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調查報告，截至去年5月，美國人的智能手機擁有率已達35%，在25~34歲的人群當中，這一比例更是高達58%。在特定的社會階層，智能手機甚至被視為圈內人的標志。這是否意味著“全民智能機”的時代即將到來?
至少作家泰迪·韋恩并不這么認為。作為紐約“反智能手機小組”的中堅力量，韋恩似乎從不介意他人或驚訝或鄙視的目光，因為在他看來，“擁有與自己的頭腦獨處的時光”，才是最重要的。
智能手機的失敗與偉大
《淺灘：因特網對我們的大腦做了什么》一書作者尼古拉斯·卡爾認為，智能手機的確能提高用戶的多線操作能力，然而所謂多線操作通常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狀態下進行的，長此以往，用戶的持續聚焦及深度思考能力亦將受到損害。
更重要的是，智能手機使得“24小時在線”成為現代人的生活常態。所謂“計算機輔助型網上沖浪強迫癥”亦有可能出現在智能手機用戶身上，唯一不同的是，對后者而言，這一癥狀有可能“從你醒來的那一刻持續到入睡前”。“我們已失去與自己的頭腦獨處的機會……任何時候，只要有一秒鐘的空閑，我們都會不由自主地翻開智能手機，希望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么。”
作為一名重度刷屏癥患者，作家喬納森·塞弗倫·弗爾日前不無驚恐地發現，自己居然在“一邊查看郵件，一邊給孩子洗澡”!這促使他下定決心扔掉那部價值不菲的智能手機。“保持聯系固然是好事，然而我們聯系的對象卻成了毫無意義之事，比如，不斷刷新郵箱，刪除陌生人的郵件。”弗爾表示，忍痛割愛的最大好處便是，寫作時的注意力集中度有了顯著提高。
如果說作家的技術恐懼癥源于對獨立心理空間的需求的話，那么曼哈頓腫瘤學家安德魯·愛潑斯坦的“反智立場”便是出于對醫護倫理的憂慮了。在討論重/絕癥患者治療方案的會議上，他經常看到“年輕的醫生正偷偷察看自己的智能手機”，這令他大為光火卻又無計可施。就個人而言，他可不需要“一款應用來告訴自己身處哪個城市或者附近有哪幾家餐館”。對于風行全球的智能游戲比如“水果忍者”或“憤怒的小鳥”，愛潑斯坦更是不屑一顧：“砍水果、彈小鳥?我可沒興趣。”不過，他亦承認，在與妻子外出度假時，偶爾他也會借用對方的iPhone或黑莓手機來查收緊急郵件。
防水防震的反智手機
那么，反智一族會選擇什么樣的手機?事實上，沒有什么比斯巴達式的“鈍感手機”(dumphone)更能表達出這種特立獨行的姿態了。
比如韋恩的Samsung Convoy，盡管外表樸實，功能更是少得可憐，然而它具備防水、防震、防摔特性，尤其適合野外使用。更多的“鈍感手機”走的則是華麗的復古路線，比如Urban Outfitters最近推出一款80年代風手機殼，厚實的底盤令人聯想起世界上第一部“磚頭”手機摩托羅拉DynaTac;品牌設計公司Yves Behar則是以精致的“舊大陸工藝”取勝，18克拉鍍金外殼再配上藍寶石水晶玻璃鏡片和陶瓷頂蓋，極盡奢華之能事，55430美元的售價亦令多數人望而卻步;由設計師海恩·梅威瑟和迪德里克杰·博克聯手打造的John’s Phone僅售100美元，手機背面的內置式地址簿和隱形筆設計可謂匠心獨具，盡管它唯一的用途便是接聽和撥打電話，連短信功能都欠奉。
“我可不想成為智能手機的犧牲品。”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吉姆·哈里奇認為，大多數手機應用的唯一用處便是浪費生命，而不是創造生產力。更重要的是，24小時在線使得家庭與工作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因此，每當有同事對他的卡西歐翻蓋手機嗤之以鼻時，他都會堅定地回上一句：“這可是防水防震的!”哈里奇承認自己有朝一日終將向智能手機“繳械投降”，不過，“我至少還能再堅持一年。”這位25歲的高級評估分析師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