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的誕生有何意義？天府文化的‘樂觀包容’體現哪些方面......” 7月21日，西南民族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劉興全教授在成都博物館，進行了一場關于“天府文化:從定型走向鼎盛”的講座，揭示了天府文化在唐宋時期由定型走向鼎盛的歷程。
此次講座由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主辦，是天府文化傳承發展系列講座的第二講。6月17日，第一講“天府文化從孕育到定型”已成功舉行。該活動旨在傳承巴蜀文明，發展天府文化，推動天府文化的傳播交流，以文化人、以德潤城，促進實踐養成，提升市民文化素養，彰顯城市文化魅力。
唐宋時期成都經濟、文化長足發展
“在宋朝時，四川作為一個地區的名稱就正式確定了”，據劉興全介紹，宋朝在今四川、重慶地區的統治，經歷了由一路之設到分為四路的過程。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平蜀，共得46州府，遂置西川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宋朝將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此即所謂的“川峽四路”，簡稱“四川”。從此，“四川”其名就見于記載。
同時，成都長期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交通中心，唐宋時期穩定的社會環境，經濟繁榮，為其文化百花齊放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成都的文學、佛教文化、蜀戲、音樂歌舞、儒學、繪畫藝術等均有長足發展。經濟文化繁榮，讓“揚一益二”蜚聲華夏。
以文學為例，杜甫、陸游、蘇東坡、黃庭堅等文壇巨匠，在這一時期創作了大量詩文，極大地豐富了成都地區的詩文數量和題材。南宋后期出現的《成都文類》成為成都歷史上第一部詩文總集。他們不僅開創了蜀中文學的新風氣，輸入了高度發達的中原文化，許多珍貴的書籍和名畫也隨之流入成都；經濟方面，成都商稅收入可觀，茶馬、絲織品貿易發達，還是全國軍糧最主要的供應地。據《宋會要輯稿》記載，熙寧十年（公元1077），成都征收商稅十七萬一千余貫，較杭州所收商稅額少二千貫，居全國第二位，約占當時全國商稅總額的百分之二。
多面成都 孕育天府文化豐富內涵
“北宋時期，在當時的益州，也就是現在的成都，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結合史料，在劉興全繪聲繪色的講述中，“創新創造、優雅時尚、樂觀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內涵逐漸清晰。
他介紹，在“創新創造”方面，以絲織業、造紙術為代表的手工業，以其先進的手工業技術和產品引領時代，成為這個城市的象征。而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誕生，更是在世界金融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創新創造”的出現，顯示了成都人發現新興技術價值的敏銳眼光和非凡的產業整合能力，對社會需求的把握程度和緊跟時代的創新精神。
“樂觀包容”中的“樂觀”主要體現在巴蜀人民在農耕文化所產生的知足常樂，面臨著災難動蕩能坦然處之。而包容則是對外來移民 的接納，和各種外來文化的容納。“杜甫、岑參、高適、李商隱等都曾到過成都，并留下了許多描寫蜀中風物的詩篇。”
談到“優雅時尚”的具體表現：追尋文化傳承，悠游于名人古跡，賞心悅目于繁花美景之間，包括聽經禮佛、游寺觀畫、買物看戲、觀燈賞月、聚會宴飲、登樓高望等，劉興全認為，這既是隋唐時期成都風氣，也是當時士人入蜀流連的重要原因。“這些游樂絕不只是簡單的消閑，更是社會環境穩定，太平盛世的體現。”
而“友善公益”則從杜甫在成都居住期間所創作的《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等詩歌中可以找到痕跡。在劉興全看來，杜甫來到成都之后，在友人的幫助和關照后，生活逐漸穩定下來，也讓他進入了一個詩歌創作的高峰。
劉興全認為，當時成都之所以能夠孕育并發揚天府文化，主要取決于三個原因。其關鍵是有一個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而一群不斷流動的人口的交流交往融合則促成了天府文化融合，成都人民的智慧是天府文化養成的重要助推力。
據了解，系列講座共舉行三場，主辦方將邀請天府文化知名專家，以歷史發展為脈絡，帶領大家深入了解天府文化發展傳承及其深厚底蘊。同時，為了滿足市民的觀看、收聽需求，此次講座的音視頻還將上傳至騰訊、愛奇藝、喜馬拉雅等多個平臺，市民在家即可收聽收看此次講座，享受豐富、充實的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