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已經臨近尾聲。回過頭看，疫情幾乎重塑了我們周圍的世界，而“90后”也開始進入而立之年。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的一系列跟青年有關的社會話題和流行語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比如打工人、內卷、PUA、單身式戀愛等。職場、教育和兩性關系，種種矛盾相互糾纏，擺在年輕人的面前，等待著他們的答案與選擇。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長期關注這些社會現象。他是“50后”，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經歷過下鄉插隊，七十年代末進入復旦大學讀書，后留校任教。2017年，他開設了以愛情為主題的課程，從初戀、前任、等待等話題，切入年輕人在愛情中常常面臨的困境和難題，并以經典文學和影視作品呈現的諸般情態促發理解。
梁永安深知對話的重要性，也一直保持著對于媒介的興趣，從小說延伸到電影，從圖文擴展到視頻平臺。今年11月，梁永安在西瓜視頻等平臺開設了個人賬號，正式成為一名視頻創作人，定期保持更新。
在系列視頻中，他深入淺出地分析自己對于社會熱點話題的理解。怎樣建立更穩固的關系?為什么跳出內卷這么難?當代后浪的困境有哪些?這些關于青年群體的社會話題，引起了很多年輕人的共鳴。而他想做的，是把這些話題作為切入點，探究當代社會的精神肌理。
在復旦大學邯鄲校區旁的一家咖啡館，梁永安接受了我們的采訪，聊了聊跟年輕人有關的社會話題。
梁永安在視頻中討論“后浪”們的煩惱
問：2020年即將結束，最近出現了很多自發的回顧和總結，包括很多流行語和關鍵詞，比如“打工人”、“凡爾賽文學”、“爺青結”。對于這特殊的一年，你有什么觀察和總結?
梁永安：如果用一個詞總結過去這一年，我想到的是“銳化”。今年，中國社會的銳化程度比以前更高，熱點事件把前些年潛在的對立性釋放了出來。在疫情的陰影下，大家的生存感也顯露出來，出現了“打工人”這樣的流行詞。
我覺得“打工人”這個詞很好。我們以前經常說“打工”，它只是在指涉工作本身。但現在把“人”字加上，就不是簡單地加一個字那么簡單，而是變成對自身的一種定義，對自己的社會屬性有了更清醒的認識。積極地看，這就像是對自己存在價值的疑問。
再比如說“凡爾賽文學”。以前，很多人也會做出類似的炫耀行為，但不會特別扎眼。今年情況不一樣了，經歷了疫情這種關乎生死的磨難，還有失業和停工等，人們的內心有所沉淀，會去思考生活和生命，它的價值落點究竟在哪里。所以那些虛浮的東西，一下子就變得可笑起來了。
總的來說，我覺得這一年對年輕人的意義更大一些，特別是90后和00后。可能每代人都要經歷一次大的磨難，這次來得比較早。這些在相對繁榮平穩時期長大的年輕人，突然知道這個世界不是那么安全，也終于意識到該珍惜什么。
這一年對年輕一代來說，難得的是一種公共意識的建立。我們以前經常會更注重個體那種小我的發展，現在，他們對于現代社會中的那種價值和責任，會有全新的體會。這種公共性是我們的社會比較缺乏的。
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矛盾也凸顯出來，但年輕人對于自己的位置有了更深的感受。我們處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這種變化超過了所有人的積累，迫切需要把不同人的經驗給激發出來，變成一種社會共同構建的東西。新冠疫情，網絡空間，都提供了這種機會，雖然我們也看到了撕裂和爭吵。目前來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平視時代”。
問：不管是您開設的大學課程，還是最近在西瓜視頻等平臺上的熱點現象解讀，都以切近年輕人的視角展開。為什么會如此關注年輕人?
梁永安：房子、車子、就業，這些青年所焦慮的問題背后，其實是時代性的矛盾。從1978年算起，中國在短短40年間經歷了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到后工業文明的轉換。整個國家的城市化程度從四十年前的16%，到現在百分之六十多的城市人口，這是很大的質變，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個過程，我們很難找到類似的參照物。
一般來說，很多年輕人的祖輩還是農民，思維方式、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都是農業社會的產物。中年這一代是在工業化時代，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工業國，工業產值在全球占的比例已經很大。現在的90后，新的一代又不一樣了。前面的形態還沒消逝，后面的形態已經出現，形成一種共存疊加的狀態，問題也重疊在一起。
我曾經去過廣東中山，還有山東煙臺那邊，可以看到海邊的那些漁船。以前祖輩那一代劃的還是木船，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就變成幾家人合股，買一條大鋼板船，開到南太平洋都可以。大型的漁業處理船開過去，捕到的魚馬上就可以加工。到了現在，漁業進一步發展，年輕人從事深海養殖，跟科研單位合作搞海底牧場，這就到了后工業時代。
梁永安在視頻中談及愛情
問：今年很流行的一個詞叫“單身式戀愛”，指的是那種既處于戀愛中、又保持自我獨立的情感狀態。你在西瓜視頻錄制的視頻里也提到現在年輕人的一個特征是“高流動低情感”。據你觀察，當代年輕人在愛情上有哪些困難和問題?
梁永安：年輕人所有的難處里面，愛情是最難的。因為有選擇的自由，自由就是最大的壓力。我們現在的社會，最大的文明就是個人在戀愛婚姻上的自主權。因為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本事把你綁著去結婚。所有說迫于家庭等外部壓力，其實還是自己缺乏力量。
我覺得年輕人在愛情上最大的困難是，在彼此的成長過程中，如何與對方找到一種“共在”。現在的問題是，每個人對自己的情感需求都有很強烈的感覺，但是對對方的需求呢?這種感覺不能光靠道德的閃念，更要有一種對對方價值的理解。這種價值不是你個人對我好不好，而是要放在一個更大的空間里，比如說社會價值。
現在的兩性關系中，女性的發展特別迅速。以前女性的一生是從這個家到那個家，但現在女性獲得了自己的職業，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都有了。相比之下，男性進步是比較慢的，男性要適應女性的變化，比如分擔家務，對他來說，就成了巨大的壓力。但話說回來，女性現在壓力也很大，因為她自己承擔的負擔太重了，既要去工作，又要按照傳統的期待去承擔家庭勞動。
問：今天中國年輕人面臨的愛情問題本質究竟是什么?
梁永安：在現在的愛情關系中，女性的很多正常要求，對男性來說，有點像歐洲中世紀時期。那時候是長子繼承制，其他兒子就靠自己，有的做生意，有的做騎士。所以他們普遍到35歲左右才結婚，一定要等到對女性有一個成家的保障。為什么當時的女性一定要向男性要一個鉆石，因為鉆石很貴，這個男人這輩子基本上沒有本事再買一顆了。
話說回來，年輕人的這種愛情困境跟我們所處的社會轉型期有很大關系。以前計劃經濟時代，無論是教育還是就業，大家排隊就好了。經過40年的發展，整個社會機制還在轉換，種種形態和觀念相互疊加，壓力也全部轉移到個人頭上，年輕人是左右為難，上下為難，幾頭受夾擊。
雖然存在觀念的疊加，但還是缺乏價值的交互，或者說一種真正的對話和多樣性。這種發展往往是板塊式的力量，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并沒有那么大。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人們的觀念中還夾雜著農業模式的傳統思維。在這種模式和共性的推動之下，男性一定要買房，才能成家立業。如果轉型完成，在現代意識之下，家庭由男女共同來建構，通過兩個家的力量來供一套房，這樣還可以維持一個基本的共同生活。
根據統計，中國的年輕人擁有自己第一套房子的平均年齡是26歲。你看數據，發達國家買房子的平均年齡比我們大10歲，畢業以后，先去租房，到了35歲左右，靠存錢和貸款，買個小房子，也不像我們這樣大搞裝修。
問：年輕人普遍覺得生活很嚴酷，在晦暗的低谷里，似乎很難找到一個向上攀援的繩索。如果社會結構和階層流動缺乏變化，年輕人還有可能依靠個體的努力找到出路嗎?
梁永安：我認為，一個人要有一個穩定的精神中軸，直接的社會經驗畢竟只占這個中軸的少數，主要還是來自間接經驗。在信息傳播極為發達的今天，需要一個人有特別好的學習性。
比如說讀書。讀書不只是為了構建知識體系，也是一種心智訓練，很多年輕人缺這樣的修煉。在系統閱讀的過程里，你其實是在構造自己的一個精神空間，同時也在了解自己在歷史中的方位。我們應該知道自己身處在一個什么類型的社會里面，知道這個社會在當下的階段和狀態下，在文化上有什么矛盾;在經濟生活層面，它處于什么狀態。曾經有過一個統計，文革之后，高等院校里，知識分子自殺最少的地方是歷史系。他知道這一切會結束的。
其次，年輕人要跟世界形成一種建設性的關系。我特別喜歡勞動中的人，勞動跟我們說的“打工”含義還不太一樣。一開始也許是簡單勞動，通過自己的學習，變成高級勞動，從一個非專業人，變成一個專業勞動者，我覺得這是一種有建設性的生活。
問：這樣的感受跟你的個人經歷有關系嗎?你的青春時代是如何度過的?
梁永安：我年輕的時候，曾在云南插隊，我們是最后一撥下鄉的知青，在那里度過了兩年時間。當地原本種甘蔗，后來根據政策，又開始種棉花。
當時給了我們一畝半的地，在上面種菜，每天勞動，掙工分。那里地處熱帶，秧苗種下去之后不能澆水，否則會蒸死，大家只能晚上提著水桶去澆。那時候還年輕，沒什么經驗，看著秧苗種下去，蔫蔫的，后來穩住了，經過了一個月時間，終于開出了一朵小花，那種勞動的感覺是后來的城市生活無法給與的。
我們當時所在的地方，是一個傣族村寨，上面是雪山，下面就是怒江。一到春天，可以看到滿山的映山紅。那種自然的狀態，還有生命本身的力量，都讓人印象深刻。我當時有一個感覺，人就是在這個地表上，淺淺的一道鉛筆痕。
現在我的有些學生也會選擇去支教，包括云南、寧夏等等。有的人選擇支教的時候，的確會有一些功利心，因為這可能跟保研有關系，也會涉及一些相應的待遇。但是他們去了之后，跟當地的那些孩子建立情感，那時候才覺得，還有很多事情是無法衡量的，那是從內心里建設出來的一些東西。
問：從青年說開去，你接下來還有什么計劃?會一直進行視頻創作嗎?
梁永安：現階段我在做的工作，就是把視野放寬，去探究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最近我在準備一個系列課程，梳理1850年到1950年的歐美文學作品。一般來說，每隔10年，就有出現新的問題和命題，所以我準備每隔10年選兩個作家和代表作品。做這件事，是因為人家在現代化這件事上，已經先做了幾百年，中國完全可以從世界視野里面去獲得一個參照物。
比如麥爾維爾寫的《白鯨》，這部小說講的是人的擴張，以及對欲望的征服，最后的結果都是災難性的，這是整個時代的悲劇。
除此課程，我還在準備一個系列訪談書籍，主題是文明變遷中的國人。訪談從浙江東極島開始，一直往西走，橫跨安徽、湖北、重慶、四川，最后到西藏。我想要了解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三代人，這種文明的轉換發生在四十年里，落在家庭層面，一定有很多沖突和困難。但是中國人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完成了歷史轉型。或者說，這樣的變革歷史由每個家庭里的三代人來具體地承擔了。
在做這個訪談的過程中，我還是會繼續用錄制視頻的形式，把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告訴大家。因為在這個過程里，我也能學到很多。一個人不光要看理論，看歷史，還要看生活。生活本身會教育人，我希望去看到更多的人，乃至千家萬戶，在這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是如何生活的。
有時我也會在視頻平臺看其他人的生活。比如沿海地帶的人們，他們經常趁著落潮的時候，跑到海灘，拿著抽水機，把海灘上巖石坑里的水都抽掉，沒有跑掉的魚，很新鮮，很心動。他們拿起那個東西，很高興，不是說這個多美，這個多好看，而是可以賣200一斤。這是這個時代的勞動。你能在這些視頻里看到最地表的生活，我覺得，最地表的部分才是歷史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