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尹菊 編輯 | 范志輝
1959年，鄉村歌手Marty Robbins發行了歌曲《埃爾帕索》（El Paso），講述了一個深陷愛河的牛仔殺死情敵，最終自己也被殺死的悲劇故事；1973年，雷鬼樂之父Bob Marley發行了歌曲《我射殺了警長》（I Shot the Sheriff），歌中同樣以第一人稱講述了一名男子射殺警長的故事。
早在二十世紀，暴力、謀殺、犯罪就成為了流行音樂的共同主題之一。前者憑借著《埃爾帕索》（El Paso）獲得格萊美獎；后者因為《我射殺了警長》（I Shot the Sheriff）聲名鵲起……
但奇怪的是，當說唱音樂遇上暴力、謀殺、犯罪，其歌詞卻會被當作呈堂證供。即便它可能與《埃爾帕索》（El Paso）和《我射殺了警長》（I Shot the Sheriff）一樣，都屬于虛構故事。
近年來，在Tekashi 6ix9ine案、Lawrence Montague案和Young Thug案等案件中，說唱歌手被控重罪，其中歌詞屢被當作犯罪證據，這也引發了美國社會各界的持續關注，并隨之展開行動。
11月初，來自三大唱片、Spotify、TikTok、Live Nation、KOBALT等平臺的藝術家、行業領袖和自哥倫比亞、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和耶魯等大學的法律和人文在《紐約時報》和《亞特蘭大憲法報》發表了一封名為《被審判的藝術：保護黑人藝術》（Art on Trial: Protect Black Art）的公開信，呼吁限制在美國法庭上使用說唱歌詞作為刑事證據。
那么，為什么說唱音樂總是被“揪辮子”？引入歌詞進行斷案到底合不合理，“因詞獲罪”對于說唱歌手及說唱界又意味著什么？
長久以來的說唱審查
事實上，音樂審查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在守護人民耳朵這件事情上，各國有相同的需求和宗旨。
縱覽音樂發展史，不同國家采取了不同的審查舉措，將音樂活動置于法治框架內。譬如，斯大林時期設立了樂曲審查辦公室，審查演奏會曲目、待出版的曲譜集、歌劇樂譜、電影配樂等；美國開創音樂分級管理先河，通過審查對音樂的負面社會效應實施強制性補救；我國則是按照不同組織的具體職能分工賦予了不同的音樂審查權責。
其中，說唱音樂往往成為各國重點審查對象。因為根源上的抗爭性和反叛性，加之對社會的犀利洞察與尖銳批判，說唱音樂屬于挑釁性、攻擊性極強的硬核音樂。但并不是社會所有的real面都能被搬到臺面上大談特談的，何況是以如此直給的方式。
這還與說唱音樂總是離不開藥物、毒品、暴力這些危險元素有關。 其中不得不提到匪幫說唱(Gangsta Rap)這一風格。1987年，Ice-T在歌曲《6 ‘N the Mornin》中用一個犯罪者的角度將槍支、毒品等犯罪元素融進歌詞，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風格——匪幫說唱。
盡管許多說唱歌手公開表示，他們對毒品、暴力的提及和其他非法活動一樣是說唱藝術表達，事實上，Ice-T及后續匪幫說唱的代表人物如Eazy-E、Biggie和 2Pac等人的創作皆來源于真實經歷，關于豪車、槍支、金錢、毒品的匪氣是真切的。
2016，學者Dianna T Kenny和Anthony Asher在《流行音樂家的預期壽命和死因：流行音樂家的生活方式是毀滅之路嗎？》（Life Expectancy and Cause of Death in Popular Musicians: Is the Popular Musician Lifestyle the Road to Ruin?）中統計了不同風格音樂人的死因，發現rapper有一半死于兇殺，2014年之前死于槍殺的rapper占一半，且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印證他們的創作與真實生活密切相關，歌詞里的酒精、毒品、暴力并非完全虛構。
此外，說唱音樂中不雅內容及臟話比比皆是。早在2013年，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學者孟瑋對2002-2012年Billboard Top Rap Songs歌詞進行了分析，其發現說唱音樂“厭女癥”盛行，女性屢屢被叫帶有侮辱性的稱呼。2017年8月，大數據文摘從網易云音樂和蝦米音樂的“嘻哈”標簽和嘻哈音樂排行榜抓取了5700余首嘻哈歌曲，分析了將近300萬字的歌詞，發現Rapper的最愛是票子和妹子，愛用“fuck”、“bitch”、“shit”，在歌詞中表達的情緒多是負面的。
盡管說唱音樂不是唯一帶有暴力、性和臟話的音樂流派，也不是每一首說唱歌曲都包含此類信息，但說唱音樂的相關內容往往更甚，更容易讓人感到冒犯和不適。
這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說唱音樂是審查的“重災區”。
大致來說，對說唱音樂的審查往往來自行政層面，尤其發生在與主流價值觀及公共利益的沖突之際。相關部門往往會通過立法規制、行政監管等方式進行審查和治理。
譬如PG ONE夜宿門及歌詞事件后，其作品被全網下架并封殺，還直接導致了文化部門對說唱文化的嚴格審查管控，引起演出停辦、歌曲下架等連鎖效應。在2020年，國家文旅部發布《文化和旅游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演出市場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從政策層面指出要“加強重點演出票務監管，對音樂節慶類演出活動，要重點對電音類、說唱類節目進行審核把關”。
與之相應地，行業協會、大眾傳媒、娛樂演藝機構等組織自覺或被動審查。2021年9月，中央宣傳部印發《關于開展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進一步強化行業管理，加大對違法失德藝人的懲處，禁止劣跡藝人轉移陣地復出。
除了全網下架作品、全平臺封殺說唱藝人之外，還存在刪改歌詞、臟話一如既往被【嗶】掉、年齡分級限制、警告標簽等較為溫和的處理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大眾對說唱音樂傳播也有相應的價值期待，這既是對說唱媒介文本的公共性要求，也是對說唱歌手個人的形象監督。比如3Bangz、高天佐、光光、小口酥等說唱歌手被爆出黑料，這些黑料涵蓋了從歌詞辱女、暴力問題到歌手情感糾紛等方方面面。在巨大的輿論壓力面前，涉事的說唱藝人選擇發布道歉聲明、清空微博，甚至暫時退圈。
可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對音樂都實施了審查，說唱音樂雖然不是唯一被審查的音樂流派，但它的確走得更不容易。
說唱歌詞當法庭證據，為什么是危險的？
盡管大家對說唱音樂內容里提及到的性、藥品、暴力等是否會直接影響社會公共利益，尤其對青少年的成長不利有爭議，但文化部門有這方面的擔憂不無道理。
有些審查是必要的，也是大眾可以接受的。起碼它釋放的信號表明，對于說唱音樂，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態度，只是指出了目前行業里亟待規范的一些問題。但在法庭審判中對說唱歌詞進行審查，實屬矯枉過正。
實際上，說唱歌詞越來越多地被司法機關用作不利于被告的罪證。據華納音樂稱，專家在公共記錄中發現了500多起涉及說唱作為證據的案件，而只有四個非說唱歌詞被作為證據提交——其中三個案件被駁回，一個在定罪后被推翻。這意在說明，法院、控方正通過司法力量將說唱定義成罪證，而不是藝術。
毫無疑問，這類只針對說唱音樂的嚴厲審查是不合理的、不被接受的，甚至是危險的。
首先，音樂藝術是創造性的表達，不是犯罪計劃的藍圖。2005年說唱歌手Vonte Skinner入獄，其作詞筆記本作為呈堂證供。盡管這些血腥、暴力的說唱歌詞沒有提及具體的槍擊事件或實際受害者，它不是一份“回憶錄”，而是在犯罪發生前數月和數年寫成的，最終他被判犯有謀殺未遂罪，直至2014年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才推翻了這項定罪。
顯然，這種做法是在用說唱歌詞做推理“游戲”，將創作定義為真實威脅。
此外，這種審查傳遞著有關部門對說唱音樂的偏見與誤讀。我們不難達成共識，說唱音樂可貴的是說唱精神，它不全是陰暗的拜金、槍支、毒品、厭女，它也不只是為了娛樂。說唱表達，它為更多原本被忽略的、忽視的、看不見的人與事物發聲，它與陰暗面抗爭，也同自我抗爭。
恰如說唱團體Public Enemy的領軍人物Chuck D所言，“說唱是黑人的CNN”。 對于黑人及其它處于弱勢的社會群體和族裔而言，說唱則是為他們發聲的“喉舌”。
通過說唱，他們講述個人故事，展示現實世界，表達個人政治意見。它傳遞著年輕人，尤其是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年輕人的沮喪與破碎感，這種沮喪與破碎感并不是毫無價值的。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研究人員在《流行說唱音樂中心理健康話語的內容分析》（A content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discourse in popular rap music）一文中指出，諸如 Drake、Post Malone、Juice Wrld、Eminem、Lil’ Wayne、Jay-Z、Kanye West等主流說唱歌手的打榜金曲中，有越來越多直白的情緒表達。他們在歌曲中正面談論和解決心理健康會影響年輕人的態度，或如何看待面對心理健康問題的自己。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背后存在潛在的種族問題，它可能是對少數群體和社會邊緣人的偏見，最終負面的內容轉變成為人們對說唱音樂及少數群體的刻板印象。
很顯然，說唱音樂作為一種黑人音樂類型，它的半壁江山是黑人打下，也是黑人在守。當檢察官、法官自然而然用歌詞來驗證自己對黑人暴力的預設，本身就是對黑人的歧視。
2014年，前洛杉磯檢察官Alan Jackson在Tell Me More節目中坦言，“如果我們懷疑某人犯罪，并且在他們手中發現了說唱音樂、說唱歌詞等，這往往會證實我們對那個人的其他證據”，他的確也在自己經手的謀殺案中引入了說唱歌詞作為證據。實際上，這反映了檢察官使用多種策略來引入說唱歌詞并確保定罪。
這與美國法律研究員Charis Kubrin等人的實驗研究結果一致，他們在《Rap音樂的威脅性》（The Threatening Nature of ‘Rap’ Music）一文中指出，美國人更有可能將說唱歌詞標記為具有威脅性，美國刑事司法系統借此用說唱歌詞起訴有色人種，陪審員對說唱音樂的流派、慣例不熟悉或存在刻板印象，更容易做出偏見判斷。
這種錯誤的制造偏見的不公正方式逐漸引起爭議。今年涉及當紅說唱歌手Young Thug和Gunna的 YSL RICO 案（Young Slime Life廠牌成員涉嫌違反《受敲詐勒索和腐敗組織法》）更是給了藝術家們推動變革的動力。除了華納音樂此次的請愿外，在今年年初，說唱歌手Jay Z 和Meek Mill、 Killer Mike、 Fat Joe、 Robin Thicke等人就一起聯名推動紐約立法，限制說唱歌手歌詞被用作犯罪案件的證據。
此前，社會各界也意識到了在審判中審查說唱歌詞的威脅性與危險性，紛紛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發力、謀求變革。2021年11月，紐約市參議員 Bran Hoylman 和 Jamaal Baily 向參議院提出管控及阻止檢察官及法庭采用說唱歌詞作為呈堂證供；2022年8月，來自佐治亞州的黑人民主黨國會議員漢克·約翰遜（Hank Johnson）提出了《恢復藝術保護或說唱法》。
把說唱歌詞從音樂中分割出來并宣布寫詞的人有罪，這不是對說唱音樂的公正對待，也難使眾人信服。
結語
盡管有檢察官辯稱暴力歌詞可以成為嫌疑人精神狀態的線索、是一種調查工具，將其作為犯罪證據有實際價值，但說唱歌詞=認罪、剝奪說唱音樂人講故事的權利，無異于飲鴆止渴。
這種針對說唱音樂的無理審查，只會激起更多的“對立”之心，讓那些原本不支持暴力、性、毒品等歌詞的人因為對自由表達和人權的支持而轉變態度。
歸根結底，讓說話者如履薄冰，便是虛假的自由。但愿，歌詞是rapper的武器，而不是殺死rapper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