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42年，是鄭小秋在導演創作上的鼎盛時期，“國華”與“金星”兩家影片公司高產量的出片壓力極大地鍛煉了他的獨立導演能力，自從在“金星”導演的影片《夫婦之道》《無花果》以后，鄭小秋的導演地位日益提高，《惜分飛》一片更是為“國華”贏得佳績，“國華”另贈一千元酬勞予鄭小秋以作獎賞，就連當時的《申報》也評價此事“實為創舉”。
正是這一時期，鄭小秋通過對張石川等導演的模仿與學習，漸漸形成了屬于自己的拍攝風格，這也為本文探討其導演藝術打開了另一維度的思考。
“約法三章”：電影工業化管理的初步探索
早期中國各大電影攝制廠尚未建立完善的規章制度，攝影場中常出現兩種極端現象：“遇到大場面，或者趕片子的時候，會忙得鬧烘烘地，日里拍了不算，還得連上來一個‘通宵’，遇到空暇的時候，簡直會使整個攝影場上靜悄悄地，連一個人影都找不出來。”這樣嚴重缺乏規律化的拍攝流程帶來的直接后果是演員的私生活的混亂和身體的消耗。
女星汪漪曾在采訪中透露，除了拍戲外，她每天晚上總在十點鐘睡覺，早上八點鐘起床。為保證上鏡狀態，演員們對于規律作息向來非常重視。
1941年，鄭小秋開始為“金星”公司導演《無花果》，為了保證劇組的健康運作，他向“金星”當局提出了每天八小時的工作制度，這一工作制度并非鄭小秋首創，早在1934年“明星影片公司”成立十二周年時，“明星”公司為扭轉不利局面。
當年3月就由鄭正秋、周劍云在公司發起了“八小時工作制”，旨在整頓公司、加強管理，時任“明星”當紅演員的鄭小秋目睹了這一制度為公司影視制作帶來的良性變化，于是在7年后再度提出“八小時工作制”，詳細規定每天的拍攝時間定于下午一點至九點，“提早通告，準時開拍”。
“八小時工作制”極大地平衡了演員生活與工作的時間，以滿足演員表演時的最佳狀態，這樣的提議不僅得到了“金星”當局的認可，出演《無花果》的女主角白虹對此亦大加贊賞。
“八小時工作制”的提出使得劇組拍攝時間有了可靠、穩定的標準，這種具有標準化流程的制定，使得電影工業流水線有了可復制的規范標準，這一提議在某種程度上也為《無花果》一片最終的呈現質量提供了基礎保證。
次年，鄭小秋又對片場提出新規定：從今以后，任何親戚朋友來參觀拍戲的，一律拒絕，就是當局者有人參觀，亦得鄭重考慮。
鄭小秋對拍攝片場的嚴苛離不開“明星”公司早期的培養，張石川、鄭正秋等人對電影一絲不茍的求精意識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這位新晉導演。
在宏觀上通過對片場監管機制的把控來規避電影生產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也是促使電影制作流程走向規范化的又一重要舉措。
1943年，“華影”出品的《合家歡》正式開拍，由鄭小秋、黃漢聯合導演，為更加專注投身于拍攝工作，彼時已深知片場管理對影片拍攝重要性的鄭小秋再次與“華影”簽訂約法三章，并由殷秀岑做中保：“在《合家歡》攝制期內，除攝影場外，平日不得離開家門一步，如有違背約法，應罰在新雅請客三天”。
這一簽訂使得片場的管理變得更加可控、透明，降低了由于無意識的現場管理而造成的人力、物力和時間上的浪費。
建立一個成熟的電影工業標準不在于對其上限的設定，而是對最低標準的把控，鄭小秋在攝影場的“約法三章”正是早期電影工業制作流程所需要的最低約束標準。
至此，鄭小秋完成了他對拍攝片場相對全面的管理制定，從宏觀上對電影制作流程的基本架構的設定，再到微觀上對拍攝時間、拍攝工期、演員管理以及拍攝環境的把控，形成了早期電影制作相對科學的、規范化的運作流程。
這些辦法的制定，不僅直接影響了鄭小秋日后拍攝習慣的形成，更是為早期中國電影工業化體系的布局、流程和分工提供了重要借鑒價值。
彈性制片計劃：電影工業流水線的運作保障
正因為拍攝作息的制定，劇組拍攝的效率大大提高，也使得鄭小秋養成了快速拍片的習慣，《奈何天》與《玉碎珠圓》雙管齊下同時開拍。
《歡天喜地》在被告知還剩九天就要上映的情況下依然順利完成了剩下一半進度的制作，影片公司長期高壓快節奏的制片要求訓練出了鄭小秋高效的拍攝習慣，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在上影廠工作期間，他仍然保持著干脆利索的拍片速度。
但如此快節奏的拍攝進度常常使得鄭小秋無心打磨影片細節，甚至有人直言不諱地指出“小秋現在導演出來的片子則默默無名，亂七八糟，推其原因，實在是快速度的制片計劃下害了他的”。
1940-1944年是鄭小秋作品頻出的四年，也是他毀譽參半的四年，這四年里他先后任職于四家影片公司：在“國華”公司拍攝的影片大多反響平平，《碧玉簪》和《三笑》更是兩次卷入聲名狼藉的“雙胞案”；在“金星”和“華影”工作期間他卻創作出了《香閨風云》《愛人》《逃婚》等廣受好評的作品。
究其原因，“國華”公司的制片制度最為苛刻，制片者為了瓜分利益不顧影片質量粗制濫造，多次“雙胞案”的出現正是“國華”當局急功近利的映證，相比之下“金星”的管理相對人性化。
而“華影”的三年雖然創作環境非常惡劣，經常也會受到各種原因的管控限制，但由于此時張石川身體抱恙且事務繁多無暇分身，影片導演的工作常常就全權交由鄭小秋來擔任，沒有了張石川這座“大山”的壓力，鄭小秋的導演才能反而進一步被激發。
正因為深諳彈性的管理制度對藝術創作的重要性，即使在必須用“避倦丸”撐過每天15小時工作時長的高壓拍攝中，鄭小秋也始終把現場的拍攝氛圍擺在最重要的位置，他曾指出“我覺得在攝影場上，最必要的條件是‘人和’。
只要全體工作人員都能真誠合作，雖然設別陳舊簡陋，我們還可以獲得相當的效果。我們是應該以技術上的精益求精來克服設備上的不足的！否則，必敗無疑”。
即使在面對工作失職的人員，他亦會采用幽默的方式化解，《中國電影畫報》就曾刊登過一則鄭小秋片場幽默化解尷尬的趣事。
在拍攝《惜分飛》時，鄭小秋正在片場為周曼華和馬笑儂講戲，反復解釋排練三遍過后，鄭小秋滿心得意地準備開機，開機前他照例搖鈴請樓上收音間的錄音師何懋剛試聽聲音，卻不料何懋剛趁著間隙早已跑到樓下和同組演員陶由大談笑話，這樣的情況在片場照理是大忌，但只見鄭小秋假裝若無其事走向演員陶由對他說：“請你上樓去聽聽聲音好不好？”
在一旁的何懋剛瞬間明白了鄭小秋的言外之意，不聲不響地跑上了樓。鄭小秋此舉不僅巧妙地化解了現場的緊張氛圍，使劇組的工作進度得以免受影響，也規避了此類事情在以后的拍攝中再度發生。
1960年，據時任上海電影廠編劇的劉立中先生回憶，鄭小秋最喜歡現場的即興工作，在當時推崇導演中心的電影圈里，鄭小秋一反常規，在片場格外強調集體創作，因此在鄭小秋導演的片場總是輕松融洽的劇組氛圍，鄭小秋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拍攝出了榮獲第一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榮譽獎的《水土保持》，以及百花獎榮譽獎的《中國武術》。
文藝創作不管在任何時候，都是一件偏個人化的事情，它誠然需要運作在一定的規范秩序下，但如果失去了主觀能動、失去了評論的自由、失去了自主發揮的空間，而用所謂的體制、政策、政治形態做過多的限制，這樣的作品必然會失去它的生命靈魂。
鄭小秋的導演創作經歷，就是體察管理者與文藝創作者二者關系把握最生動的例子。由此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演員趙丹那句震耳發聵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