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煦國際】臻品鑒賞-咸豐重寶當二十計重一兩寶福局
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震驚中外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金田村爆發,戰火迅速向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蔓延,鄰近戰場的福建省更是時局動蕩、人心惶惶,百姓紛紛囤積錢糧以備戰或逃亂時用。由于短時擠兌,造成本來制錢(小平錢)有限的福建錢局寶福局更是囊中羞澀,市面硬通貨急缺,社會秩序大亂,時任福建巡撫的王懿德于咸豐二年給朝廷緊急上奏曰:“……自海防多事,銷費漸增,粵西軍務,河工撥款,不下千數百萬,目前已艱,善后何術?與其籌畫多銀,不若改行鈔引。歷考畿輔、山左以及關東,多用錢票,即福建各屬,銀錢番票參互行使,便於攜取,視同現金,商民亦操紙幣信用,況天下之主,國庫之重,飭造寶鈔,尤易流轉。惟鈔式宜簡,一兩為率,頒發藩庫,通喻四民,準完丁糧關稅,自無窒滯……”作為一方父母官的王懿德力倡朝廷發行紙幣,這是很結合福建當時的實際狀況的。福建非銅資源所在地,所鑄錢銅原料要從廣州、漢口、云南等地購進,成本本來已高,鑄錢多有虧損,現起義軍逐漸占領福建周邊省份,銅路受阻,錢荒嚴重,“與其籌畫多銀,不若改行鈔引”是非常明智之舉。
王懿德力倡朝廷發行紙幣,是很能從根本上解決當時最棘手的“銅荒錢荒”問題的。許是王懿德的奏言“所言極是”或朝廷實在是迫于財政、軍餉之急需的問題所困擾,咸豐三年五月,清政府開始發行“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紙票。“戶部官票”又叫“銀票”,以銀兩為單位;“大清寶鈔”又叫“錢鈔”、“錢票”,以銅錢為單位,民間就把這兩種紙票統稱為“鈔票”,這也是“鈔票”一詞的來歷。清政府在發行紙票的同時還不惜破壞祖制,由京戶部寶泉、工部寶源兩局開鑄當十大錢,遠在東南沿海的福建寶福局馬上積極響應,于各省局中率先鼓鑄大錢,并且當十、當二十、當五十、當百一齊鼓鑄,王懿德在六月十八日的奏折中稱:“惟事關創始,自應奏明請旨,再行籌辦,但閩省值軍務緊急,經費不資,民用支絀之際,不得不先行辦理。”福建先斬后奏的做法,朝廷不但不問罪,反而還下詔書褒獎福建及時鑄行大錢,推測原因有三:
一、解決錢荒,目標一致。
二、福建勢如孤島,特事特辦。
三、對王懿德十分器重,并寄以厚望。
直徑:44.2mm;重量:24.9g
似乎有了某種特權,在不受部頒標準限制的情況下,寶福局自行設計鑄制了多套折當大錢,版式獨特、版別繁多,當為各錢局之魁首,如“內計重”、“緣計重”、“滿、漢‘福’紀局”、“無紀值”等均為寶福局所獨有,其他局聞所未聞。寶福局所鑄大錢鑄制精美、錢體厚重,面文有“通寶”、“重寶”之稱,而無“元寶”之別,最大紀值只有當百而無當五百、當千類大錢,但所鑄當百之重敢與京寶泉、寶源當五百甚至當千媲美,而“福建素稱瘠區”,銅原料非常緊缺,鑄錢非但不減重,反而厚重且精美,這里面一定有更深層的原因。種種跡象顯示寶福局所鑄大錢的意義早已超越一般省局的范疇,似乎有一種被朝廷作為滿清貨幣改革試點的意味在里面,號稱“清錢之王”的集國號、年號、紀局、紀值于一體的“咸豐通寶·大清壹百”錢幣出現于寶福局也決非偶然現象,雖未正式發行,但個中奧妙還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必要,而緣計重的出現自有其客觀必然性。清政府發行紙票的本意是紙票與銀錢、銅錢并重,并規定出納皆以五成搭用。但由于觀念和習慣使然,不要說一般的老百姓,就連發行機構也依然認為紙幣和銅幣相比,銅是貴重金屬,本身極具價值。因此在實際操作中,清政府自壞成法,收款時少收或拒收紙鈔,支付時多付紙鈔,造成鈔價大跌,加上各鑄錢局見有利可圖,大肆濫鑄虛值大錢,所鑄錢重不足值且越鑄越輕,貨幣信用發生嚴重危機,引起惡性通貨膨脹。似乎以肩扛改革貨幣大旗為己任的寶福局,在他局魚肉百姓、極不負責地將財政危機轉嫁到百姓頭上之際,在自己銅原料非常緊缺的情況下,寶福局依然一如既往地鑄制足值足重的咸豐大錢,并以內計重,尤其以緣計重鋼印官戳般的形式莊重權威地標明其所鑄錢幣的重量,提高了貨幣的信譽,力挽了流通鑄幣混亂不堪的局面。緣計重是一種信用幣,它的出現真正切實地維護了百姓利益,穩定了貨幣市場和民心,體現了鑄造者的決心和雄心,彰顯誠信和責任理念!單純從貨幣上講,王懿德的舉措無疑有利于貨幣的穩定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從留存的行用錢實物和錢譜對比分析來看,寶福局緣計重當二十至少有兩個版式,此為其一。寶福局“咸豐重寶”計重一兩二十是枚不可多得的珍品錢幣,清咸豐年間(1851-1861年)鑄造。此枚咸豐重寶當二十計重一兩寶福局造為傳世品,包漿淳厚自然,鑄制精美,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