先生1943年的作品《流民圖》里。但是,今年我卻切身體會了一次淪為“流民”的感覺, 精神和肉體, 總找不到一個原鄉。
春節原本回老家過年, 我卻在除夕夜急匆匆地往外逃離。離開的時候, 我母親把家里僅有的幾個口罩偷偷全部塞進我的行李箱, 猶如在生死離別之際把生的希望留給了我。當時覺得離開,不能留下陪家人,不知道何時能逃出困境, 在不確定的時刻逃向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在逃離的過程中, 經過幾天波折, 恐懼,狼狽和彷徨。加上路途中見證各色各樣向各處奔跑的人, 他們和我一樣, 都在四處尋找一個安全的避風港。這種感受,是我想做《庚子流民圖》最重要的因素,雖然這個作品呈現的內容和這個經歷并沒有太多視覺上的聯系。
第二,和我自身經歷和處境有很大關系。“庚子流民圖”,與其說是講農民工的故事,不如說是講我自己的故事。作為一個計劃生育的幸存者, 從最開始我就一直在尋找我的精神原鄉。而我的精神原鄉,或許并不是我出生的地方, 因為我在出生地并沒有感受到自己的歸屬感, 我甚至從小都認為自己不屬于那里, 我只是被托生在我的故鄉。所以從小到大, 尋找我的精神原鄉成了我一生所有的追求, 仿若流民, 或許, 那是一個尋求自由尋求夢想的過程。
為什么這么說呢? 我是家里的超生女兒,出生的時候差點被一劑針藥打掉,后來幸存下來,一直沒有戶口。我從小被叫作“黑世人口”,也老被叫“外國人”,常常成為周圍鄰居取樂的對象。他們嘲笑我像個寄生蟲,要依附別人求生存。也就是說, 我我從出生開始就沒有一寸屬于自己的土地。長期以來, 我也已經習慣了這樣的被對待方式, 但是其實我的內心不知道多羨慕那些有戶口的人,多羨慕理直氣壯地吃飯,總在向往屬于自己的自由和尊嚴, 這是小時候的我, 那個在被歧視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的我。我想這段經歷在潛意識層面構成了我不斷往外跑的原初動力。我母親也常告訴我:“你不屬于這里, 你應該走出去”, 這在重男輕女的老家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我一個不一樣的未來可能, 這個環境和經歷構成了我所有努力和行動的反作用力。
長大以后,發現戶口原來還分了很多種類型,不同的戶口類別讓人受到尊重的程度也不同。曾經我羨慕的那些有戶口的人,在別人眼里居然又成了底層人。這一點給我內心的沖擊很大, 尤其是很多人后來成了農民工, 年年奔波, 在家沒工作, 在外沒有家, 于他們的子女, 他們的大多數人的孩子不能在他們的身邊一起生活,被迫留守原鄉, 在家養不活你, 在外保護不了你,成了這些人一生無法彌合的遺憾。在某種程度上,這和我的經歷形成了一種精神流民的同構。站在一個同為底層精神流民的角度, 我曾經羨慕的人, 突然讓我同情起來。
出國留學后,老家常有人問我戶口轉出去沒有。事實上, 留學的地方根本沒有戶口這一說, 人不以職業和出生地而被劃分為不同, 享受的權利也和出生地與出生家庭沒有任何關系, 這給了我心理的第二次打擊和震驚,應該說比第一次打擊更重。或多或少, 我發現其實在某片土地上, 我們抑或留守, 抑或流民, 至少我們都一直在尋找自己的精神原鄉。這個庚子年末的個展“庚子流民圖”,可能更好地闡釋了我對自己、周圍人及周遭處境的思考。
在國外生活多年后,你會發現走出國門的人,雖然大多都生活優裕富足,開著豪車,戴著名表,住著豪宅, 挎著名包, 但是他們向往的居然還是以前的生活方式, 除了生活環境改變了,其實,他們的生活方式到思維方式并沒有真正擁抱現代文明,很多還是反現代文明的。在一個小圈子里,論資排輩現象普遍,依然有領導中心論,甚至是一種潛在規則; 女人的審美、飲食習慣到價值觀,都和原鄉保持高度一致,統一的瑜伽狂熱,統一的錐子臉,統一的大眼睛,長腿瘦腰;最重要的有人永遠渴望站在最中間,美其名曰C位。 在他們看來,這個C位是地位的象征,不可動搖;小圈子里窩里斗,一丁點小事斗得死去活來,永不來往。 大多數華人即使肉身走出了囚籠,掙脫掉教育、醫療和養老的囚籠,但腦袋里的千年魔咒依然時時流淌在他們的血液里,成了一種社會潛意識。他們精神上依然找不到自由的原鄉,成了精神上的流民。
有人問我:為什么在奢侈品一條街LV店門口做《庚子流民圖》這個展覽?
剛出來讀書的時候,中國留學生特別喜歡背LV。有種說法就是LV已經成為中國留學生的專用包, 曾經我也虛榮地去跟風,店門還沒開就在店外排長隊,突然一轉身發現全是亞洲面孔,可能大部分是中國人,感覺好像哪里不對勁,意識到這 和那些背著編織袋在火車站等待買車票的人群到底哪里不同?到底哪里是相同的?我掙脫掉一個囚籠,為何又鉆進另一個囚籠?我是不是真的需要這種身份的象征?身份到底和物質有關還是精神面貌有關?
相反,去年帶一班澳洲學生回國游學。有兩個學生背的包是泰國香米袋改制的包,右邊那個男生的母親是泰國人。他說這個包讓他想起自己在泰國婆婆家生活的日子,這個包對他意義非凡。
其實在國外排隊買LV的人,在當地人眼里并沒有覺得他們應該受到更多的尊重, 好多時候,千篇一律的把這個奢侈品背成一個標簽反而成了貶義。一個人受尊重的程度在現代文明社會并不是和一個人身上的品牌價格成正比。一個人是否受尊重去覺得他的文明程度, 或者說在文明社會他們本身就是尊重每一個個體的環境。
這些作為“新流民”的農民工形象,和我的《農民志》系列一脈相承。我個人總是關注那些社會的邊緣人群,這和我個人的成長經歷相關。也許,做作品只是害怕自己時刻陷入歲月靜好, 忘記了自己的來處。當然,作品也許不能改變外在環境, 但于我自身而言, 它可能讓我更心安, 算是一種心靈的告慰, 因為,除了這樣我真的無能為力。
向承美肖像
向承美:
自由藝術家,當代藝術研究學者, 出生于重慶萬州, 西澳大學藝術史論博士候選人,澳洲《觀看, 中國當代藝術思考》雜志主編。
作品關注中國當下農村現狀及農村人的生存處境,代表作有《農民志.全家福》,《農民志.幸運88》《庚子見證錄》《庚子流民圖》,先后參加悉尼Head on攝影節主題展, 中國連州攝影節主題展, 在澳洲、中國、美國、法國和中國臺灣多次舉辦個展及群展,。作品曾發表在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法國攝影之眼、Pro Photo、Australia Asia Society、澳洲artlink等雜志。獲獎有2019 Lensculture 藝術攝影Top 25, 2019 澳大利亞APA研究獎, 2019澳洲利亞Margaret&Herbert Horllsfall藝術基金、2017“中國在場”海南國際藝術節新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