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藏傳佛教得到清代統治者的大力扶持,『興黃安蒙』成為鞏固蒙藏邊疆穩定的重要政策。不僅如此,清朝皇室也篤信藏傳佛教,尤其是清早期和清中期,藏傳佛教在清宮內影響至深。在統治者的意愿下,清盛期曾大量仿制藏傳佛教供器、法器,以及符合蒙藏習俗的生活用具,并對原有器物的材質、器型、紋飾等進行創新。這類器物不僅在清宮內大量使用,也被用以賞賜藏族宗教領袖和蒙古王公臺吉。奔巴壺為這類器物中的代表之一,自康熙朝開始制作,最早實物為景德鎮仿制的瓷質奔巴壺。
奔巴壺的原型是藏傳佛教法器——spyi-blugs(或Ril-ba),漢譯為『水壺』或『凈水瓶』(下稱凈水瓶),其與漢傳佛教中的軍持形制相似,皆是由印度一種供佛教徒使用的生活用具演化而來,且這二者也皆為彌勒、八臂觀音及千臂觀音的手持器物,這在內地及西藏的佛畫、塑像中可以見得。
但由于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分屬佛教不同分支,其宗教思想有所差別,因此凈水瓶及軍持在宗教儀式上的具體使用方式,亦存在一定差異。軍持為梵文kundika的音譯,漢譯應為『水瓶』之意,隋唐時期傳入內地,唐代《敕修百丈清規》中提到:『凈瓶,梵語軍遲,此云瓶,常貯水隨身,用以凈手。』可見其主要供云游僧人及伊斯蘭教徒盛水供洗滌或飲水之用。凈水瓶則主要用于凈化儀式和灌頂儀式中。近代丁保福《佛學大辭典》中記載:『竺國王即位時,以奔巴壺盛四大海之水,灌于頂而表祝愿,密教效此世法,于其人加行成就。嗣阿暗犁位時,設壇而行灌頂之式。』在古代印度,國王登基時要用水壺為其涂油。在灌頂儀式中也同樣用這種敷圣油的方法來清潔圣像或禮器①。而藏傳佛教密宗效仿此法,將凈水瓶作為禮瓶使用,禮瓶又在具體使用過程中作兩種用途:一作『主瓶』,象征著神靈的觀修壇城,內有灌頂水;另作『羯磨瓶』,在儀式的各個階段用從羯磨瓶中倒出的水進行凈化。這兩種用途的法器形制相似,而裝飾紋樣略有不同,可從刻在其沿口的梵文字符和符號加以區別。目前可見的藏式凈水瓶有兩種形制,一種瓶頸較細較長,且壺口較窄,更肖似印度凈瓶(下文簡稱長頸式);另一種則瓶頸較短,而壺口較寬,瓶身腹部飽滿如缽,且流上飾有摩羯魚,更具有藏族藝術的風格(下稱短頸式)。
由于受到內地傳統文化、宗教的影響,模仿凈水瓶制作的奔巴壺未能完全承襲其使用方式,奔巴壺的功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清宮內,奔巴壺即可為法器,也可做供器使用,且其名稱并不統一,又稱凈水瓶、沐浴瓶、藏草瓶等。在宮內舉行宗教活動時,奔巴壺用來為神像和信徒本人進行沐浴,壺內盛圣水(即以清水泡以藏紅花),瓶口插圣草,灑圣水或直接給信徒倒少許,作為加持水②。奔巴壺在清宮作供器使用則可見于《乾隆帝普樂寺佛裝像《乾隆帝普寧寺佛裝像》以及《須彌富壽寺乾隆御容佛裝像》等,其中供桌上皆供有不同形制的奔巴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