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顏祥富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紅山文化研究中心
《周官》又稱《周禮》。周公作《周官》的事情，是有歷史文獻記載作為證據支持的。
《后漢書·百官志第二十四》載：“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
《史記·魯周公世家第三》載：“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告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
周公對周朝官員制度進行了設計與布置，周朝官制被記錄在《周禮》當中(插圖1)。《周禮》為研究周朝社會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提供了參考和依據。研究《周禮》對官員的設置情況，既能夠反映出執政者思想里具有的文化意識，又能體現出政權機構主掌者對社會的管理水平。相對來說，官員制度設置越嚴謹，社會管理漏洞越少，官員制度設置越偏執，社會管理漏洞越多。周朝設置的官員制度，無論是在整個東亞地區、還是在歷史長河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秦漢魏晉唐宋時期的官制設置，大多取材于《周禮》。研究周朝官制源流，理清周朝官制的發展脈絡，對亞洲地區文化發展與文明探源問題，都能算上一件重要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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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們在紅山文化玉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東夷兩昊設置的部落圖騰制度①。這個圖騰制度(插圖2)是由伏羲太昊部落和少昊鳥夷部落組合而成，兩支部落具有40余種圖騰形象，每種圖騰形象分別代表一支氏族，每支氏族各具氏族名稱，每支氏族也各具社會分工。也就是說，東夷兩昊在設置圖騰制度之時，選用了40余種圖騰形象，使該政權機構具有40余種社會分工，分別屬于40余種官職名稱。由于圖騰制度的族譜文獻記載殘缺不全，目前僅有少昊鳥夷部落②的24種鳥圖騰形象記載較為明確，余下的圖騰形象和社會分工，只是被歷史文獻零星記載著，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完整的圖騰族譜。伏羲太昊為百王之先、三皇之首，伏羲太昊設置的圖騰制度，可以作為中國社會第一支建立起來的政權機構，該圖騰制度對后世的影響有多么深、多么遠，還未可知。本文屬于初次將圖騰制度與歷史政權機構，進行對接，也是對后世政權機構影響的初次探討。如有不當之處，還請同好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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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記載著周朝時期的官員設置情況，圖騰制度記載著東夷兩昊部落時期的官員設置情況，將《周禮》與圖騰制度的官員設置情況進行對比，可以達到一定的文化溯源目的。民國時代學者并沒有涉及到《周禮》溯源這個層面，一是考古學材料證據不足，一是對東夷兩昊部落政權機構設置研究較少。本文通過《周禮》的記載，與圖騰制度社會分工進行多種因素對比，給周朝官制起源問題進行梳理。本文先從官職名稱入手，后分析文化布局，再論婚姻制度，最后再談教育制度問題，以疏通顛三倒四的《史記》③給文化發展造成的經絡不通氣血瘀滯現象。
第一節 《周禮》官職名稱與圖騰制度社會分工的對比分析
《周官》又稱《周禮》，《周禮》內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著述，主要記述了周朝官員制度的設置方法與布局情況，從大的宏觀統籌設置，到小的微觀人數安排，書里做了詳盡的敘述。其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和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等官員職稱，分別在東夷兩昊設置的圖騰制度社會分工里面有所表現，下面進行分別介紹與分析。
一. 《周禮》當中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可以溯源到伏羲太昊部落的社會分工里面;
據《綱鑒易知錄》載：“太昊伏羲氏立春官為青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伏羲太昊部落存在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匹配著五種顏色的玉龍。
從字面上看，青龍氏、赤龍氏、白龍氏、黑龍氏、黃龍氏為龍氏族圖騰形象，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屬于龍氏族的社會分工④，也就是說《綱鑒易知錄》記載著伏羲太昊部落龍圖騰的五色形象與社會分工。
在紅山文化玉器當中已經找到四種顏色的龍圖騰玉器(插圖3)，可以用來印證伏羲太昊部落的青龍氏、赤龍氏、白龍氏、黑龍氏、黃龍氏，而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就隱藏在四種顏色C形玉龍的身后。尚缺少印證赤龍氏的赤色龍圖騰玉器，有待加強收集學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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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玉器是文物，《綱鑒易知錄》是文獻，文獻與文物相互印證，互為表里關系。在伏羲之世，文獻與文物實為一體，時因墓葬埋藏需要，導致文物與文獻分開、分列保存于世，相隔五千載，依舊互相佐證、相互印證。此處的文獻與文物，能夠證明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記錄是事實存在的。
《周禮》當中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與伏羲太昊部落的龍圖騰社會分工，應該屬于文化繼承手段。
二. 《周禮》當中的天官、地官、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可以溯源到少昊鳥夷部落的社會分工里面;
在圖騰制度當中，天官、地官、司徒、司馬、司寇、司空被記載在少昊鳥夷部落里面，少昊鳥夷部落被記載于《左傳·召公十七年》里面，下面分別介紹天官、地官和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的出處。
天官、地官分屬于兩個系統⑤，天官存在于五鳥胞族當中(插圖4)，地官存在于五鳩胞族、五雉胞族、九扈胞族當中。五鳥胞族、五鳩胞族、五雉胞族、九扈胞族共同屬于少昊鳥夷部落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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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鳥胞族有歷正、司分、司至、司啟、司閉五種社會分工，分別主掌天時歷法、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職責，這五鳥胞族是負責頒布校正天時歷法的官員，因為社會分工與天時歷法有關，故稱天官;
五鳩胞族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事五種社會分工，司徒主掌教育、司馬主掌軍事、司空主掌建筑、司寇主掌司法、司事主掌人事等職責，這些社會分工屬于行政業;五雉胞族有攻木、摶埴、攻金、攻皮、設色等五種手工業社會分工;九扈胞族有耕種、耘苗、收斂、蓋藏、為果驅鳥、晝驅鳥、夜驅獸、為蠶驅雀、收麥等九種農牧業社會分工;五鳩為行政業、五雉為手工業、九扈為農牧業，合計有19種社會分工。因為19種社會分工與地有關，故稱地官。司徒(祝鳩氏)主掌教化于民，被設置在天官之下、地官之首的重要位置。
天官(五鳥胞族)與地官(五鳩胞族、五雉胞族、九扈胞族)因為社會分工的屬性不同，整體上還是共同屬于一個部落以內，兩者之間也是互相支撐、相互依存的。天官與地官本來就屬于一個系統，共同屬于少昊鳥夷部落之內，只是社會分工有別，于是就有了天官與地官的差異。
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出于五鳩胞族的社會分工，其中未計鶻鳩氏(司事)主掌人事的職責與名稱。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為五鳩胞族的社會分工，屬于行政業，歸屬于少昊鳥夷部落的地官系統。
三.《周禮》當中的官員名稱，可以溯源到圖騰制度的社會分工里面，其中有繼承，也有改革。
在《周禮》當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司徒、司馬的排列順序，與東夷兩昊部落圖騰制度的社會分工排列順序一致，沒有出現打亂順序和前后挪動的跡象，只對司寇與司空進行了前后順序調整或出現顛倒現象(插圖5)。在圖騰制度的五鳩胞族當中，司空(鳲鳩氏)在前，司寇(爽鳩氏)在后。而在《周禮》當中，司寇(秋官)在前，司空(冬官)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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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和司寇出現了前后顛倒現象，表明周朝時期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社會風氣不如東夷兩昊時期那樣純樸。周朝時期的司法部門(司寇)已經排在建筑部門(司空)前面，說明周朝時期的社會管理問題已經超越了社會發展問題。兩者之間發生的順序調整與變化，折射出周朝時期政權機構對司法制度(司寇)的迫切需要，已經超越了建筑業(司空)的重要性。而在東夷兩昊時期，則是司空(建筑業)比司寇(司法制度)重要，這與社會制度發生逆轉有直接關系。一個屬于講道理、行知道理的原始社會主義社會(伏羲太昊部落時期)。一個屬于道理講給別人聽，而帝王將相自己卻在竭力發展多妻與世襲制度來違背道理(周朝時期)。多妻制度逆轉了道理，也給社會憑添了許多危害性。
司空在圖騰制度里主掌建筑業(空，穴之工也。故此，司空主掌建筑業)，司空在《周禮》當中主掌手工業(冬官司空考工記)。盡管司空名稱沒有變化，其承擔職責卻發生了改變，說明周公沒有完全照搬東夷兩昊設置的部落圖騰制度社會分工，而是做了一些改革或調整，才有了《周禮》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記等官職名稱和承擔職責。《周禮》當中的《冬官考工記》，屬于手工業。手工業在圖騰制度當中，屬于五雉胞族的社會分工，其命名并沒有匹配“司”的級別，故此設五雉為五工正，主掌手工制造業。周朝時期政權機構以提振手工制造業為主要目標，將司空改為主掌手工制造業。又將圖騰制度當中的司事位置下調，司事在《周禮》當中未見，或屬于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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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山文化時期(5500年前)對圖騰制度的應用(插圖6)，到周朝時期(3070年前)設章建典對《周禮》的應用，中間已經跨越了 2400年的歷史時光。盡管中間跨度是漫長的、是久遠的，但官制設置和官職名稱里面的一些變革與改動，也屬于周朝政權統治者根據現實情況進行的制度改革，這一點我們需要有所認識。
第二節 《周禮》布局手法與圖騰制度布道方式的對比分析
學術界研究東夷兩昊部落，以往只能通過歷史文獻單方面線索進行分析。當我們在紅山文化玉器當中找到了伏羲太昊設置的圖騰制度以后，就比以往多了另外一條線索通道，而且是文獻與文物結合的線索通道，是平坦的、真實的學術通道。因為歷史文獻屬虛，考古文物屬實，只有虛實結合的學術材料，才能保證學術之路是健康的、有質量的。而單獨研究歷史文獻，沒有考古文物證據的支持，就會顯得虛而不實、空而不真，由于現代學者不能識破古人在歷史文獻上面弄虛作假⑥，也就只能隨著古人在歷史造假的道路上繼續前進，以至于迷失了方向、沉淪了文化。
我們在《紅山文化玉器當中的圖騰制度及其相關問題》、《紅山文化社會背景分析與圖騰玉器系統化研究》、《圖騰制度里面的天地布局》、《圖騰制度留下的伏羲布道痕跡》等幾篇文章里，敘述了圖騰制度當中存在的天地人布局和文武之道的設置，其中也對圖騰制度社會分工的布局方法，進行了宏觀與微觀的分析。圖騰制度體現出東方智慧的運用手法與應用手段，也體現出政權機構的布局形式是為了通達天地人，伏羲太昊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邏輯方式，通過施教道理、教化于民的手段對人心人性進行約束管理，使得原始社會主義社會時期實現了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并存的現象，令社會實現了平衡健康的發展局面。
東方文化得于天地自然，用于人世管理，實現了和諧發展、平衡發展的局面。道家思想的不爭、歸一、陰陽和諧、五行邏輯、平衡、生克制化、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等字詞，皆是源自伏羲太昊部落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并存的社會環境。東方智慧的立意根本，是為后世千秋萬代制定規矩與法則，這一點也是東方文字具有的玄奧詭異和高明之處。由于紅山文化圖騰制度的學術觀點提出時間還短、概念還淺，所以學術界對東方民族設置的圖騰制度是陌生的、模糊的、玄奧的。
一.《周禮》對陰陽辨正方法的使用與溯源;
在《周禮》當中，對陰陽文化的運用，是比較普遍的，其中對陰陽、左右、前后、上下、遠近等具有陰陽辨正屬性的字詞使用，也是隨處可見的。古人通過使用陰陽辨正字詞，使字句通俗易懂，形容事物也會簡潔明了、有規矩，而不啰里啰嗦。
《周禮·地官司徒》牧人載：“凡陽祀，用骍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周禮·春官宗伯》大師載：“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
《周禮·夏官司馬》司士載：“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仆、大右、大仆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面向帝王，武官居左，文官居右。”
《周禮·秋官司寇》柞氏載：“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東方文字配合陰陽文化，就會具有一定的辨正功能。例如《周禮·秋官司寇》所載是“夏日對冬日、陽木對陰木、火之對水之”這三組陰陽對仗的文字，組合成為一組詞語，期間融合了辨正功能。有讀者和觀眾誦讀該字句，就會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寫字之人和措辭之人書寫該字句，就會把辨正能力融于腦海中。這就是東方智慧的邏輯，書寫者引領誦讀者的思想，因為書寫者思考在前，而誦讀者跟隨書寫者思考在后，所以形成了動手書寫者先于誦讀者的規律。
在《周禮》當中，找來五處純粹的陰陽文化使用方法，而沒有選取左右、前后、上下、遠近等具有陰陽辨正屬性的字詞。這五處對陰陽文化的運用，能夠證明《周禮》對陰陽文化的使用程度，還是比較熟練的。辨正思維和邏輯方法也算輕車熟路。
其間有《周禮·夏官司馬》對文武百官的站位，進行了詳細描述。文官在西側、站右位，武官在東側、站左位。左從工，執工者動手腳也，屬武;右從口，執口者講道理也，屬文。故此，武左文右各有所屬。這種帶有陰陽文化色彩的文官武官站位與布局，也是符合陰陽文化特點特征的。
東夷兩昊部落聯盟是一支文武結合的部落聯盟，少昊鳥夷部落各氏族社會分工具有文官屬性，太昊部落各氏族社會分工具有武官屬性，一文一武兩支部落政權機構⑦，組合成為東夷兩昊部落聯盟，具有陰陽和諧的理念。另外，在紅山文化圖騰玉器當中，每種圖騰玉器都具有雌雄特征(插圖7)，這也是陰陽文化的一種表現手法。圖騰玉器存在陰陽雌雄現象，曾在《陰陽和諧的紅山玉文化》論文當中做過論述⑧，也在《陰陽文化的特征與分析》論文當中做過分析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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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禮》當中，武左文右共聚朝堂議論政事，也是具有一陰一陽的和諧理念。《周禮》武左文右的站位布局，與圖騰制度當中鳥獸圖騰的文武官員形象，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應該屬于文化傳承現象。
二.《周禮》對五行邏輯方法的使用與溯源;
在《周禮》當中，有多處對五行文化的應用，選擇五處作為論據。
《周禮·秋官司寇》大司寇載：“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周禮·秋官司寇》小司寇載：“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周禮·秋官司寇》薙氏載：“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周禮·春官宗伯》大師載：“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在《周禮》當中，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布局理念，也是源自五行文化的邏輯思想。周禮當中還存在著“東南西北中、宮商角徵羽、青赤白黑黃、酸苦辛咸甘”等四方、五聲、五色、五味等五行文化布局手法。本文選擇了五刑、五聽、四季、五聲、五色與四方等五行文化元素作為論據。
在圖騰制度的少昊鳥夷部落族譜里，出現了五色、五行、四方、四季等四組五行文化元素(插圖8)，各個氏族分別匹配著黃黑白青紅、木土金火水、東南西北中、春夏秋冬等五色、五行、四方、四季五行文化元素，形成了布局嚴謹的政權機構⑩。圖騰制度對五行文化的運用是成熟的、嚴謹的，每支氏族各具分工、氏族首領各司其職，與部落族人天地同修、與道理同行。五行文化起源于圖騰制度當中，我們曾在《五行文化的早期應用》當中，做過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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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比能夠看出，圖騰制度可以證明伏羲太昊作為人類社會首次使用五行文化。《周禮》當中對五行文化的運用，證明了《周禮》的五行文化思想是源自圖騰制度對五行文化的應用。
三.《周禮》對天地人概念的使用與溯源。
天地人概念，是以天地之道為人世之理的文化手段，與道法自然等東方文化具有共同屬性，也是伏羲太昊部落政權機構使用的社會管理方法。天地人概念源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個邏輯思想。由于天地自然是無限循環的、是生生不息的，伏羲太昊師法天地自然之道，借文化設立規矩來管理世人、約束心性，由此形成了天地人概念。伏羲太昊選用了天地人概念來管理社會，以文化來約束人心、以文化去化解人性，后世稱之為東方智慧。古人先把東方智慧融入在圖騰制度當中，又把東方智慧融入在東方文字的造型結構里面，東方智慧也就成為這支民族經久不息的歷史回響。沒有紅山文化圖騰制度的出現，人類社會對天地人概念就會一直處于陌生狀態。
天地人概念在圖騰制度當中有所表現(插圖9)，我們曾在《圖騰制度留下的伏羲布道痕跡》論文當中，做了詳細論述和分析。其中五鳥胞族的社會分工屬于天時歷法職責，黃黑白青紅五色源自天時節氣變化，所以五鳥胞族具有天之道屬性;五鳩胞族的社會分工為行政業，行政業具有管理社會、約束世人的職能，所以五鳩胞族行政業具有人之道屬性;五雉胞族和九扈胞族的社會分工為手工業和農牧業，因為農牧業和手工業屬于社會生產發展的基本問題，也是人類社會源于對土地有著農業生產的需求，所以五雉胞族和九扈胞族的社會分工，具有地之道的屬性;天之道、人之道、地之道的概念就是天地人概念，被這樣直白的隱藏于圖騰制度社會分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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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概念與道法自然概念略同、略通，伏羲太昊立天地自然為公道、規矩，用天地人概念來教化于民、約束人性、疏通人心，使部落族人信仰太陽、心向一處，與天地同氣，使原始社會主義社會得到了精神文明和物資文明的共同發展、平衡發展。這也是天地人概念歷經5500年之久，仍舊不衰不敗的文化烙印。圖騰制度對陰陽文化和五行文化的使用，是直白的、直接的、毫不掩飾的。從圖騰制度這個角度來看，陰陽文化和五行文化屬于東方民族創造出來的文化標志。陰陽文化和五行文化共同源自天時變化，這是東方智慧師法自然、師法天時變化的直接證據。伏羲太昊設置東夷部落政權機構(圖騰制度)之時，充分運用了陰陽五行的概念，也可以說東夷兩昊部落政權機構是根據陰陽五行文化而設置出來的。天地人概念取天地之道，用于人世管理，這是天地人概念的奧妙所在。
在《周禮》當中，天地人概念是有所記載的。
《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天神、人鬼、地示為天、人、地概念;”
《周禮·秋官司寇》司約載：“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神、治民、治地為天、人、地概念。
孔子認為《周禮》施行了禮樂制度，并認為禮樂制度的根與本，屬于天地人概念。有《禮書·樂書》記載為證：“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事天、事地、尊先祖為天地人概念。
周公著《周禮》，并沒有直接引用了伏羲太昊設置的天地人概念，而是遵循這種哲學理念，又根據現實社會需要，進行了改革與創新，由此構成了新的社會管理體系和社會發展模式。《周禮》對天地人概念的使用，源自伏羲太昊設置的圖騰制度。這也是《周禮》植根于東夷兩昊部落圖騰制度、或植根于東方文化沃土的直接證據。
另外，《周禮》對天、人、地的排列次序，與圖騰制度的天、人、地的排列次序是一樣的，現代社會稱之為天地人，而古人故意遵守天、人、地的排列次序，意味著古代人類是生活在天地之間的。現代社會的天地人概念，沒有古人那么多的講究，也是經不住分析的：現代人在天地之外，意味著人類逃離、脫離天地自然的約束，不受天地道理約束的人，是任性的、是可怖的。
《周禮》對陰陽文化、五行文化、天地人概念的使用，證明《周禮》是繼承了東夷兩昊部落的圖騰制度設置手法。《周禮》使用陰陽文化，使官職設置出現對稱布局;《周禮》使用五行文化，使官職設置邏輯嚴密。孔子首推《周禮》，是因為《周禮》對辨正(陰陽)方法與邏輯(五行)方法使用得當，使官職設置既對稱又嚴密，這也是作為一個讀書人對東方文化思想的認同。
第三節 對比《周禮》與圖騰制度的婚姻方式
婚姻方式是人類社會繁衍子孫后代的方法，婚姻方式是由男性與女性組成，婚姻制度一般由執政者制定。如果婚姻制度得當，人類社會能夠平衡發展;如果婚姻制度不當，會使人類社會走進失衡發展狀態。
多妻制度屬于人類社會失衡發展狀態，少數男性利用政權機構設置多妻制度，對女性進行權力剝奪;一夫一妻制度屬于平衡發展狀態，利用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法律制度，給體態弱小女性以人權保護、以立法保護、并給予適當關照。平衡發展與失衡發展都是發展，失衡發展并不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絕種的危機，只會給權貴者帶來多妻多妾多嬪妃，也會耽誤人種的進化質量。平衡發展則會令封建社會的多妻制度制定者，失去占女性便宜、奴役女性的機會。
從紅山文化圖騰制度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國政權機構經歷過母系氏族社會的族外婚和族內婚，還經歷了父系氏族社會的一夫多妻形式和一夫一妻形式，這四種婚姻形式屬于寶貴的婚姻制度研究材料，它將成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可多得的實物證據。
把《周禮》當中的婚姻方式，和圖騰制度當中的婚姻方式進行左右對比、前后對比，只有通過對比，人類社會才能取得學術認識和達成共識。沒有對比，學術界就不知道什么是平衡社會的婚姻制度。有了對比，學術界才會知道失衡社會與婚姻制度有直接關系。
一.圖騰制度決定了東夷兩昊部落的婚姻方式;
由40多種圖騰玉器組成的東夷兩昊部落的圖騰制度，證明了東夷兩昊部落具有40多支氏族，每支氏族都具有自己的社會分工。
在舉行氏族聯姻活動之時，雙方氏族用圖騰玉器來作為區分血緣關系的信物，雙方圖騰玉器造型接近者，為同一氏族，不可聯姻;雙方圖騰玉器造型不同者，屬于不同血緣關系的氏族，是可以進行聯姻的，由紅山文化圖騰玉器組成的圖騰制度，是形成族外婚特征的重要證據，也是區分族內婚和族外婚特點特征的主要證據。圖騰玉器作為區分聯姻氏族的血緣關系，起到了媒介信物的作用，由于圖騰制度的出現才避免了族內婚，也解決了族內婚產生畸形兒的社會問題。伏羲女媧用圖騰制度調節社會，以族外婚形式避免了族內婚產生畸形兒的事情發生，使東夷部落(紅山文化晚期)人口質量得到迅速提升。
《獨異志》載：“昔宇宙初開之時，有伏羲女媧兄妹二人在昆侖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婦，又自羞恥。兄與其妹上昆侖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為夫婦，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是煙頭悉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為扇，以障其面。”
從《獨異志》記載角度進行分析，伏羲女蝸屬于一夫一妻性質，并不具備一夫多妻行為。二人又屬于兄妹婚，這是族內婚的特征。
從圖騰制度角度進行分析，伏羲太昊部落里面實行著氏族聯姻制度，屬于族外婚，不具備一夫多妻行為。
將圖騰制度和伏羲女媧的婚姻方式進行綜合分析，應該是在伏羲女媧在甘肅天水地區長大成人，并在甘肅地區進行了兄妹婚、族內婚，來到東夷地區做了東夷部落首領以后，進行了圖騰制度設置和婚姻制度改革，于是東夷兩昊部落出現了族外婚，從而避免了族內婚和兄妹婚帶來的傷害，也解決了畸形兒的產生。
東夷兩昊設計的圖騰制度，完全遵循了東方文化特點。東方文化特點是做人講道理，做事遵循道理，既行知道理、或知行合一。由于東夷部落掌權者嚴格遵守道理，而不去破壞道理，導致了東夷兩昊部落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民無淫者、好讓不爭的精神文明現象。由于掌權者不去破壞道理，庶民百姓自然也就遵循道理，掌權者不與民爭，社會也就沒有人去觸碰道理的邊界。
二.《周禮》記錄著周朝時期施行兩種婚姻制度模式;
周朝存在兩種婚姻方式，一種是一夫一妻制度，一種是一夫多妻制度。一夫多妻制度適用于官員以上人等，一夫一妻制度適用于庶民百姓。用兩套制度共同管理社會，而不是一套制度管理社會，這是制度不平等造成了周朝時期社會失衡發展。
《周禮·天官冢宰》內宰載：“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鄭司農 注：“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后五， 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周禮》規定了周王的妻妾嬪妃要達到120人的數量，說明周朝時期政權機構實行著“一夫多妻制度”。并在諸妻當中分出嫡與庶，“宗法制”是以母親的身份和子女出生的先后順序，把所有子嗣劃分為“嫡”和“庶”兩類。嫡，正妻為嫡，正妻所生的兒子謂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旁支也，妾所生的兒子謂庶子、庶出。嫡為大宗，庶為小宗。嫡長子被《周禮》指定成為繼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法者，庶子即使比嫡子年長或有才能，也無權繼承。庶子雖然不能繼承王位，但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為此，周王朝依據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則，又創設了“分封制”。說明“宗法制”與“分封制”為多妻世襲制度服務，而“多妻制”也是在為“世襲制”打基礎、做鋪墊，這些制度的設立，是封建社會執政者對自己的自私自利行為進行立法保護。“宗法制”解決了“多妻制”的多子多孫后遺癥，“世襲制”又解決了“分封制”的后遺癥，形成了封建社會的特征。對多妻與世襲行為進行了制度立法的保護，將多妻世襲行為上升到多妻世襲制度上來，這是封建帝王將立法制度變成專權工具的一種表現。
在《周禮》當中，帝、王、將、相和各級官員，充分享受著多妻與世襲制度的福利待遇。諸侯有夫人、世婦、妻、妾9人，卿大夫有1妻2妾，士有1妻1妾，各個級別官員享有不同數量的妻妾嬪妃，并受到了制度與立法的保護。這是官員們的一夫多妻制度，這種婚姻制度有別于庶民百姓的婚姻制度。
庶民和百姓的婚姻制度，在《周禮》當中另有規定。
《周禮·地官司徒》媒氏載：“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周禮·地官司徒》載：“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在《周禮》當中，設公職媒人14人，說明周朝社會已經具有男婚女嫁特征。《周禮》還規定了聘禮(錢幣和純帛)的數量，這與圖騰制度的氏族聯姻行為，是完全不一樣的婚姻方式。《周禮》規定了庶民、百姓只能娶一妻，娶多妻者罰之。還規定了周天子要有120個妻妾嬪妃，兩種婚姻制度并存的社會管理模式。
三.對《周禮》當中存在的多妻與世襲行為，進行追根與溯源。
華夏部落的軒轅黃帝發明了多妻與世襲行為⑾，黃帝有嫘祖、嫫母、女節、彤魚氏一夫四妻的事實，又有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子孫繼承軒轅黃帝王位的事實，被明確的記錄在《史記·五帝本紀》當中。而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均有多妻世襲行為的表現。我們曾在《多妻與世襲制度的終始說》論文當中做了詳細論述。《周禮》記載的多妻與世襲制度，是受到軒轅黃帝一夫四妻的影響(插圖10)，而非源自伏羲太昊部落一夫一妻和氏族聯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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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轅黃帝開辟了多妻世襲的行為，《周禮》將“多妻世襲行為”上升到“多妻世襲制度”上去，從軒轅黃帝政權時期一直到滿清政權末期，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權機構都在扮演著奴役女性的專職機構，直到新文化運動以來，才逐漸廢除多妻與世襲制度，這支民族才算從新返回男女平等和制度文明的社會生活狀態上來。
事實上，《史記》已經做了詳盡的記錄。盡管司馬遷著述《史記》之時，拋棄了伏羲太昊部落和神農部落，選擇了多妻世襲制度的軒轅黃帝為祖先，說明司馬遷還是有些聰明頭腦的，他給漢朝政權機構的多妻與世襲制度找到了根源，于是滿版的《史記》之內，都是官員沉浸在荒淫無度的多妻世襲生活方式里，庶民百姓生活中水深火熱當中受著煎熬。一些耍小聰明的學者，為了尋找祖先的榮耀，想在多妻世襲制度里，找出一個或兩三個不屬于多妻世襲行為的個例，作為學術偶像進行研究推廣，我覺得這樣做就屬于浪費學術資源了。畢竟，封建時代的多妻世襲制度不是短暫的幾百年，而是經歷了5000多年的歷史發展階段，學術研究也耍不得小聰明。
孔子修《尚書》和司馬遷著述《史記》之時，二人既然能夠拋棄伏羲太昊部落的原始社會主義社會具有的選舉和一夫一妻制度，而忠實的膜拜軒轅黃帝發明的一夫多妻和世襲制度，說明司馬遷與孔子二人并不懂得文化與文明的珍貴。2017年12月13日，國際考古學會和中國考古學界聯合公布，中華文明搖籃由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良渚文化正式成為中華文明的奠基石。這件事情揭示了東夷民族的科學技術成就領先于華夏民族，也就是說伏羲太昊部落的科學技術程度領先于軒轅黃帝部落，東夷系領先于華夏系。現代考古學界憑借考古學材料證據，刺破了司馬遷著述《史記》拋棄歷史的手段，這為解放封建思想又向前邁進了堅實的一步。
孔子修《尚書》是以堯舜為開頭的，司馬遷著述《史記》是以《五帝本紀》軒轅黃帝為開篇之作的(插圖11)，這二位學者勇敢地拋棄了伏羲太昊部落、也就拋棄了東夷文明的優秀文化和先進科學技術，于是《史記》開始扭曲東方文化，封建思想開始形成。孔子修史、刪史、去史相當于歷史作假，轉身卻變成偉大的教育家，這說明封建帝王們并沒有看好伏羲太昊部落的精神文明，而是看好了孔子刪史已具有奴役讀書人思想的能力，于是封建帝王推崇孔子并冊封他為“大成至圣先師”，用孔子的文化權威形象來奴役庶民百姓。封建帝王的多妻世襲制度得以順利延續，得益于孔子刪史。孔子刪史與帝王的多妻世襲制度互為表里關系，二者缺一不可。這些封建社會的思想，與解放后的新中國追求目標是完全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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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新中國，開始追求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并存的生活方式，新中國的社會制度也與封建社會制度不同。新中國屬于選舉和一夫一妻制度，新中國也逐漸廢除了軒轅黃帝發明的多妻與世襲制度。精神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高標準，僅在《史記》拋棄的伏羲太昊部落存在過，而在《史記》之內的多妻世襲制度階段沒有出現過。所以，新中國的考古學工作者找到了新中國追求的目標與信仰，這才是新中國考古學的偉大之處。
解放后的新中國施行一夫一妻選舉制度，與伏羲太昊部落的一夫一妻選舉制度相同、相近，與軒轅黃帝發明的多妻世襲制度相背、相對。《史記》拋棄了伏羲太昊部落，也就相當于拋棄了選舉和一夫一妻制度，《史記》以《五帝本紀》為開篇之作就等于舉起軒轅黃帝的多妻世襲制度，來奴役讀書人的思想、麻痹讀書人思想，令讀書人為多妻世襲的不平等制度服務，它也會影響到現代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者的思想。學術界要謹慎面對《尚書》和《史記》的拋棄歷史行為，才能放下封建思想這個包袱，才能帶領全人類共同走進現代社會主義社會。
第四節 對比《周禮》與圖騰制度的教育問題
司徒主掌教化、負責教育，為地官之首。伏羲太昊部落在圖騰制度當中設置了司徒官職，周公在《周禮》當中也設置了司徒官職。兩者之間，具有一脈相承特征。
司徒主掌教育、教化，說明周朝時期和東夷兩昊部落時期，都是存在教育制度或存在教育機構的，也能證明兩支部落政權機構是重視教育的時代⑾。本文沿著文獻記載，對兩支政權機構的教育制度問題，進行對比分析。
一.《周禮》記錄了周朝時期具有教育制度;
在周朝時期是存在教育制度的，被分別記錄在《周禮·地官司徒》當中，而司徒就是周朝政權主掌教育的官職。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載：“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茍。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周禮·地官司徒》小司徒載：“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周禮·地官司徒》保氏載：“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日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周禮·地官司徒》師氏載：“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在《周禮》當中有大司徒、小司徒、保氏、師氏主管教育。保氏和師氏負責教化太子、國子，保氏教國子、太子儀容與六藝，師氏教國子、太子德與行;大司徒和小司徒負責教化庶民、百姓，大司徒教庶民十二能以興民、阜民，小司徒考察群吏、修法糾職。在周朝時期，不僅有教育太子的師氏、保氏，也有教育庶民的小司徒、大司徒。將庶民與太子進行分別教育，屬于兩套教育制度并行使用，而不是統一的一套教育制度。這兩套教育制度當中，一套教育制度專供太子、貴族適用，一套教育制度專供庶民百姓適用。兩種教育制度，使社會產生不平衡的、不和諧的、失衡的社會發展現象。兩種教育制度與《周禮》當中的兩種婚姻制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周朝時期是一個有政(天官冢宰)有教(地官司徒)的政權機構，屬于政教一體的政權機構布局方法，這也是使社會平衡發展的基本要素(有政無教的政權機構，會使社會失衡發展)。政屬天官，教屬地官，“人”是生活在“天”與“地”之間的勞動者，主掌政權的天官通過地官的教育職能，可以達到調節人民思想與言行的目的。因為教育可以調控一邦一國之文明風氣，所以主掌教育職責的司徒被奉為地官之首、百官之首，其職能僅次于天官冢宰。
二.圖騰制度記錄了伏羲太昊部落時期存在教育制度;
在東夷兩昊設置的圖騰制度當中，司徒(少昊鳥夷部落的祝鳩氏)主掌教化于民，其官職位置也是處于天官之下、地官之首的重要位置。在少昊鳥夷部落里，司徒祝鳩氏相當于丞相或國務院總理職務，主要負責教化于民。說明伏羲太昊部落，是存在教育機構的。
東夷兩昊部落的教育方法與周朝略有不同，周朝教育制度具有尊卑貴賤的分別，兩套教育制度并行使用，而東夷兩昊部落教育則是一視同仁、不分尊卑貴賤，以保證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的平衡，使人民不爭、不怨、不怠。
《周禮》對司徒的官職位置安排依舊遵循了圖騰制度的舊制，并沒有進行職務改變和職能改革。《周禮》對教育方法和教育內容略作了一些改革和改變。教育方法方面做了一些改革，主要體現出尊卑貴賤的分別，為尊貴者提供專職教育，為卑賤者提供普及教育。在教育內容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為尊貴者提供六藝、儀容、德、行等更加精細化、專業化的教育，為卑賤者提供普及教育。
東夷兩昊部落實行氏族聯姻制度或有一夫一妻的表現，并沒有一夫多妻的特點特征，兩昊部落也有選舉行為，并沒有世襲特點特征;這是嚴格遵循道理、遵循天地之道人世之理才造成的社會存在精神文明特征。政權機構的政(政治)與教(教育)，是建立在“遵循道理”的基礎上，進行布局設置、進行發生發展的。東夷兩昊部落政權機構沒有出現違背道理的多妻世襲行為，說明教化于民的普及教育方法是有效的，用道理約束人心的教育內容是奏效的，教育方法為表，教育內容為里，表里一致，互相呼應，才能達到理想效果。伏羲太昊設置圖騰制度，本身具有化繁為簡的社會管理機構設置方法，用道理約束部落內的每一個人，包括執政者本人、執法者本人也要受到道理的約束和制約，這是培育社會精神文明的手段與方法。
三.兩支政權機構的教育制度對比;
東夷兩昊部落遵道而行的文化思想，與華夏軒轅黃帝部落的多妻世襲行為，被周朝《周禮》吸收融合成為一個整體，這是《周禮》最大的問題。《周禮》本應該遵循東方文化發展方向，而拋棄華夏祖先發明的多妻與世襲行為，更不應該將多妻世襲行為上升到多妻世襲制度上去。《周禮》用多妻世襲制度，嚴重地扭曲著東方文化，使東方文化失去了價值和意義。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爭”鳴行為，也成為東方文化留在人世間的最后一抹余暉。人類社會從此以后就失去了精神文明特征，“畫地為牢、圓土聚教罷民”的舊俗再也不見。
《周禮》的繁文縟節，也是建立在陰陽五行文化基礎之上的，講道理卻沒有挽救這個國家、挽救這個貪婪無邊的多妻世襲制度。因為《周禮》的教育方法并沒有嚴格遵循伏羲太昊部落的天地之道人世之理，而是注重強化等級尊卑觀念，這是教育內容給政治制度讓路的改革方法，迫使讀書人思想變得機械化、僵化、呆板化。由于周朝政權延續了華夏部落使用的多妻世襲制度，這才是導致道理不暢、公道不張的主要原因。
人類社會已經走進了21世紀，但我們的文化學者并不了解古代中國的文化發展脈絡。其中，教育發展史學會的專家學者認為，周朝時期才是古代中國教育的起源點，而不知道《周禮》的教育機構是源自5500年前的圖騰制度，更不知道祝鳩氏司徒主掌教化于民是中國教育發展的起源點。伏羲太昊遵循道理才設置了教育機構⑿，也形成了“有政有教”的平衡社會發展方向，因為政權機構設置遵循道理，東夷兩昊部落才形成了平衡社會。而違背道理的軒轅黃帝部落則屬于“有政無教”的政權機構，這是失衡社會的特點特征。東方文字作為人類最早使用的文字，因其功能與作用較為繁復，它遠遠領先于世界各地的其它民族文字，由于東方文字失去了道理的支撐，并經過了5000多年多妻世襲制度的迫害，文字的功能與作用⒀已經損失很大，包括陰陽辨證功能和五行邏輯功能，已被定義為封建迷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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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的司徒官職，主管教育。官職命名和教育設置源自伏羲太昊部落的祝鳩氏司徒主掌教化(插圖12)。而周朝前面的殷商時期、夏朝時期、五帝時期都是沒有教育機構設置的政權機構⒁，此前的東夷兩昊部落時期是存在教育機構設置的。這樣細細算來，教育機構被滅失了2000多年，周朝屬于跨越式繼承伏羲太昊部落的教育機構設置。教育發展史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爭議，這與司馬遷著述《史記》以《五帝本紀》為開篇制作有直接關系，由于《史記·五帝本紀》、《史記·夏本紀》、《史記·殷本紀》當中都沒有設置教育機構，于是以《史記》為正史的學者就堅信教育機構設置起源于《史記·周本紀》的周朝時期，而不是起源于《史記·三皇本紀》的伏羲太昊部落時期。這是司馬遷著述《史記》之時，拋棄了伏羲太昊部落設下的陷阱。教育發展史學者繞不開這個彎，于是就把這個人類社會最優秀的文字教育發展史縮減了一半。
第五節 小結
在《周禮》當中(插圖13)，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周朝官制，既不是周公自己發明出來的，也不是源自軒轅黃帝部落的官員設置，而是取材于伏羲太昊部落的圖騰制度社會分工;在《周禮》當中，有陰陽、五行、天地人概念的文化應用現象，這不是周公自己發明出來的，也并非源自軒轅黃帝部落，而是取材于伏羲太昊部落的圖騰制度當中;在《周禮》當中，有司徒官職和教育制度的存在，教育制度不是周公自己發明出來的，也并非源自軒轅黃帝部落，而是取材于伏羲太昊部落的圖騰制度當中的祝鳩氏司徒主掌教化于民;在《周禮》當中有多妻與世襲制度的存在，這不是周公自己發明的，也不是吸取了伏羲太昊部落的婚姻制度，而是取材于軒轅黃帝的多妻與世襲行為，才有了《周禮》規定天子要有120個妻妾嬪妃。《周禮》當中的官制、教育、文化源自伏羲太昊部落，多妻世襲制度源自軒轅黃帝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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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司馬遷著述《史記》之時，故意拋棄掉東夷兩昊部落的政權機構，導致以《史記》為正史的歷史文化學者，基本上分不清楚伏羲太昊部落和軒轅黃帝部落兩股政權勢力誰代表文明?誰代表野蠻?當歷史文化學者都分不清誰是文明與誰是野蠻，所有的讀書人必然會沉淪在學者的后面，被《史記》的《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三皇本紀》的顛三倒四排序方式，來來回回的愚弄著、混沌著。在《史記·五帝本紀》當中，軒轅黃帝被樹立成為英雄形象，華夏部落既文明又先進，而把伏羲太昊部落貶低成為既野蠻又落后的形象，這也是導致我國歷史文化學者思想偏執的根本原因。
民國時代的歷史文化學者，并沒有解決《周禮》的源頭問題，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考古學文物材料不濟，一是對東夷兩昊文獻材料研究不足。在我們研究東夷兩昊部落圖騰制度相關事情之時，能夠引用或可以引用的學術觀點是十分稀少的。我們紅山文化圖騰制度研究，是司馬遷著《史記》故意拋棄掉的那段歷史，這已經處于前人沒走過的學術研究之路。所以我們盡量引用古人著述的原版文獻資料，減少引用漢唐以后歷史文化學者的觀點，以其盡量減少偏執思想的出現。
東方文化很有特點，早在伏羲太昊設置圖騰制度之時，就是有政(歷正)有教(司徒)的和諧文化發展路線，這也是東方文化的特點，所以在圖騰制度當中，有天就有地、有雌就有雄、有陰就有陽，所以紅山玉器當中有鳳也有凰、有雌性玉豬龍也有雄性玉豬龍、有雌性玉鴟鸮也有雄性玉鴟鸮，這是一種簡單、純粹、質樸的辨證方法和平衡方法，沒有一絲一毫的裝飾意味和修飾現象，這也是東方文化的根與本。只有站在這個文化高度的學者，才能有機會邁進東方文化的門檻，學會使用東方智慧。
另外，本文沒有引用“周公作《周易》和伏羲畫八卦”兩個故事作為學術論據進行對比，這其中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個方面是我們在紅山文化圖騰制度當中并沒有發現伏羲畫八卦的證據，第二個方面是盡力保護東方文化的本來模樣，不去以訛傳訛。我們在紅山文化圖騰制度當中，發現了陰陽文化與五行文化，所以我們就引用了陰陽與五行作為論據，我們沒有見到八卦所以就不引用八卦作為論據。這也是做學問的基本要求，不去以訛傳訛，堅持實事求是為學術原則。八卦對東方文化到底有沒有產生貢獻，我們沒有做過調查與研究，所以也沒有發言權，不做評論。
備注：
① 劉立恒、顏祥富：《紅山玉器圖騰制度及其相關問題》，《第十二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論文集》，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編，2017年8月;
② 顏祥富： 《紅山文化鳥圖騰玉器研究》，《第十一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論文集》，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編，2016年8月;
③ 顏祥富： 《<史記>終于露出了破綻》下，全球經濟網，2018年3月6日;
④ 顏祥富： 《五行文化的早期應用》，新浪河北網，2017年8月8日;
⑤ 顏祥富： 《圖騰制度里面的天地布局》，全球經濟網，2018年3月13日;
⑥ 顏祥富： 《<史記>終于露出了破綻》上，搜狐網站，歷史文化，2018年2月24日;
⑦ 顏祥富： 《圖騰制度留下的伏羲布道痕跡》，全球經濟網，2018年3月21日;
⑧ 顏祥富： 《陰陽和諧的紅山玉文化》，《收藏》雜志，2007年6月;
⑨ 顏祥富： 《陰陽文化的特征與分析》，《人類文化遺產保護》，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期;
⑩ 顏祥富： 《站在陰陽與五行的交匯處》，香港新聞網，2017年10月10日;
? 顏祥富： 《多妻與世襲制度的終始說》，搜狐網站，歷史文化，2017年5月19日;
? 顏祥富： 《祝鳩氏、孔子、現代教育的二三事》，網易銀川，2018年3月19日;
? 顏祥富： 《司徒職能變遷使教育內容改變》，網易遼寧，2017年5月26日;
? 顏祥富： 《不周的文化行為源自偏執的思想，偏執的思想源自片面的歷史》，大眾經濟網，201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