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通過提供支付與投融資服務，促進經濟交易的發生和稀缺資源的有效分配，最終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同時，金融服務與家庭部門的財富增長、信用可得性高度相關，因此金融也發揮直接的社會福利效應。近幾年金融科技蓬勃發展，通過對金融服務流程、產品及定價方法的技術創新，增強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提升了金融的普惠性，提高了全社會的帕累托福利邊界。
疫情發生之后，各類金融服務主體迅速響應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確保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基礎性支撐作用在極端情況下平穩運行。得益于監管部門對金融科技尤其是移動支付創新發展的支持，相較2003年非典疫情時期，金融科技在支持新冠疫情防控、助力復工復產過程中顯示出了巨大潛力和價值，從民生保障、金融保障、社會治理保障等方面，助力社會經濟穩定運行。
第一，移動支付助力數字經濟提供民生保障
支付是經濟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也是金融的基礎性功能。支付的演進，反映了貨幣轉移方式的進化——從實物貨幣的直接交換，到鑄幣、紙幣的直接交換，再到銀行的記賬交換。支付體系具備網絡化和規模化的典型特征，外溢效應明顯，每一次支付方式的革命，都帶來交易成本的顯著下降，推動經濟增長和新經濟模式的涌現。
19世紀，倫敦開始廣泛使用銀行承兌匯票，降低了結算中的信用風險，極大促進了國際貿易發展，讓倫敦成為當時的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20世紀70年代，信用卡支付開始普及，催生了美國發達的電話直銷產業。在2000年行業發展的高峰時期，據美國直銷協會(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估計，電話直銷行業雇員達到560萬人，年銷售額達5850億美元。
移動支付是一次意義深遠的支付革命，它作為基礎設施，讓數字經濟擺脫了個人計算機(PC)使用環境的限制，覆蓋到更廣泛的人群，同時以其良好體驗加速了用戶從產生消費動機到發生購買行為的過程。此外，移動支付便捷的連接能力，讓一些原本習慣于線下交易的行業，也可以快速具備線上交易能力，線上線下加速融為一體。中國龐大的數字經濟業態，如電子商務、到家服務、在線教育、在線娛樂等，無不受益于移動支付的迅速普及和發展。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19年，我國網上商品和服務零售額從3.88萬億元增長至10.63萬億元，增長率為174%(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百分比從12.88%提升到25.83%)。同期，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網絡支付業務金額從49.48萬億元，增長到249.88萬億元，增長率為305%。
疫情期間，中國發達的移動支付體系為民生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電商網絡、物流網絡保證了民眾的基本物質生活需要和防疫物資需要;在線醫療服務滿足了民眾尋醫問藥的健康需要;視頻、游戲等數字內容服務滿足了民眾的精神生活需要。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一季度我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2%;微信小程序官方數據顯示，2020年除夕到初七，小程序生鮮果蔬業態交易筆數同比增長149%，社區電商業態交易筆數同比增長322%。
正是得益于前幾年移動支付與數字經濟相得益彰的發展，在此次防疫抗疫期間，中國基本民生得到較好的保障。這凸顯了數字經濟的重要性，同時也體現了移動支付作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關鍵作用。
第二，遠程與智能技術確保金融服務疫情期間不斷檔
2月14日，中國銀保監會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務的通知》，要求加強科技應用，創新金融服務方式，積極推廣線上業務，強化網絡銀行、手機銀行、小程序等電子渠道服務管理和保障，優化豐富“非接觸式服務”渠道，并在有效防控風險的前提下，探索運用視頻連線、遠程認證等科技手段。
金融以信息處理、交換為核心，自動化、智能化是未來趨勢，同時金融服務是一個與用戶建立雙向信任的過程，“面對面”現場服務也有其必要性。業內在這方面的探索沿著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技術對現場服務的替代，即業務辦理由線下轉為線上，用智能化系統代替人工服務;二是技術對現場服務的“還原”，即運用多媒體通信工具或平臺，與用戶建立“一直在線”的聯系，達到甚至超過現場服務的效果。
疫情發生以前，手機應用程序(App)和網上銀行等線上工具已成為用戶辦理轉賬匯款、證券投資、基金投資、個人貸款、投保核保等個人金融業務的主要渠道。據中國金融認證中心發布的《2019中國電子銀行調查報告》，2019年中國手機銀行用戶滲透率達63%，網上銀行為56%，微信銀行(以微信公眾號為載體)為42%。
智能客服系統也在行業得到了廣泛應用。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中國銀行業客服中心與遠程銀行發展報告(2018)》，2018年銀行業客服中心的智能技術使用率為69%，其中65%的銀行客服中心應用了智能語義理解技術和機器人服務，41%的客服中心應用了智能語音導航技術。智能語音機器人技術也在加速普及。
部分金融企業還利用企業微信等社交通信工具，建立了覆蓋廣泛的服務網絡，實現與客戶7×24的在線連接，不間斷響應客戶需求。在監管部門的支持下，部分金融服務的開戶業務、理財產品銷售的雙錄要求也可利用遠程圖像與視頻技術在線上實現。
此次疫情中，這些“非接觸式”的服務渠道確保了金融服務的持續性。在線下服務網點基本關閉、在崗人員不足的情況下，相關主體加大了對線上渠道的維護、優化和宣傳力度，在保障服務不斷檔的同時，也培養了用戶的線上使用習慣。
疫情防控期間，金融體系保持平穩運行，各項金融服務延續性未受明顯影響。比如，工商銀行通過網絡為300萬戶客戶辦理存款轉存;建設銀行利用60多萬裕農通服務點，保證村民不出村就能存取匯繳;平安產險開展“足不出戶”農險應急服務，為農戶提供遠程線上自助投保/預賠、遠程協保支持等服務;疫情期間，騰訊財付通也累計為400余家醫療機構提供微信支付服務“綠色通道”，包含不間斷支付結算服務，并對非營利醫療機構免收手續費。針對用戶的退款需求，騰訊財付通建立保障機制，包括微信支付專項退款保障小組，提供各類票務等消費退款的7×24小時保障。
第三，為緊急狀態下的社會治理提供技術保障
健康碼是此次疫情防控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實名實人認證的基礎上，綜合用戶自行填報信息和衛生健康、民航、鐵路等相關信息，為防疫工作及有序復工復產提供參考，其中實名實人認證是健康碼功能實現的關鍵技術之一。
身份核驗一直是金融行業的基礎需求之一。早在2007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會同公安部就已建成運行聯網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統，向商業銀行提供居民身份信息有效性核查服務。自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后，支付行業逐步落實支付賬戶實名制，通過銀行卡預留信息、公共繳費數據等渠道的交叉驗證，實現了用戶實名信息與支付賬戶綁定。此次疫情中，在經用戶驗證授權后，防疫碼可以快速調取微信支付等實名支付工具的用戶實名信息，與后臺公共健康相關數據匹配分析，迅速識別和展示風險，大大提升了隔離管控的效率。
而隨著人臉識別在金融行業的廣泛應用，“實人”身份認證技術也日趨成熟。通過采集人臉信息并與公安部數據比對，人臉識別技術可以確保健康碼申請人與實名信息相符，實現“人碼合一”。
金融天然具有服務社會治理的能力。金融業務“實名實人”的要求，和大部分政務服務的要求一致，政府無論是調用金融系統的驗證信息，還是將金融應用作為政務服務的一個入口，都能有效提升服務效率。此外，金融行業管理著民眾的資金賬戶，可以方便提供繳費、補貼等資金收付功能，分布廣泛的營業網點和自助設備又成為政務服務網絡的延伸。
此次疫情進一步展現了金融科技服務社會治理的潛力，相信未來在政務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金融科技還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此次抗疫過程中，金融科技有力支撐了社會經濟平穩運行。同時，移動支付也是經濟發展的溫度計，根據網聯平臺數據，3月條碼支付線下交易量的周環比增幅保持在10%以上;3月16日至22日網聯平臺日均處理資金類網絡支付業務量達11.19億筆，已回升至1月節前水平。騰訊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財報披露，日均商業交易額已經恢復至2019年底水平，這些都表明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中國經濟正在復蘇。
我國金融科技未來發展的方向
當然，此次疫情“黑天鵝”也暴露出金融科技行業整體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也向我們揭示了金融科技未來努力的方向。
一是加強金融科技服務小微企業的能力
小微企業貢獻了我國一半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就業，對穩增長、穩就業意義重大，但小微企業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天然較差，在此次疫情中受災嚴重。疫情發生以后，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問題，相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金融政策，為小微企業雪中送炭，幫助其平穩度過危機。
1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要求“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物流運輸、文化旅游等行業，以及有發展前景但受疫情影響暫遇困難的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各金融機構不得盲目抽貸、斷貸、壓貸”。
2月14日，中國銀保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務的通知》，要求“做好轄內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服務對接和需求調查，對受疫情影響暫時遇到困難、仍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小微客戶，積極通過調整還款付息安排、適度降低貸款利率、完善展期續貸銜接等措施進行紓困幫扶”。
從政策可以看出，在特殊時期對小微企業提供信貸支持，首先要對信貸需求做出“精準定位”，即找到與疫情相關度最高的需求，主動輸血。這需要金融機構對業務覆蓋范圍內的小微企業的經營狀況有較為全面的掌握，能夠通過大數據分析迅速定位需求。長期以來，由于逆向選擇問題和擔保品缺乏，銀行渠道并不是小微企業融資的第一選擇。近期，微信支付和騰訊研究院面向近1700家企業開展了一項調研，其中超過7成為小微企業(50人以下、年收入500萬元以內)。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成受訪企業對抗疫期間的金融扶持和優惠政策不了解。這與宣傳不到位有關，但指望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小微企業主動了解政策，一家家機構去詢問并不現實。金融機構應在大數據的支持下，主動定位需求，讓政策發揮最佳效果。
其次是要對信貸需求做出“精準識別”，即找出“有發展前景但暫遇困難”的小微企業。這更需要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的經營數據、信用數據，甚至客戶交易數據有一定的掌握，甚至需要結合行業上下游的數據進行綜合分析，避免稀缺的信貸資源流向“檸檬市場”。
從現實來看，金融科技在“精準定位”和“精準識別”兩個方面還沒有充分發揮應有作用。核心問題在于，企業金融服務的相關數據分布較為分散，工商、稅務、海關、銀行均掌握不同維度的數據，“信息孤島”問題嚴重。如果平常沒有小微企業經營相關數據的全面積累，沒有極端情況下的數據分析和風控技術，“非常時期”的政策效果就要打折扣。
世界范圍內，小微企業都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小微企業融資缺口：對新興市場微型、小型和中型企業融資不足與機遇的評估》，我國中小微企業潛在融資需求達4.4萬億美元，融資供給僅2.5萬億美元，潛在融資缺口達1.9萬億美元。
“信息不對稱”是“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根本原因。長期以來，我國金融機構一直將抵押品作為貸款風控的主要手段，缺乏必要的數據對小微企業的信貸需求和還貸能力進行評估，因此無法正確定價，隨之產生的逆向選擇現象，又進一步削弱了金融機構發放小微企業貸款的意愿。銀行“不會貸也不想貸”，小微企業有了融資需求第一反應也不是找銀行。但市場需求是存在的，前述由微信支付和騰訊研究院發起的小微企業調研結果顯示，55.3%的小微企業希望獲得無抵押貸款。
數據是金融科技價值創造的源泉。通過對數據的采集、整理和分析，金融科技能更精準地匹配供給與需求，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下的定價難題，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特別是對穩增長、穩就業意義重大的小微企業。此次疫情暴露出的金融科技在服務小微企業服務方面的短板，凸顯了通過政府統籌規劃，打破“信息孤島”，讓政府數據、社會數據實現開放協同的必要性。
4月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將數據納入生產要素范疇，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
從經濟學角度看，數據不是典型的公共產品——數據一般具有排他性，因此需要通過制度安排，在確保數據、隱私安全與不破壞激勵的前提下，讓數據被更多人所利用。另外，數據有很強的協同效應，不同來源、不同維度的數據綜合起來才能實現價值最大化。此次黨中央、國務院的意見要求推進數據開放共享、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直指數據領域的這兩個關鍵問題。
此次疫情凸顯了企業金融服務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初期，相關機構、企業可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優勢互補，探索數據的共建共享機制。未來應在政府的統籌規劃下，共建、共治統一的企業金融服務數據庫，加強數據的公共產品屬性，充分發揮數據的協同效應。
二是建設金融科技應對不同危機的能力
“隔離管控”是此次抗疫的主要手段，而受益于近幾年數字經濟(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宅家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在民生保障方面沒有出現大的問題。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黑天鵝”絕不止一種，下次危機對經濟社會的沖擊方式和結果可能迥然不同。而且，此次疫情在海外的發展情況難以預測，對我國經濟復蘇的沖擊路徑和沖擊程度還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就金融行業而言，一方面要繼續加大金融科技投入，研發應用各類線上化、智能化技術，并充分發揮大數據在減輕“信息不對稱”問題中的核心作用，提升“非常態”下主動、快速、精準對接需求，輸血實體經濟的能力。另一方面，應在政府的統籌安排下，利用數據模擬、壓力測試、應急演練等手段，建設應對不同類型“黑天鵝”的能力模型——特別是在整個經濟越來越數字化，越來越依賴互聯網的趨勢下，信息基礎設施遭遇“黑天鵝”時的應對。
金融是整個實體經濟的血脈，它在緊急狀態下的韌性和彈性對經濟社會安全至關重要。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企業應充分合作，在監管機構的指導下共同參與開展此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