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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在浙江、江蘇、江西、福建、臺灣、廣東、廣西以及湖南南部的廣大地區，普遍使用原始瓷，特別是江、浙、贛一帶，更為盛行。它們的生產規模和產量比西周和春秋時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

江、浙、贛一帶的原始瓷，胎成灰白色。山西侯馬、浙江紹興富盛和蕭山茅灣里出土的原始瓷碎片，經測定：胎內Fe2O3和TiO2含量的百分比分別為：侯馬1.97、1.25；富盛2.12、1.18；茅灣里1.68、0.7。

因而白中帶灰。原始瓷的胎質細膩致密，瓷土經過粉碎和淘洗，燒成情況良好，同時用陶車拉坯成型，所以器型規整，器壁厚薄均勻，缽、碗、盤、盂的內底，自底心開始有一圈圈細密的螺旋紋和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線痕。與西周時期的原始青瓷相比，坯泥的處理精細了，燒成技術有了提高，成型由泥條盤筑法改為輪制，使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坯件的外表都上一層薄薄的石灰釉。經燒成后，多數釉成青色或青中泛黃。釉層厚薄均勻，有的凝集成芝麻點狀。 廣東、廣西、湖南南部的原始瓷，瓷胎與當時的硬陶差不多，多為紫色、灰紅色；釉除黃褐色、黃綠色外，尚有墨綠色等，但都屬于以鐵為主要著色劑的青釉系統。由于這時期的原始瓷胳質細膩，外施青釉，利于口唇接觸和洗滌，所以都制成碗、盤一類的飲食器皿和模仿銅禮器形式的鼎、鐘、盉和錞于等。 飲食器皿有碗、盤、缽、盂、盅、碟和鼎等，其中盤和鼎式樣豐富，缽、碗大小成套，飲食所需用具已經基本齊備。仿照銅禮器中的盉，有流和提梁，流作獸頭形，口部有淺孔，但與器腹不通，很可能是隨葬用的明器。 器物的造型與其它地區的陶器不同，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碗、缽和酒盅等大宗產品，都取直線條的圓簡體形式，高矮適中，口部細薄，給人以輕巧的感覺。瓿為直口鼓腹，在胖胖的器身上裝飾二圈櫛齒紋，顯得重心向下，穩重大方。

仿照銅器形式的鼎，式樣較多，有一種鼎直口淺腹，口沿的一端裝一個獸面，與此相對稱的一面飾獸尾，獸首高昂，頭尾相應，造型獨特。紋飾仍取吳越地區盛行的S紋。原始瓷的這些造型和裝飾風格，顯示了吳越文化的一個側面。 秦漢時期的原始瓷與戰國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首先是胎、釉原料不同。從少量經過測試的標本中可以看到，西漢原始瓷胳料中氧化鋁和氧化鐵的含量較高，前者達17.23％，后者是2.97％。春秋戰國時，蕭山茅灣里和紹興宮盛的原始瓷的氧化鋁和氧化鐵的含量分別是：茅灣里為13.69％與1.68％，富盛為15.19％與2.12％。坯中氧化鋁含量的增加，使陶瓷坯有可能在較高的溫度中燒成，生成較多的莫來石晶體，從而提高陶瓷器的機械強度和燒成中減少制品的變形。莫來石又稱富鋁紅柱石，無色，晶體呈柱狀或針狀，熔融溫度約為1910℃，是陶瓷制品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在燒成時若窯內溫度達不到它所需要的高度時，不僅不能達到增加氧化鋁的目的，反而會使坯體疏松，燒結情況很差。氧化鐵的引入，就不可避免地給坯體帶來顏色，在氧化氣氛中燒成，胎呈紅色，在還原氣氛中燒成胳呈灰色，氧化鐵含量越高，胎的顏色越深。所以秦漢時期的原始瓷，除一部分燒成溫度比較高的產品，胎骨致密，擊之有鏗鏘聲，多數胎質粗松，存在著大量的氣孔，吸水率高，呈灰色或深灰色，不及戰國時期的細膩、致密，嚴格他說只能稱“釉陶”。胎質粗松，從斷面中還可看到較多的砂粒，說明原料的粉碎、淘洗和坯泥的揉煉不及戰國時期精細，比較隨便。 秦漢時期原始瓷的釉層較戰國時的厚。但釉色普遍較深，呈青綠或黃褐等色，很可能釉料中氧化鐵的含量較戰國時的高。而且由戰國時的通體施釉變為口、肩和內底等處的局部上釉，上釉的方法由浸釉變成刷釉。說明兩種原始瓷，從釉料到上釉工藝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其次是器物的成型也一變戰國時期拉坯成器、線割器底的作風，而普遍地采用器身分制，然后粘接成器的方法。 最后是品種和裝飾也有明顯的差別。秦漢時期的原始瓷，以仿銅禮器的鼎、盒、壺、鈁、鐘、瓿等為常見，很少發現戰國時盛行的碗、缽、盤、盅等一類的飲食器。裝飾的紋樣則以弦紋、水波紋、云氣紋或堆貼鋪首等為主，絕少甚至完全不用戰國時經常采用的S紋和櫛齒紋等。 這些明顯的差異，表明秦漢時期的原始瓷與戰國以前的原始瓷，乃是兩個不同時期的歷史產物，兩者在工藝傳統上看不出有直接的繼承關系。原因則在于楚滅越的兼并戰爭中，浙江境內已發達的原始瓷遭到了嚴重的摧殘和破壞而中斷。但是原始瓷重又在越國故地復興，又說明燒制原始瓷的工藝傳統和影響并未全然斷絕，所以在短期中斷以后，又重新燒造。上海市嘉定縣外岡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瓿，胎骨堅硬，呈灰色，肩部劃圓珠和水波紋，外施淡綠釉，具有濃厚的戰國楚器的特征。由此可知，這類原始瓷開始復燒的時間，可能在戰國末年。 1977年，在陜西臨潼秦始皇陵內城與外城之間的秦代房基中，發現與灰陶扁平蓋同出的幾件原始青瓷蓋罐。在灰陶扁平蓋的頂面分別刻有陰文小篆“左”、“麗山飤官”和“右”、“麗山囗囗囗飤官”等字樣，當是秦代的原始青瓷無疑。從陜西臨潼縣文化館藏的器物來看，青釉蓋罐的蓋作扁圓形，上有半環形鈕，蓋下有子口與器身密合。胎質細密堅硬，燒成溫度較高，但鐵含量較重，呈色深灰。蓋面和器身外表均滿施青褐色釉，釉層不夠均勻，有聚釉現象。蓋罐的輪線柔和，蓋與器身的比例協調，體型的大小適度，是一種美觀而又實用的儲盛器。 漢初的原始瓷器，所見產品有瓿、鼎、壺、敦、盒、鐘和罐等。形制大都依照當時的青銅禮器，器型大方端莊，鼎、敦、盒的蓋面和上腹施青綠或黃褐色釉，制作比較精細。到了西漢中期，原始瓷器的面貌發生了某些變化，敦已完全被盒所取代，一些仿銅禮器的制品如鼎、盒的形狀已大不如前，鼎腹很深，足很矮，有的足已縮短到鼎底貼地，變成似鼎非鼎，似盒非盒。同時施釉的部位縮小，以至于完全不上釉，其制作已不如漢初的精致、講究。至西漢晚期，鼎、盒一類的制品歸于消失，壺、瓿、罐、鈁、奩、洗、盆、勺等類日常生活用品急劇增加，生產更注重實用。同時出現了牛、馬、屋等明器。牛、馬線條比較粗獷，造型藝術不高，房屋多干欄式建筑，也有筑圍墻的平房和構筑堡壘的樓屋式的地主莊院，式樣豐富。西漢時期幾種主要器物的演變進程是這樣的： 瓿 在西周時期多仿青銅瓿的造型，敞口、圓腹、圈足，肩有小圓餅，腹身飾弦紋，像后代的壇子。西漢初期的瓿，平唇短直口、斜肩、扁圓淺腹、平底、底下安有三個扁平的矮足，肩部有對稱的鋪首雙耳，耳面翹起并高出器口。上有扁圓形蓋，蓋面中心有捉手，便于揭取。蓋沿下面作出子口，與器身吻合緊密。到西漢中期，肩部漸鼓，耳的頂端則逐步降低，與器口接近平齊，底下三足消失。

到西漢晚期，瓿的形體變得又高又大，斂口、寬平唇、圓球腹、肩部的雙耳已大大低于器口，形如大罐。進入東漢以后，原始瓷瓿已不再生產，為印紋陶罍所代替。 鼎 漢初的原始瓷鼎由戰國時期的陶鼎演變而來，獸蹄形三足較高，附耳高翹，耳根突出。蓋似半圓球形而頂面稍平，上附三個高鈕，仰放時可當三足用。西漢中期，鼎的雙耳短直，獸蹄足顯著變矮，逐漸與底平齊以至完全消失，蓋鈕也逐漸變小而成乳釘狀，像個罐形。西漢晚期以后，鼎與盒等仿銅禮器不再生產。 壺自漢代以來，一直是各地窯口生產的大宗產品。漢初的原始瓷壺，口部微向外侈，頸部較長，器肩斜鼓，并裝有人字形紋的對稱雙耳，腹下圈足較矮，稱為圈足壺。到西漢中期，口緣趨向喇叭狀，頸部縮短而器腹加深，圈足更趨低矮以至變為平底。肩部附耳作半環形，也有在雙耳上端貼鋪首或難塑龍頭的。到了西漢晚期，壺口已明顯的呈喇叭形，腹部球圓，極少發現圈足。雙耳常作鋪首銜環。長沙五里牌漢墓出土的喇叭口壺，耳部配裝活動的鐵環，是非常罕見的。

壺耳也有作成魚形的，或者在豎耳的上端堆貼橫“S”形紋，除喇叭口壺外，還有長頸壺、蒜頭壺、匏壺等不同的造型。它們的數量不多，但式樣新穎別致，如長頸壺，在扁圓形的壺腹上，配以修長而細圓的直頸，穩重端莊；蒜頭壺，長頸球腹，頸上為形似蒜頭的小口，造型別致；匏壺小口束腰，整器像上小下大的兩個圓球聯接而成，其狀頗似葫蘆。 西漢時期原始瓷器的裝飾藝術，大致說來前期比較簡樸，一般器物上都只飾簡單的弦紋或水波紋，未見有繁復的裝飾紋樣。到了西漢中期及其以后，裝飾手法發生了某些變化：有了簡單的刻劃花紋，如水波、卷草、云氣和人字紋等，尤其喇叭口壺和長頸壺等器物，往往在器物的口緣、頸部、器肩及上腹等部位，于醒目的凸弦紋帶的區間內，分別劃以水波、卷草、云氣和人字紋等。云氣紋線條柔和流暢，使人如覺流云浮動，在流云之間往往還配以神獸飛烏，畫面十分生動優美，可與同時期的銅、漆器圖案相媲美。在浙江義烏發現的一組西漢中期原始瓷器，其裝飾圖樣頗為特殊，如在壺的耳部堆塑鼓睛突目，兩角卷曲的龍頭；在瓿的腹部劃有對稱的兩個半身人像，其下為佩壁圖樣，佩帶穿壁作迎風飄舞狀。瓿的耳面則印出面目猙獰，一手舉劍、一手持盾，威武兇猛的武士形象。同時在蓋頂堆出軀體蜷曲、毒舌前伸的蟠蛇形鈕，刻劃精細。這種裝飾手法和題材內容，為同時期的陶瓷裝飾藝術中所罕見。

西漢時期原始瓷器的制作，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發展而日趨繁盛，到西漢中晚期以后，這種既有藝術裝飾而又具實用價值的原始瓷制品，不僅在當時的產地浙江和江蘇一帶廣為流行，而且在江西、兩湖、陜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有發現，表明它已成為當時人們所樂用的制品，被作為一種暢銷的新穎商品的而遠銷外地。 進入東漢以后，原始瓷的品種和紋飾都有所變化。西漢時期曾一度廣泛流行的瓿和鈁等器類，此時已不再生產，而罐類等日常生活用器的燒造量則在急速增長。 盤口壺是東漢時期所盛行的一種原始瓷制品，它的口頸較高，口內的盤面很小，球腹，平底，顯然是由喇叭口壺演變而來。西漢時有的喇叭口壺已在口頸交接處做出一條棱線，到東漢前期棱線更加突出，口頸斜直，初具盤口的樣子，中期以后，直變成盤口壺。罐多數作直口平唇，肩安雙系，上腹鼓出，下部斜收成平底。盤大都直口斜壁，淺腹大底，而且往往與耳杯相配，可能是一種托盤器具。碗弧壁平底，腹部較深，容量較大。這些飲食器皿和容器的造型表明，當時原始瓷器的制作已轉向經濟實用。又如此時新出現的品種之一的提盆，束口、鼓腹、平底，盆體寬大而稍扁，口沿安有粗壯的彎曲提手，是一種提攜方便的盥洗器。這一時期原始瓷的花紋裝飾也較簡單，此時最通行的是加工簡單的弦紋和水波紋。如在雙系罐和盤口壺的腹部，密布規則的寬弦紋，因此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弦紋罐”和“弦紋壺”。此外在熏爐的腹部鏤雕三角形的出煙孔，鐘、洗的肩、腹部貼以鋪首，五聯罐的頸腹部堆塑猴子和爬蟲，以及鬼灶上刻劃魚、肉圖案等。灶上飾魚、肉，既點明了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魚肉為食，寓意深刻。 在東漢中晚期的窯址和墓葬中，又發現有一類胎、釉呈色很深的器物，以前通稱為“醬色釉陶”。器型有五聯罐、盤口壺、雙系罐、碗、洗、盤、囗（钅焦）斗和耳杯等。所謂五聯罐，即在罐的口肩部位附加四個壺形小罐，加上器身的罐口構成。周圍的四個罐比較矮小，而且與器腹不相貫通，器肩和上腹堆貼猴子與爬蟲等。這種五聯罐在東吳、西晉時發展成為谷倉。囗（钅焦）斗器身作洗形，腹部裝橫柄一個，底部安有三足，它常與形狀如缽、胳壁較厚，口緣安有對稱的半環形雙鼻的火盆共存，說明囗（钅焦）斗被擱置火盆之中，盆中加放炭火即可用來溫食，應該是當時暖鍋的模仿。這類制品因胎料中含有較多量的鐵分，在稍低的窯溫下也可以使坯體達到較好的燒結狀態，所以多數器物的胎骨堅硬而致密，碰擊時發聲清亮。這類原始瓷器，胎呈暗紅、紫或紫褐色，多數通體施釉，釉層比較豐厚且富有光澤，質堅耐用，實用價值較高。而它是一種利用鐵分較高的劣質原料做成，是東漢窯業手工業者的一個創新，為東漢晚期黑釉瓷器的產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另外，在墓葬內也發現部分器物的胳骨較為疏松，容易破損，顯然是專門用于隨葬的明器。 綜觀秦漢時期的原始瓷器，胎土中含鐵量比較高。化學分析的結果表明，浙江地區的瓷土，其鐵含量均高達1.5～3％左右。所以在還原焰中燒成時，胎即呈現淡灰或灰的色調，在氧化焰中燒成時，胎則呈現磚紅或土黃色。

當時所用的釉料仍然是以鐵作為著色劑的石灰釉，氧化鈣的含量普遍較高，所以釉的高溫粘度較低，流動性較大，有較好的透明度，也容易形成蠟淚痕和聚釉現象。在完全依賴直接經驗進行生產的條件下，鐵分的比例和燒成氣氛自難準確控制，所以原始瓷的釉色也頗不一致，或作青綠色，或青中泛黃，或呈黃褐色。

同時由于釉料中還含有一定量的二氧化鈦，在還原焰中有部分轉變為缺氧結構，使釉呈現灰的色調。在東漢以前，施釉用刷釉法，并且只在器物的口、肩等局部地方施釉。到了東漢中期開始采取浸釉法，器物大半部上釉，只是近底處無釉，釉層增厚，而且釉胎的結合也大有改進，少見脫釉現象。成型多采用快輪拉坯成器身，再粘接器底而成，器型比較規整，器壁往往留有輪旋的痕跡，而制作精細的鐘、壺類器物，則在成型以后又進行修坯、補水等工序，因此表面都十分平整光滑，不見“棕眼”等缺陷。有些制作精良的原始瓷器十分接近成熟瓷器的形態。 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曾對浙江省上虞縣上浦公社小仙壇東漢晚期窯址的瓷片標本和窯址附近的瓷土礦中的瓷石樣品作過許多測試和化驗工作，他們的研究成果表明該窯場的制品，具有瓷質光澤，透光性較好，吸水率高，在1260～1310℃的高溫下燒成。器表通體施釉，其釉層比原始瓷顯著增厚，而且有著較強的光澤度，胎釉的結合緊密牢固。釉料中含氧化鈣15％以上，并在還原氣氛中燒成，所以釉層透明，表面有光澤，釉面淡雅清徹，猶如一池清水，已經具備瓷的各種條件。

因此，把瓷器的發明定在東漢的晚期，是比較妥當的。由原始瓷發展到瓷器，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的一項重大發明和創造，也是對世界物質文明的偉大貢獻。 由于瓷器比陶器堅固耐用，清潔美觀，又遠比銅、漆器的造價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極廣，蘊藏豐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廣為燒造。這種新興的事物，一經出現即迅速地獲得人們的喜愛，成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但是剛從原始瓷演變而來的東漢晚期的瓷器，無論在造型技術和裝飾風格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許多與原始瓷相似之處。
                                                                                                                                                                                                                       


此時常見的器型有碗、盞、盤、缽、盆、洗、壺、鐘、罍、瓿等，此外還有少量的硯、唾壺及五聯罐等。瓷碗是古代瓷業生產的大宗產品，漢代始見，魏晉流行，唐以后大量生產。東漢晚期平底碗的造型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種口沿細薄，深腹平底，碗壁圓弧，就像被橫切開來的半球形；另一種口沿微微內斂，上腹稍微鼓起，下腹弧向內收，平底，器型較小；兩種形式的碗底都微向內凹。盤，多屬大件，器型與原始瓷盤十分相似，通常作耳杯的托盤用。盆，直口折唇，上腹較直，下腹向內斜收，腹中有較為明顯的折線，廓線挺健。罐的種類相當豐富，有直口球腹的雙系罐、泡菜壇和四系罐等，前兩類完全承襲了原始瓷罐的形式，而四系罐最為多見。它的形狀是直口圓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間裝有四個等距橫系（個別也有作六系的），系孔扁小，不便系繩，故系下內壁往往有凹窩，系的兩端留有按捺的手指壓痕。肩部有弦紋或水波紋，腹部常見有麻布印紋，也有通體素面的。這種罐制作精細，造型優美，在上虞縣的許多窯址中都有發現，在不少省市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壺也是一種發現較多的器物，它的造型仍類似原始瓷壺，但也有了某些變化。那種腹部遍飾粗弦紋的作風已經少見，盤口較淺。浙江鄞縣東吳公社生姜大隊發現的一件型體較小的青瓷壺，外形頗似戰國時代楚國的陶壺，肩部有半環耳二個，并劃弦紋和點線紋，底部刻隸書“王尊”二字，可能是匠師之名，也可能是買主王尊定制。鐘，口頸較大，腹部稍扁，下有高圈足，腹部貼有對稱的鋪首，顯然是仿照銅鐘的形式。奉化縣白杜熹平四年（175年）磚室墓出土的五聯罐，頸肩貼堆紋，顯然是對褐釉原始瓷五聯罐的模仿。同墓所出的井，斂口、斜肩、筒腹，粘貼在肩部的扁條形繩紋交叉成網形，交叉點飾乳凸，應該是表示繩結，是一種少見的產品。

此時瓷器的裝飾花紋，仍舊為弦紋、水波紋和貼印鋪首等幾種，與原始青瓷的裝飾手法無甚差異。用泥條盤筑法成型的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紋、窗欞紋、網紋、杉葉紋、重線三角紋、方格紋和蝶形紋等，也與印紋硬陶的裝飾圖樣基本相似。這些也都說明東漢時代的瓷器，從造型藝術到裝飾手法，均存在著原始瓷和印紋硬陶的明顯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風格，說明它剛從原始瓷中脫胎而來，僅僅是邁出了它的頭一步，然而這恰恰是劃時代的一步！ 越窯瓷器素以青釉制品聞于世，但在上虞、寧波的東漢窯址中卻發現它還同時燒制黑釉瓷器，此外，在湖北、江蘇、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曾出土過黑釉瓷器。這種黑釉瓷器的坯泥煉制不精，胳骨不及青釉瓷器細膩，器型也較為簡單，以壺、罐、瓿、罍等大件器物為多，也發現有碗、洗類器物。它們的造型和紋飾與青釉器相同，唯湖北當陽劉家冢子東漢畫像石墓中出土的一件四系罐，肩部飾有一圈蓮瓣紋，是佛教藝術傳人中國以后在瓷器裝飾上的最先反映。根據國家建筑材料總局建筑材料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報告，這種黑釉瓷的胎含SiO2高達73～76％， Al2O3含量較低，占15～18％， Fe2O3含量為2.3～2.8％，系用燒結溫度較低的瓷土原料，所以能在1200±20℃～1240±20℃中燒結。器物外表所施的玻璃釉，是含有高達16％CaO的石灰釉，由于釉內氧化鐵含量達到4～5％，所以使釉呈現綠褐色乃至黑色。器表施釉一般不到底，器底和器壁近底處露出深紫的胎色。瓿、罍、罐的內壁還常常涂有一層薄薄的紅褐色徐料。釉層厚薄不均，常常有一條條的蠟淚痕以及在器表的低凹處聚集著很厚的釉層。由此可見，黑釉瓷的燒制，在當時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成為另一種別具一格的色釉瓷器。

這種黑釉瓷胎質較粗，用料要求不嚴。由于在器表施以黑褐色的深色釉，粗糙而灰黑的胎體得到覆蓋，為瓷器生產擴大原料使用范圍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它導源于醬色釉原始瓷，是對醬色釉原始瓷的提高和發展。所以這種黑釉瓷器的出現，同樣是漢代瓷業中的一項重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