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睿嫻
寫在前面
古人言:“洪范八政,食為政首”。說到糧食保障、糧食安全,對我國這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國度來說尤顯重要:中國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中國雖是農業大國,每年仍需大量進口糧食;隨著城鎮化推進出現不同程度“土地摞荒”“空心村”……基于這些現狀和問題,本文選擇從傳統種植業的勞動價值、市場流通、體系保障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分析突出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以期社會各界進一步重視廣大種植戶勞動收益權,更好地用好用活土地資源,為糧食安全保障和經濟社會平穩運獻計獻力。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國計民生。今年是黨中央第17年連續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突出“三農”的“重中之中”地位。而自2018年起,我國把每年秋分定為“中國農民豐收節”,旨在調動億萬農民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提升農民的幸福指數。毋庸置疑,我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系列戰略決策,是改寫歷史、影響未來、深得民心民意的。
基于“以問題為導向”,我們聯合多方力量及大數據支撐,對多個省份種植業、部分規模型種植基地及個體種植戶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傳統種植業面臨投入產出不平衡、不穩定,因自然災害引起的減產甚至絕產不易得到保障,種植產品在市場流通環節不暢通或價格低迷,以及種植戶相關補貼落實不透明、不到位等問題。這些問題關系到百姓種地積極性及切身利益,尤需重視并妥善解決,讓百姓“有地種、愛種地、種有所獲”,讓中國的耕地、中國的種植業在新時代發揮更好的民生保障作用。
傳統種植方式面臨新挑戰
自古以來,種地是農民的天職,幾千年來從未改變過,“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最形象描述。放在幾十年前,農民種好幾畝責任田,就能解決一家老小的溫飽問題。然而隨著社會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寧愿背井離鄉外出務工,也不愿意在家種地,原因很簡單,傳統糧食種植收益已滿足不了家庭正常生活了。
究其原因,物價上漲是一個重要方面。近些年來,很多物品價格翻了幾番地上漲,而糧食價格卻一直比較平穩。
去年初,山西省高平市相關政協常委、政協委員等,通過實地調查、走訪,向社會發出“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幾點建議”。他們發現,農戶普遍反映農業生產成本過高,尤其是取消糧食最低保護價后,農民收入沒有保障,常常“豐產不豐收”。以高平市石末鄉為例:石末鄉作為糧食生產功能區中的玉米主產區,人均土地1.7畝,近年來玉米種植保持在28000畝左右,占全鄉總耕地面積的85%,平均畝產1200斤,畝均毛收入為1200斤×0.95元(當前市場價)=1140元,每畝耕地地力補貼為67元,畝均成本為200元(化肥)+80元(秸稈耕地)+20(打藥)= 300元,畝均凈利潤:1140元+67元-300元=907元,人均種地收入為907元×1.7畝=1541.9元。這樣算下來,人均種地收入還不如在外打一個月工的工資高。
他們還調查發現農業發展保障不足的客觀現實,還以高平市石末鄉為例,2018年除耕地地力每畝補貼67元、玉米保險每畝補貼21.42元(非普惠性)、機耕10-100元(非普惠性)外,幾乎無任何補貼。另外,商業保險繳費過高、信貸審批難等因素,挫傷了農民發展現代農業的積極性。
生活在冀東農村的一個農民老許,聊到另一個現實,“種地劃不劃算先不說,最主要是俺們這里能種的土地有限,每家差不多都是三四畝地,解決吃飯沒問題,但家里開銷必須得打工去掙。”
的確,許多農民都是散戶耕種,無法規模化作業和經營,種地壓力可想而知。
不少地方的農民朋友,對種地是“靠天吃飯”感受最深。辛辛苦苦地耕種、施肥、灌溉、除草等,可一旦遇到旱澇等自然災害,一切勞動可能都白搭了。
農民種地產值低,還在于對市場信息了解的閉塞。市場經濟下的農業已呈多元化趨勢。除傳統糧食種植外,農民還可以發展雞鴨鵝、豬牛羊、蘋果梨桃、中藥材、大棚蔬菜等種植養殖經濟體。然而不少農民對市場基本的供求關系不夠了解,即使了解,仍然存在不懂技術、管理等,另外,一些農民受傳統思想束縛,只做“老把式”,不想“新花樣”。
為了扶持農業,減輕農民種地負擔,國家每年都會發放眾多的惠農補貼。隨著政策的不斷改革,農業補貼多傾向于農業大戶,小農戶能領到手的,其實非常有限。要是再有不法村干部的干預,農民甚至連補貼都見不到。
筆者經過多方走訪詢問感受到,“70后”不愿種地, “80后”不會種地, “90后”不談種地是現實。在村里留守種地的,多數是五六十歲以上的農民,他們或者是為了照顧孫輩,或者是為了照顧老父母,通常沒有太多可選擇的余地。
全國人大代表梁建勇表示,“誰來種地,如何種好地”已經成為中國的戰略問題。要讓農民有尊嚴、有舞臺、有技能、有保障。他認為,在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上得要“四有”:促進主體年輕化,讓農民有尊嚴;促經營規模化,讓農民有舞臺;促進技能現代化,讓農民有施展空間;促保險社會化,讓職業農民有保障。
建立健全種植戶勞動保障體系
近年來,我國對“誰來種地”、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推進城鄉一體化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和部署,千方百計抓好“三農”問題的落實。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并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這像給農民朋友吃了一顆“定心丸”,讓億萬農民朋友可以放心投入土地了。
2017年1月農業部編制發布的《“十三五”全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發展規劃》,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和生產經營能力。按照規劃,到2020年,我國新型職業農民隊伍不斷壯大,總量超過2000萬人,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覆蓋所有的農業縣市區。這樣一來,將實現務農農民職業化程度明顯提高,新型職業農民隊伍總體文化素質、技能水平和經營能力顯著改善,農業職業培訓普遍開展,線上線下培訓融合發展。
筆者認為,推動農民由身份向職業轉變,逐步成為體面的職業,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同時吸引一批農民工、中高等院校畢業生、科技人員等到農村創新創業,帶動資金、技術、管理等要素流向農村,發展新產業新業態,這非常有利于增強農村發展活力。
培養新型職業農民,是一種“造血”之舉,解決了農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短板”,煥發農民對土種的歸屬感、成就感。此外,提倡土地入股,農民可以把土地交給合作社等組織運營,然后收取分紅等,也是解決問題不錯的選擇。
隨著我國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扶貧資金投入不斷增加,但一些貪腐“黑手”卻伸向了貧困戶的“救命錢”“活命錢”,這尤為值得重點處理。因為在國家發放補貼和貧困補助資金的過程中,涉及到的環節和人員較多,容易產生腐敗,可能隨便某個環節卡一下,農民少得錢或見不著錢,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
因此,涉及“三農”問題,不論是腐敗貪污,還是騙取或套取扶貧資金、糧食補貼之類的,都必須嚴肅處理,還農民一個公道。
筆者通過學習研究看到,自2016年以來,中央“三農”文件中支持“保險+期貨”的模式,隨著近幾年的試點推進,“保險+期貨”為管理市場風險、穩定農業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發揮了顯著的積極作用,已經成為我國金融市場探索推出的支持“三農”發展和服務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創新模式。
農產品價格受多種因素影響,波動明顯,價高傷民,價賤傷農,難賣和滯銷也屢屢見諸報端。“保險+期貨”項目的實施,讓種植尤其是特色種植的收入有了保障,在自然災害多發和市場價格不好的年份,通過賠付等方式,有力地保證了這些農民的收入不降低。更重要的是,這些項目的持續實施,也改變了當地相關部門和機構的支農、惠農習慣,引進了高效、有力的扶貧助農新理念、新模式;同時,還吸引了資本市場的關注,引導多元化資金共同關注農業產業的發展。
實現保障有力,還要有效解決擴大險種范圍,擴大應用領域,調動商業保險機構積極性等現實問題,比如把災害保險、價格保險、收入保險等險種做實做細,把傳統種植、特色種植統籌起來考慮,對農民以多方位的保障。
農業的發展還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通過“互聯網+農業”的方式,可以使農業科技、金融和信息更加便捷、高效地為各類農業經營主體服務,建議鼓勵建立基于互聯網技術的農業服務綜合共享平臺,加快推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
全國人大代表、國家緩控釋肥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萬連步認為,通過上游聚資源,中游建網絡,下游做服務的經營模式,可以擴展農業服務外延,為農民提供土地托管、土壤修復、全程作物營養解決、農技培訓指導、產品銷售、農業金融等一攬子全程服務。既解決了農戶不愿種地、種不好地的問題,還實現了農業規模化、標準化、綠色化種植,降低農產品成本和提升質量競爭優勢,解決了農產品銷售難的問題。
總之,農民富則國家強,農村穩則社會安。農民的種植勞動收益是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和途徑。我們建議國家進一步建立健全農民種植勞動收益權保障的法律法規,加強農業保險制度、農業訂單制度、市場信息制度等方面研究,副出一幅幅美好的“田園風情圖”“糧食豐產圖”,讓農民種植有收獲、可持續,跟得上新時代的發展節奏。
(作者系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地球運行規律與系統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