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前不久發表了天則研究所的署名文章，稱中石油的反腐風暴“有更深遠的意義”，那就是以中石油反腐為契機，“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清道”。作為在移動互聯網浪潮下蓬勃興起的創新產業，智能手機的APP領域也到了該為發展清道的時候了，而且當下，正好有這樣一個大好的契機。
三個看似關系不大的事件串聯起來，構成了這次契機的主要線索：一方面，央視針對手機預裝給用戶帶來的困擾和利益損害，在《每周質量報告》節目中進行了曝光;另一方面，針對360手機助手強行誘導用戶卸載”的惡性行為，小米、百度公開予以反擊(據北京日報);而最值得關注的是，國慶前一天習主席率領的中央第九次集體學習“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題，走出中南海、把課堂搬到了中關村”，包括百度李彥宏和小米雷軍在內的國內互聯網精英“都為委員們做了講解”(據新華網)。在新聞當中我注意到，沒有自詡“創新典范”的周鴻祎出場。
大約從安卓為開發商提供了充分的開放性那一天開始，智能手機的APP世界就陷入了一個悖謬的生存環境中，開放既導向發展也招來惡行，惡行又反過來影響發展，也桎梏開放。以至于到現在某些應用可以說無所顧忌地侵犯用戶利益，而某些以安全衛士角色自居的“超級應用”更是渾水摸魚、甚至趁火打劫，扛著為用戶牟利的大旗，肆意踐踏用戶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借機打擊競爭對手。有了對用戶信任的竊取在先，再說什么“建議立即卸載”，實質上就是強制卸載。
毫不夸張地說，從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借助眾多非技術性用戶因為對技術安全的認知缺陷和被脅迫的需求造成的強大依賴心理，某些企業及其產品線逐漸建立、鞏固和擴大了自身的話語權，并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事實上的壟斷地位。這些產品不僅罔顧用戶最起碼的知情權和最神圣的選擇權，而且嚴重擠壓了競爭對手甚至其它利益無關企業的生存空間。
為什么這些所謂的“安全衛士”一類產品可以具有如此之大的能量?因為作為一家企業，它缺乏基本的競爭道德和底線，可以肆意運用非正當的技術手段(換個詞兒即黑客手段)劫持非技術用戶，追求自己的客戶目標以及經濟利益目標;而在騙取了用戶信賴之后，它搖身一變又成為了凌駕于企業之上的產業裁判，可以將任何一個競爭企業和競爭產品打入地獄，沒有人能夠監督這樣一個“超級企業”。這種又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場景，我們早已屢見不鮮，其結果可想而知。說它是互聯網界的中石油，我想沒有人會反對。如果將這種行為比作智能手機App世界、移動互聯網虛擬空間里的“國進民退”，我想可能用戶能夠理解得更加深刻一些。
在智能手機和APP產品蓬勃發展的年代，這種“裁判和運動員一體化”的企業和產品有足夠的能量，阻礙移動互聯網產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們必須迎來一場變革，將用戶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徹底還給用戶，甚至從根本上清除這種毒瘤。
在這一點上，我贊同百度的產品理念。我注意到，無論是百度的手機助手還是安卓優化大師，都是將選擇權和控制權完全交到了手機用戶的手上。無論是針對系統預裝的諸多應用，還是隨著時間積累用戶自愿下載安裝的應用，百度都只是通過智能分析，將應用的運行狀態和設置、資源消耗等等幫助決策所必需的信息一一呈現給用戶，做到了“只服務于用戶決策，絕不參與用戶決策”的角色本分。
而對于卸載和清理，百度手機助手也是持“你的手機你做主”的態度——根據使用頻率的多寡，對用戶嘗試安裝之后很長時間沒有使用的應用做了一個“猜你不喜歡”的友情提示，你可以選擇忽略，也可以選擇卸載——完全不像某安全衛士那樣赤裸裸地進行威脅式“卸載建議”，更不可能因某產品源自競爭對手便直接打入另冊。
存在主義大師薩特認為，“自由而獨立地做出決定不僅在比喻意義上，而且確確實實經常性地需要經過焦慮的痛苦和內心的斗爭”。正是借助了人性的這一弱點，某“安全衛士”才能夠如此深入地滲透到每個用戶的電腦和手機，利用部分用戶對選擇權的放棄做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而百度今天通過手機管理產品倡導的，是教會這些用戶拿回并充分行使自己的選擇權。
羅洛·梅在心理學名著《人的自我尋求》當中說：“人必須接受實現自己的命運這種責任，它意味著一個人必須自己為自己做出選擇這一事實”。放棄選擇權，就意味著給不法分子創造可乘之機，不管不法分子存在于現實生活中還是移動互聯網這樣的虛擬世界，道理都是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