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說唱教吸毒、傳播未成年少女懷孕……近期，因大量傳播低俗、色情等有害信息，眾多視頻平臺被主管部門責令整頓。在這些以低俗視頻為代表的網絡亂象中，越來越多的網民不僅作為低俗內容的觀看者，還成為制造者和傳播者。面對低俗網絡文化，監管部門和相關平臺該如何加強監管?
針對低俗視頻平臺的監管問題，財國君近日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低俗視頻正在毀掉下一代
低俗文化顛覆未成年人的價值觀
曾經有人說，什么樣的作品適合向小朋友推廣?有一句話，己若不欲，勿施于人，你認為可以適合給你孩子看的作品，就可以向社會推廣，你認為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能看到的東西，這個作品就不能向社會推廣。
少女懷孕的事情，實際上破壞的是我們對善與惡、美與丑的界限。我們小的時候，那時候說誰沒有結婚就懷孕，這是特別丑的事情，但現在不僅變成很時尚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懷孕，甚至十四五歲的小姑娘都生二胎，變成了被追捧的事情，甚至有些女孩為了吸引粉絲，去模仿懷孕，有些來不及懷孕去裝作懷孕。
別讓孩子沾上“社會”氣息
前段時間在某個平臺上，出現了結社活動，幾個未成年人拿著大砍刀，渾身刺青，拍了一個視頻放到網上，很多人追捧。后來有人在評論中問，你們只是拍視頻，難道是真的嗎?結果他們真的到線下去砍人，去搶錢，也拍了視頻，最后被抓起來。怎么結的社?因為這是犯罪團伙，后來發現原來是在某平臺上結社。此類事件會有一個特別不好的引領作用，覺得這就是夠“社會”，只有被抓到監獄里面才夠“社會”。
當年我是一直看各種平臺視頻，因為研究需要。在此之前有很多人進了監獄，出獄時在監獄門口無數人拿著手機直播，像歡迎英雄一樣迎接他們從看守所出來，然后這些人講看守所的經歷，感覺自己像英雄，哪天還要再進去。當時我就想，這個社會怎么了?等了這么長時間，《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出來之后，一直到現在才真正開始一步一步實施。我覺得再不管的話，可能會毀掉一代人，這一點都不夸張。所以以后的青少年，特別是00后，90后現在已經是成年人了，00后未來是什么樣子的，我覺得不太好說。因為對于他們這代接受的互聯網的東西國家法律治理太落后，而且內容走得太遠。
加強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至關重要
《網絡安全法》有一條專門針對青少年網絡健康安全的專條，這條規定落實的并不好。因為中國的互聯網也好，音視頻也好，實際上沒有分級制度。平臺在承擔責任的時候要考慮到，某一個視頻既可能給成年人看，也可能給小朋友看，所以要完善網絡實名制。包括網絡游戲也是，實名制基礎之上要建立防沉迷系統。抖音現在剛剛推出一個防沉迷的系統，但我覺得它是萬里長征走出一小步，光防沉迷不行，內容如果非法的話，防沉迷有什么用，但是畢竟往前走了一步。同時要有家長監護系統，甚至要把家長監護系統擴大到內容傳播領域。
視頻里埋藏著犯罪的“定時炸彈”
網民素質“三低” 缺乏判斷能力
網絡帶來的是什么?不能把現實生活的價值觀在互聯網上反過來，不能讓一些好人的準則在互聯網上變成了庸俗，不能把對壞人的評價標準在互聯網上變成被人爭相模仿的偶像標準。
現在在互聯網上，網民的素質出現“三低”：低文化，低收入、低素質，現在大部分網民是這個群體。所以他們判斷事情特別容易出于直觀考慮，他更多的是看別人怎么說。很多人對是非，對善惡美丑，缺乏一定的判斷能力。
隱藏在視頻中的違法行為
暴力的宣傳，比如涉黑的宣傳是很多的。但是它更多的是涉及到一種假的段子，比如裝黑社會。紋龍刺鳳，身上有刺青，他并不是真正的把黑社會放在網絡上面，那樣就構成了組織黑社會性質，這是刑事法律的范疇。
再比如說，有人在里面講一些自己的故事，我認為非常像刑事法律中規定的“傳授犯罪方法”。有的人在監獄里待一段時間出來之后，要講監獄里面的“風云”，在監獄里怎么過的，見到這個殺人犯，見到那個小偷小摸的人，然后講了99句話，最后一句話說，大家不要犯罪。所以他認為，他講前面的所有東西，是為了不讓大家犯罪，但實際達到的效果是向所有的人傳授了犯罪方法，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現在在快手等一些平臺，有一些大的主播號稱“賭王”，每天講的都是藍道，各種什么道，實際就是怎么去賭博、怎么去出老千的故事。他講了99句，最后一句話說，所以大家不要賭博，我認為這不能抹平他之前講的東西。做為一個旁觀者來看的話，我通過看他講述的視頻，我會學到一些偷牌的技巧，會學到一些騙人的方法，我會好奇原來賭博能掙這么多錢。我覺得很多人包括平臺，他們可能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除了傳授犯罪方法，還有一種涉及到傳銷的問題，還有電信詐騙的問題?，F在在直播平臺上有很多打著創業為旗號的直播，主播去講，號召大家交錢到平臺上，給他項目去創業，最后都是騙錢的。
但是現在目前為止，我們僅把眼光集中在色情和軟色情上，僅集中在低俗上，實際比它影響更大的就是這類行為，現在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
“低俗”的界限在哪？
《網絡安全法》劃定法律界限
界定這次事件中有兩個名詞，一個是色情，一個是低俗。色情實際上如果上升到刑事法律，平臺可能要承擔的是傳播淫穢物品罪的責任，跟之前快播的老板王欣有點類似。但是從這一次的事件來看的話，平臺對這些打著擦邊球的作品，說它是色情或者是低俗，可能還沒有上升到刑事法律的層面。
但是依法治理依據的可能不是刑法，依據的是我們國家在2007年6月1號通過的《網絡安全法》?！毒W絡安全法》很多人認為它是一個數據安全的法律，但實際上《網絡安全法》第12條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其中對內容安全有具體規定。比如說傳播的是不能違反公共利益的內容，不能違反法律規定的，不能傳播淫穢色情。
依據處罰劃分“低俗”邊界
很多人不理解，認為“低俗”到底算什么?現在的法律規定，實際關于低俗這一塊的內容，沒有直接規定。所以不管是《網絡安全法》，還是說互聯網直播新規里面，實際沒有任何關于低俗的界線，或者特別直接的規定，所以有人說法律是不是有漏洞?實際并不是這樣。
這次查處中有一個人被列入黑名單，這個人叫“牌牌琦”，在快手上有幾千萬的粉絲，他跳了一種舞叫“社會搖”。你說“社會搖”屬于低俗，能寫進法律里面嗎?可能寫不進去，但為什么認為“社會搖”是低俗的?是因為它的起源實際是在廣東深圳那邊的一些迪廳，打工人群跳的舞，更多的是配合吸毒之類行為這樣的一種舞姿。所以它渲染的是吸毒或者是酗酒之后的表現，變成了一種所謂的舞蹈模式。另外一方面，這幾年來隨著這種“社會搖”的出現，很多的小朋友被帶壞了，家長反應特別強烈，學校反應特別強烈，所以這次把“牌牌琦”納入到了跨網的黑名單中。
這也反映出來一個問題，法律雖然沒有規定“社會搖”屬于低俗。但是在執法過程中，通過互聯網文化的發展，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問題，所以把它列在上面。以后再出現此類的情況，就可以參照之前的判例，參照之前的處罰，所以它是一個二元的、并行的結構。這個層面更多講的是用判例的方式，用處罰的方式，用每一個事件最后結局的方式，包括司法審判的方式，來規定我們言論自由的邊界，包括公共利益的邊界，包括淫穢色情的具體類型是什么。所以用一個透徹的觀點來看，二元制上面是法律的抽象規定，下面的界線是通過一個一個的案子，一個一個的處罰，把它合起來，非常像英美法國家判例法的模式。
“全網封殺”只是處罰的開端
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一劑“猛藥”
互聯網在2016年12月1號通過網信辦出臺的新規里面有一個信用機制，上報省級以上網信辦時，可以把這些人劃入跨網禁播名單、黑名單。對于平臺來說也是一樣的，如果平臺總是出現違規的情況，一方面用戶會發現違規，家長反對，社會有反響，最后導致像內涵段子一樣被注銷，相當于一個人被禁播。
對平臺來說，最擔心的可能是封號。內涵段子一旦被永久注銷的話，它的用戶可能就會流失掉，所以處罰并不輕。再比如說主播，剛才講的“牌牌琦”，或者是這段時間網信辦處罰的叫“mc天佑”。他們直播一個小時，高峰期的話，像“mc天佑”，一個小時自己獲利能達到數百萬元人民幣。普通的一個大主播，直播一個小時一天也能拿到幾十萬元人民幣。所以他們這個體量，如果被跨網封殺之后，他就沒有了這個渠道，實際處罰也是非常重的，而且不是說在這個平臺上不允許直播，而是全網都不允許他直播。
對平臺的處罰既是結局也是開端
一些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的，一些具體行為的規范，比如說網信辦在2016年12月1號通過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這是一個部門規章的性質。再包括廣電總局出臺的關于“音視頻許可證”的管理制度，這些都是我們國家在法律法規政策方面的一些條條框框。
而這次事件中的像快手，像抖音，包括火山小視頻等。他們是違反了這些具體的規定，違反了包括《網絡安全法》在內的內容安全，包括它也違反了“互聯網直播的新規”，網信辦的規定。所以違反之后，必須要有處罰的措施。
包括網信辦在內的一些部門，對平臺進行約談，實際這也是有法可依的。約談制度在建立的這幾年，效果非常不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一系列事件中，實際都有約談作為結束的，作為處罰的。約談依據的是網信辦在前兩年出臺的新規叫“約談十條”，一遇到這類問題，會把相關的企業、平臺找過來進行談話，包括處理的意見，聽對方的一些辯解，并且要拿出整改措施。
這些既是結局也是開端，所謂的結局是，以前你的這些行為，現在有一個結果，處理的結果，比如下架。再說開端，這次的行為可能是對以后的警示。
算法推薦應納入法治軌道
算法背后是人的價值觀
今日頭條張一鳴曾有一句話，他說算法沒有價值觀。我也在節目中講過，沒有價值觀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你擁有了多少億的用戶，如果平臺沒有價值觀的話，只能說你是為了賺錢，平臺不應當這樣。越高的用戶量，你的社會責任感就應該越強。越多的用戶量，你的道德責任感就應該越強，否則平臺沒有資格去承擔這么多用戶的信任。
你看今日頭條上的廣告，各種二跳(二次跳轉)的非法廣告，包括以前的內涵段子，好多的軟色情拿捏得很準。因為它知道你喜歡什么，利用大數據，弄個cookies的方式來判斷你，給你做標簽，它會推薦你看一些它認為你喜歡的作品，這作品中肯定食色性也，人性都有最黑暗的地方。但是作為平臺來說，應該避開這個東西，不應該主動去找他的黑暗地方，推送黑暗的養料，把你變成一個更加黑暗的人。
監管部門對算法監督還很落后
現在工信部也好，網信辦也好，文化部也好，對平臺算法的檢查實際是很落后的。如何判斷一個作品可以被推薦，如何判斷一個作品沒有問題，如何判斷一個作品是正能量可以讓未成年人看，這個標準是什么?不能說這是算法我們都不懂，平臺必須要向有關部門去展現，哪些作品不能上線，哪些作品算法可以判斷出來它違規，哪些作品應當予以推薦，哪些主播適合未成年人，哪些主播不適合向社會公眾公開，所以這個算法，政府一定要掌握。
算法應納入法治軌道
處罰只是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很小的辦法，真正要做到，處罰是解決不了的。監督企業不是監督到有問題之后處罰，這個力度永遠不夠，因為平臺很大，而且競爭也很厲害，資本也很活躍，所以更多的是要求全行業形成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是通過算法展現出來的，這個算法問題就是最核心的問題，政府應該要監管的。
算法之殤，算法之痛，實際根源點在于人性本身的惡被挖掘出來，在于互聯網平臺的賺錢模式被完全開啟，而整個的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被完全忽視掉。所以下一步治理的重點，重中之重就在于治理互聯網平臺要承擔算法的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
“技術無罪”，罪在人為
平臺應樹立“紅旗規則”
平臺傳播淫穢物品也好，色情物品也好，它實際是個網絡服務提供者，它不會主動去上傳，是用戶上傳的，所以平臺在里面承擔的是一個通知刪除的責任。它必須要有辦法來知道這個東西存在，或者有一個“紅旗規則”。“紅旗規則”是，比如說視頻上了熱門，視頻平臺進行了熱門的推薦，平臺就有責任?？梢哉J為它是一個故意的行為，或者是間接故意或直接故意，如果沒有這些行為的話，平臺本質上還是一個網絡服務提供者。
還有一種是打著技術“P2P”為幌子，實際是把緩存拿到了自己平臺里面，然后再用分發的方式傳遞給用戶，這個是典型的快播王欣受處罰的核心構成要件。
不能以“技術無罪”逃避責任
技術確實是無罪的，因為最后有罪的是人。王欣被判刑，而不是技術被判刑。他這句話也證明了他后面的結局。這句話本身沒有問題，但是有一個問題，技術看是什么技術，看如何使用，跟菜刀一樣。只不過技術除了中立性之外，它有法律底線在里面。之所以王欣出了問題，快播出了大的問題，因為他的整個技術完全在于規避法律，在于去增加用戶的黏性，它實際已經不是P2P的技術了，它是把用戶看過五次以上的視頻和信息作為一種熱門，網絡平臺把這些視頻通過緩存的方式拿到了自己平臺里面，等別人離線的時候也可以向用戶推薦。這并不是用戶對用戶了，而變成平臺發送內容。平臺發送內容的話就非?？膳铝耍脚_就不是網絡服務提供者，而改變成網絡內容提供者。它改變了性質，所以王欣要承擔傳播淫穢物品罪。技術無罪這句話用在王欣身上，說的再恰當不過，最后他自己要承擔法律責任。
當然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但是他給我們留下來的問題，現在依然存在。我們現在看一些互聯網平臺，他們依然是打著技術無罪的幌子。像張一鳴曾經講過算法沒有價值觀，這就是“技術無罪”的翻版，這是非?？膳碌摹Ｈ绻總€平臺都說技術無罪的話，那么出現問題的時候，平臺下句話就是我不承擔責任，我只賺錢。這樣的平臺是“德不配位”的表現，你的德行沒有達到你這么高的位置，所以政府、法律才對他們采取措施。要提醒每一個平臺，技術不是無罪的，技術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你考慮商業利益的同時，要考慮到社會利益，不然的話就要承擔法律責任。
視頻平臺應補齊責任“短板”
平臺不同承擔的責任不一
平臺在整個傳播過程中，如果我們針對互聯網直播平臺來說的話，是幾種身份。第一種身份是內容提供者，比如說視頻是愛奇藝發布的，比如說是騰訊視頻發布的，它購買的版權，它發布的作品一旦出現問題的話，平臺要承擔跟傳統媒體一樣的責任。
另外一個就比較復雜，平臺就是一個網絡服務提供者，內容是網民發布的。在這個時候平臺要承擔幾方面責任：第一，一定要暢通舉報渠道，一旦作品有問題，違法違規或者侵害他人權利的，有用戶去通知的時候，平臺要馬上采取必要措施，斷開鏈接、刪除或屏蔽，這是法律的直接規定。還有一些比如說像快手、火山小視頻、抖音這樣的視頻平臺，對于一些視頻點擊量非常高的時候，我們所說的熱門帖，這個時候平臺有檢查的義務，它到底能不能上熱門?不需要別人通知再去看一看。如果熱門之后本身作品還是違規的，平臺怠于檢查的話，平臺就要承擔責任。
平臺無論大小 法律、社會、道德責任一個都不能少
平臺承擔責任，籠統上講有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法律責任，第二層面是社會責任，第三個層面是道德層面。所有的平臺無論大小，法律責任是一樣的，一個有7億用戶的平臺和一個只有700個用戶的平臺，它的法律責任是平等的。
不同之處在于社會責任不一樣，注意義務不一樣。比如說人員審核，扎克伯格臉書事件之后，他曾經一度想把臉書的審核人員提升到3萬人，今日頭條和快手也在提升審核的人數，為什么要提升?因為以前它沒有做到，它認為自己還是小平臺。但在短短的幾年以內，像快手有7億用戶，原來的兩三千人審核肯定不行，你得擴充隊伍，所以社會責任就體現在法律責任上，如果人員沒有配備到位，就沒有盡到責任。
最后一部分是道德責任，道德層面的責任更多的只是算法問題。大的平臺做到大之后，承擔完法律責任、社會責任之后，主要是在算法上要有道德性在里面。特別是在中國，有抽象法，有具體判例，對于一些新的領域完全沒有判例，也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過于抽象的時候，平臺更多的需要道德來左右自己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