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肉松
如果關注過主旋律影視劇會發現，基于特定的時間和故事背景，其中總少不了外國軍官、士兵等角色。盡管戲份有限，但他們背后正是一群常駐中國的外籍演員。
前不久，撤僑題材的《萬里歸途》熱映時，飾演反叛軍的埃及演員埃米爾在片場痛哭的短視頻廣為流傳；《狙擊手》里飾演美軍狙擊手的曹操、柯國慶都是領銜主演，外籍演出的名單在《長津湖》的片尾字幕滾了好幾屏。
跳出主旋律范疇，有《唐朝詭事錄》《長安十二時辰》，把時間線拉得更長，還有《蝸居》《杜拉拉升職記》……
由此讓人好奇的是，外籍演員在中國是市場剛需嗎？他們是如何在這里逐夢演藝圈的？又面臨著哪些機會和挑戰？
演員楊傢量清楚地記得，為了給過生日的姐姐一個驚喜，自己在2020年1月19號落地家鄉馬來西亞，等他再回中國，已經是今年5月的事了；喜喜樂福影視文化聯合創始人Lisa曾有十余位簽約演員，但過去三年，其中80%都分散在各自的國家；
幾個月前，選角導演梁子正為還有3天開機的電影頭疼，原定的外籍主演之一沒有取景地甘肅的工作簽證，只能臨時換人，而假設他有一位中國太太，至少還能借由陪同身份爭取進組……
對話演員、經紀人、選角導演后，娛樂資本論發現，外籍演員有點像國內影視行業里的一份小眾職業。
一方面，市場上較為活躍的外籍演員在1、200個，因為稀缺而具有一定的競爭力，群演的片酬高出橫店群演五、六倍；另一方面，這份工作也有很強的不穩定性，抗日題材的式微就直接影響了日本演員的發展，外籍身份本身就會帶來諸多限制……
論數量，中國的外籍演員或許是多于觀眾想象的，但站在行業視角上又是稀缺資源。
籌備《長津湖》時，劇組剛開始找了1500名外籍演員。梁子表示，這個數字已是極限，因為需求主要來自于大場面，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只是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比如留學生，而國內有較多拍攝經驗的外籍演員大概在1、200人。
從業近二十年以來，Lisa曾為《我的娜塔莎》《戰火中的芭蕾》《建軍大業》《建黨偉業》和《流浪地球》等多部影視劇提供、推薦過外籍演員，比較來看，如果說一部戲里的中國演員可以百里挑一，那飾演同一角色的外籍演員能做到三選一，就算是很幸運的情況。
另一方面，外籍演員的大眾認知度處于模糊地帶，他們既無法像國內的演員那樣被定義成明星，也明顯有別于活躍在海外影視行業的演員。
提到在中國發展的外籍演員，觀眾能直接叫得出名字的并不多，小娛嘗試詢問過身邊的幾位朋友，大家給出的答案相對統一：矢野浩二、曹操。相比之下，更容易被想到的是角色或作品。甚至有時候，要看到幕后資料才能將演員本人與不同角色對上號。
已經在中國生活17年并參與過多部影視劇的美國演員史蒂文 · 韋德斯表示，自己出門時經常被認出來，而他觀察到，大家記住的是角色名，80、90后女生一般叫他何好德或者Mark，分別是他在《杜拉拉升職記》和《蝸居》里的名字，至于上了年紀、更關注主旋律的人，則大多會提到2020年播出的《跨過鴨綠江》。
如此看來，外國人常駐中國做演員有點像從事一門“小眾職業”。
而在這群從業者中，有的是科班出身，比如日本演員大冢匡將、馬來西亞演員楊傢量，都有在中戲表演進修班的學習經歷，對演戲抱有極大的熱情；也不乏在機緣巧合下接觸到廣告和影視的，在演戲之前，史蒂文 · 韋德斯最早在上海電視臺擔任主持人。
按國別劃分，俄羅斯、烏克蘭人居多，這也和廣告、模特行業的需求有關，也因此，他們大部分生活在上海。其次，來自歐美國家的演員也很常見，而在前不久的《萬里歸途》中，除了一位俄羅斯人，其他幾位主要的外籍演員則分別來自埃及、以色列、土耳其。
也因此，從形象上來看，國內的外籍演員最普遍的是白人，男性多帶有商務范，也有不少擅長跑酷、格斗的，在演動作戲時更有優勢，女性則有很多金發碧眼的類型。
往前追溯，在這份小眾職業背后，能看到市場逐漸形成的過程。
Lisa最初接觸外籍演員經紀工作是在2005年，她告訴小娛，那時的需求更集中于廣告、宣傳片，直到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的帶動下，開始出現涉及外國人角色的影視劇，比如體育題材的《一個人的奧林匹克》，如今被概括為主旋律的革命歷史題材也受到更多青睞。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13年、2014年，這一時期，是影視行業對外籍演員有極大需求的高峰期。
同時，國內對外籍演員的市場需求也能體現出行業環境及政策的變化。
大冢匡將曾是Lisa的簽約演員之一，出演過《南京！南京！》《廚子戲子痞子》和《永不磨滅的番號》等影視劇。但隨著主旋律影視劇的背景從抗日戰爭變為抗美援朝，之前每年要輾轉2、3個劇組的他，戲約也大大減少。
《永不磨滅的番號》
另一個帶來重大影響的因素是老生常談的疫情。
在2020年之前，Lisa的簽約外籍演員共有十余位，但疫情爆發至今的近三年時間里，其中的80%都在自己的國家。梁子微信上能直接聯系到的三、五十位外籍演員中也有一多半處于相同狀態。
他們的被動失業則給留在中國的演員制造了機會，也促使外籍演員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迭代”。用人之際，比較典型的現象是，原先只能演特約的演員可以接到戲份更重的角色，比起原先那批經驗更豐富的演員，其形象和演技等方面可能有所欠缺，在現場拍攝時需要花更多時間去調整。
有意思的是，Lisa和梁子都提到，每次和身處海外的演員溝通時，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想回中國，會問他們有沒有辦法幫助自己，但要做到這點很難。
今年5月以前，楊傢量也是其中一員，其“返華歷險”持續了兩年多。此前參與網劇《唐人街探案》《八佰》的經歷，為他積累了不少行業資源。所以這段時間里，他一邊做副業，一邊在線上與中國的經紀公司、選角溝通，希望借由簽約或其它工作機會回到中國。
《唐人街探案》角色照
最終，他在朋友介紹下簽約了現在的經紀公司邁亞文創文化，后者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解決了簽證問題，其經紀人夏森美和林瓗表示，整個過程之復雜完全可以拍一部電影。撇開其間種種，楊傢量個人就在機票等各項開銷花費了近10萬。
機票熔斷的情況下，即使訂到了機位，他還是因為一點波折遲到了，因而錯過兩個很重要的機會：一個是出演寧浩導演的《紅毯先生》，一個是面試《一年一度喜劇大賽2》。
不管是仍身處海外的演員，還是已經重返中國的楊傢量，他們的這種意愿和決心也引出了另一些讓人好奇的問題：在中國做外籍演員的吸引力在哪里？這份小眾職業究竟好做嗎？
首先從實際一點的角度來說，即在中國做外籍演員的經濟收益。
小娛了解到，他們的待遇依角色量級而定。類比國內演員，同樣是分梯隊的，但梯隊間的差距不算太夸張。群演的片酬是橫店群演的幾倍，也就是一天800到1000，特約的單日片酬能夠達到幾千、近萬，如果是戲份更重的主要演員，這個數字能達到幾萬。
盡管不能與明星相提并論，但這只是演戲的單方面收入，大家通常不會把精力投入在這一件事上。史蒂文 · 韋德斯平時也會做主持、拍廣告、運營自媒體，還在莫干山投資了民宿；回到中國之后，楊傢量也在堅持做國際貿易和線上直播的副業。
梁子和不少外籍演員聊過，能感覺到對方是真心喜歡中國的生活，相對安全穩定的環境、美食等都是讓他們留下來的因素。由于市場需求長期存在，他們面臨的競爭壓力也并不大，也算一種“何樂而不為”。
楊傢量則屬于另一類代表，為了更好地實現做演員的目標，所以想在行業發展程度高于馬來西亞；2019年，在中國演了80多部影視劇、因《紅色》被觀眾熟知的日本演員高島真一選擇回國，他曾表示愿意繼續演員，但日本演藝圈競爭激烈，沒有劇組會邀請自己。
娛樂資本論，贊6
回歸演員的本質，國產影視劇留給外籍演員的發揮空間其實相對有限。
盡管選角流程并無區別，但對外籍演員來說，在演技、臺詞等各項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外形。
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細節是，只要外形符合，演員與角色甚至不需要在國別上完全適配。《萬里歸途》中來自各個國家的外籍演員演的都是阿拉伯人，其中的埃及演員埃米爾在接受采訪時提到，自己在不同影視劇中演過英國人、法國人。Lisa表示，這種情況很常見，某次尋找印度演員時，有人告訴她找巴基斯坦人也是一樣的。
也因此，相比其他演員，外籍演員也更難去做一些走出舒適區的嘗試，能演什么角色都是定數。
大家都知道日本演員是反派專業戶，這背后有歷史淵源。而埃米爾曾飾演過多國壞人，更多是因為外形上符合大家對壞人的刻板印象。與之相反，經常被人說長得像兩任“007”結合體的史蒂文 · 韋德斯拿到的多是老板、商人這類精英角色，想演反派也沒有機會。
從人設上講，很多情況下，外籍演員的選擇多是特定題材中偏功能性、標簽化角色，比如軍旅、戰爭題材中的軍官士兵，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屬于所謂的反派，埃米爾就曾表達過飾演壞人的困擾。
這在日本演員身上極為常見。在抗戰題材盛行的某個階段，很多作品中的日本軍人都由中國人扮演，也是因為這些角色行為丑陋，讓日本演員難以接受。
至于另一些常規題材影視劇中，只有偶爾才會出現生動、立體的外國人形象。史蒂文 · 韋德斯在《蝸居》中的Mark算是一個——作為男主宋思明的朋友，與兩位女主的人物線也有強關聯。但這部劇是2009年的作品。
而對于戲份較重的個性化角色，如果預算足夠，片方有時候會更傾向于找有一定知名度的海外演員，其名氣和演技都能帶來加持。比較近的一個例子是《長安十二時辰》，葛老的飾演者查曼·翰蘇是來自好萊塢的非洲男演員，曾兩度提名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但如此操作的另一個前提是沒有疫情的阻礙。在看完《長津湖》之后，不少觀眾反饋，影片中幾位美軍將領的氣場、演技有所欠缺。據小娛了解，劇組也曾考慮過啟用好萊塢的明星演員，因為疫情而沒能實現。
所以整體上，在故事背景、個人形象的限制下，常駐中國的外籍演員們很難拿到“新”的劇本。
跳出創作層面，如果不是有明確需求，大部分劇組對外籍演員都是避而遠之的。
國內還有部分在外形上異域感較弱、可以直接飾演中國人的外籍演員，楊傢量及其同公司的加拿大籍演員龐嶼濃都屬于這類。但很多時候，不論他們與角色的適配性如何，直接就因為國籍問題被卡在選角導演那一關，無法進入核心主創的篩選范圍。
梁子坦言，這是因為啟用外籍演員存在不少“麻煩”之處。
比如工作習慣上的差異，最基本的是工作時長。一般來說，國內演員合同中的單日工作時長是10小時，但外籍演員通常堅持8小時工作制，超時是另外的價錢。那劇組就要考慮，是為了控制時長、協調拍攝場次，還是直接支付更多的片酬。
其次是語言問題，除非是硬性需要，比如同期聲、口音上的考量，否則選角往往青睞中文好的演員，以便節省溝通成本，這個成本也指實際成本。據了解，拍攝《長津湖》時，有幾十個不同語種的翻譯全程跟組。
根本問題還是在于外籍身份，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普通賓館都是沒有資格接待外賓的，只能單獨給外籍演員安排星級酒店，不便于控制成本和溝通工作。
梁子遇到過這種情況，由他擔任選角導演的電影《培黎之光》取材自真實的歷史事件，講述新西蘭教育家路易·艾黎和英國記者喬治·何克創辦工藝學校的故事。所以兩位主演都是外籍演員，他們住的酒店與劇組大部分人相距較遠，由此多出很多類似送飯這樣的瑣事。
而當時更棘手的是，還有三天開機都沒定下演員，因為一位原定主演的工作簽證不適用于拍攝地甘肅，只能臨時再找。他表示，這種情況其實很常見，但如果演員和中國人結婚了，便可以取巧解決，即以陪同另一半的名義前往處于各地的劇組。
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國內演員不同，外籍演員的競爭優勢不在于演戲本身，而是工作中的配合度，具體體現甚至是與中國人結婚、搞定簽證。
最后，隨著近幾年主旋律影視劇的數量增加，外籍演員也屬于剛需。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的機會嗎？
其實大冢匡將的經歷已經體現出，外籍演員的職業路徑存在不穩定性。在相關政策和行業環境的變化下，工作機會的多少是分階段的，也可能說沒就沒。
Lisa認為，當下并非對外籍演員市場需求最大的時候，畢竟像《長津湖》《萬里歸途》這樣需要大量外籍演員的電影是少數，這份小眾職業、這一片不大的市場，更受疫情、影視項目銳減的影響。她最明顯的感受是，以往主動找上門的合作占多數，甚至需要頻繁地協調演員檔期，現在則更多地要查詢組訊、聯系選角，推薦自己的演員。
這也回答了前面的提問，主旋律影視劇的爆發并沒有為大面積的外籍演員創造更多機會，他們也在面對和大部分影視從業者相同的困境，而對于其中那些抱著演員夢、有更高職業追求的人來說，顯然在走一條更難的路，這份難也會讓他們做出不同的選擇。
高島真一2019年回日本，就是因為難以堅持，如今還是會在微博上和觀眾互動，看起來沒有再做演員；矢野浩二在不久前回中國拍戲了，還取了中文名“浩歌”，在最近的一條微博里表示，盡管演了40多部作品的反派，只要能演，他就會演下去。
錯過重要機會、沒能無縫進組的楊傢量相當于又要從零開始，但在他看來，怎樣都比留在馬來西亞要好，甚至也好于2020年離開前，起碼有了團隊和伙伴……未來究竟會如何？他們都在為自己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