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在社會治理方面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德治精髓，又借鑒了世界各國社會治理的法治經驗，形成了頗具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隨之加快完善，收效顯著。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上升，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東西方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所折射的社會治理理念差異也日趨明朗化。因此，對于如何厘清個人、家庭與社會、國家之間的治理關系，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應該在社會治理體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以及“家國共建”的中國特色社會治理模式該如何落地生根等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度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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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成長的齊家與治國路徑的重合性
中國的儒家思想有一個基本的邏輯次序，那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基于東方哲學體系的邏輯次序，說明了“內圣”的個體與“外王”的集體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禮記·大學》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顯然，這一社會治理次序與儒家的個人成長邏輯完全合拍。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聯通了個人、家庭的私域與國家、天下的公域，家與國的關聯讓社會治理具有了個體的自覺性，同時通過“齊家”的宗法制度和“治國”的科舉制度確保實現路徑的貫通，而社會網絡也通過血緣宗親和官府衙門的德法雙治確保治理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光宗耀祖和報效國家的成功標志使國人自然而然將“齊家”和“治國”的目標設定為人生理想，從而在接受啟蒙教育時內心就會萌生參與社會建設的愿望。“治國”必先“修身齊家”。在實踐中，做為社會治理主體的政府如果將治理政策和觀念落實到實處，必然會具體到個人和家庭，而公民個人和家庭將在接受治理觀念的同時，自覺以“修身”和“齊家”的觀念予以調整與配合，正所謂“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在其《家訓》中寫道：“正惟一家有教，一國觀感，相習成風，而仁讓興焉矣!故居今日而欲陋習丕變，當自士大夫家倡之”，也就是說”國風之正，始于家風“，尤其是官員之家風。顯然，在中國歷史上“齊家”一直被視為“治國”的基礎性訓練，家庭被視為從政的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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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領導干部的家風問題，多次要求領導干部“修身齊家”，培育良好家風;十八屆六中全會再次強調，黨員干部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風，教育管理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中共中央發出的“兩學一做”通知，也特別指出要著力解決一些黨員道德行為不端的問題，主要表現就包括“違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個人品德、貪圖享受、奢侈浪費等”。“正人先正己，治國先齊家”，要做好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就必須嚴于修身不松懈，重于齊家不放松。家庭本身也是國家的細胞單位，是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某種角度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個人層面的要求，齊家是社會層面的要求，治國平天下是國家層面的要求”，他同時強調“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如果每個家庭都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也就自然能夠創造出體諒人、關心人、理解人，人人都能相互忍讓、相互友愛的良好社會氛圍。“家族小圈子”的良好治理也一定能夠為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大圈子“治理奠定堅實基礎。
二、新時代打通私域和公域之間人為界限的必要性
“修身齊家”屬于私人領域，而“治國平天下”則屬于公共領域。在這兩個領域的關系方面，東西方文化差異較大。私人領域(私域)，是以個體獨立人格為基礎的私人或私人間活動界域，西方文化認為私域是一個他人、社會和國家無權干預的領域;公共領域(公域)則有兩種含義，一指國家，二指社會。社會作為公域，是個人通過交往活動所構成的公共生活領域。
公域與私域的分化是是西方社會由前現代性向現代性轉化的一個顯著標志，但是二者的分化也帶來了社會治理方面的新困惑，那就是：如何把控公域與私域之間的界限，在觸及公域利益和私域利益的社會治理體系面前，該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實際上也在檢驗著世界各國在處理公域和私域關系方面的實際效能。面對新冠疫情這樣影響深遠的社會突發事件，一定是既有公域利益又有私域利益存在的，特別是出行隔離與個人社交之間的沖突在各國都成為了重大社會事件，也分別產生了不同影響。中國政府和公民在這一問題上認識比較一致，私域和公域利益達成高度統一，“一切行動聽指揮”，很快就控制了疫情;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由于私域利益并不完全服從于公域利益，疫情很難得到控制，造成了重大損失。
東西方文化在私域和公域理念上存在明顯差異。中國社會中個人、家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緊密，并未完全形成相對割裂的公私域界限，因此在社會治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獨特優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道德路徑和現代社會的法治路徑的運用讓中國社會的公域和私域具備了融合共生的基礎。西方社會往往以公民個人利益為中心，而中國傳統社會往往以家庭為中心，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分析中西社會結構時稱，西方社會結構像田里柴捆一樣的個體集合體，而中國社會“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波紋的‘差序格局’，這和西方的‘團體格局’大不相同”。在“差序格局”中，社會由不同個體按血緣親疏關系組成網狀關系，是放大了的“家”，因此中國的家與國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
在當今社會，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將公民個人、家庭與政府之間的邊界不斷打破，個人和家庭已經不再能夠完全置身社會事務之外，而沒有個人和家庭的配合，政府的施政目標也不可能迅速實現，已經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傳統次序形成的治理基因讓中國社會可以優先于西方國家形成“家國一體”的共生結構。
三、家國共建是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
“家國共建”，是傳統文化特質下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必然選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脈絡生成了家國同構的中國特有的社會結構模式，也形成了家國同構格局中的“家文化”取向。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家和萬事興”、“百善孝為先”，這是看到了忠孝德治對于國家秩序穩定的重要，從而把“齊家”與“治國”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從而把孝親、尊祖等家庭倫理擴展至國家治理。于是，“齊家”就被視為個人德行和社會治理之間最重要的紐帶，而家庭建設在“家國共建”的社會治理模式中就顯得尤為重要，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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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家庭正在由傳統家庭向現代家庭轉型：從大家族向小家庭、核心家庭轉變、從倫序人際的權威向家庭平權、平等轉變、從傳宗接代的場所向追求幸福和價值實現場域轉變——如此一來，家庭私域與國家公域之間的對接就顯得更為復雜。同時，在家庭與國家關系對比上，也需要對個人和家庭給予更多的關注。
因此，在家國共建中除了要讓家庭更多地參與到社會治理當中外，國家和社會也要更多地關注個體家庭的結構變化，將家庭私域利益與社會公域利益深度綁定，如此才能真正實現融合共生的利益交集。
首先，要將關注家庭關系作為社會治理的落腳點。家庭和睦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如何更好地通過多元化調解機制合理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特別是減少婚姻家庭案件對夫妻雙方和孩子的傷害，營造更加和諧的社會環境，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正顯得愈加重要。只有家庭這個細胞的健康和良好運行，才能有效緩解基層社會治理壓力。比如依托人民調解委員會等社區事務調節運行機制，采取一些專業的技術和方法，如培訓、心理咨詢等，預防性或針對性地指導家庭成員更好處理家庭矛盾。
其次，要將深化家庭教育作為社會治理的關鍵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個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是源頭教育，家教好就是源頭清澈，就會減輕中(學校)下游(社會)教育的壓力，千萬個家庭形成社會根基扎實、深厚堅固的底座，上層建筑才會穩固。同時，家教在教育內容上和導向上要實現德智雙軌教育，特別是對孩子的“成人”教育尤為重要，要培養有德性素質、責任擔當、自尊自愛的家庭成員。
再次，要將弘揚良好家風作為社會治理的著眼點。古人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代之智也”。好家風是家庭和諧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巨大推動力，而好的家風是能夠世代傳承和普遍推廣的。家風好帶來民風淳，民風淳引導社風正，也正是這千萬個和諧幸福的小家庭，才能構成風清氣正的大社會。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中引用了一句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給孩子金銀財寶，不如留下好的思想傳承，好的家訓、家規、家風一定是一個家族最寶貴的財富。
在新的歷史時期，世界格局和中國社會正發生著深刻變革，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也必然要在新的時代環境中尋求一條屬于自我的發展之路，這條道路既不能完全承襲傳統文化“大國小家”的重心偏移模式，也不能照搬西方社會“公私分離”的場域割裂模式，而是應該優選那些適合中國國情的德治、法治新成果，充分發揮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融合理念，找到公域和私域的共生交集之地，由齊家而治國，從而真正實現”家國共建“的社會治理新模式。(作者：單一良 系中管院社會治理系統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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